（一）批评反冒进的经过

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会议进行的。

1957年9、10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批评反冒进的开端。10月9日闭幕会上，毛主席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还说：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毛主席提出要“复辟”被扫掉了的这三个东西。

全会后，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逐步公开了。11月13日发表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写道：“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2月12日，又发表了经过毛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他于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

二十四 批评反臂进

637 东停留将近一个月时间，并在杭州召开会议。会上，毛主席在发言中从治淮工程谈起，认为安徽人民1957年一个冬季就搞了16亿土方，超过过去7年的土方数量，说明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恩来等同志。

1958年1月6日，毛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毛主席原只想找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周总理对毛主席说，2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时间已经迫近，是否先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一下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这样，毛主席同意陈云、富春、先念和我到会。陈云同志因病未出席。会议初步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草案，并议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但会议的重点是批评反冒进，为发动大跃进做准备。

会上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同志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是作为被批评的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

1月11日晚，毛主席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638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毛主席还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1月15日，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草案）的汇报提要》的发言。发言分为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和1958年计划草案两部分。在1958年计划草案部分，我列举了1958年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并说明：工业总产值定为747.47亿元，比上年的628.1亿元（预计数）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定为642.5亿元，比上年的603.5亿元（预计数）增长6.5％，超过“一五”计划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应该说，这个计划不算保守。而且为了避免被说成保守，我还提出了实行“两本帐”的办法，即国家一本帐，为必成数；企业一本帐，为期成数。毛主席当时想的是搞得更快一点，同时也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对反冒进的不满，对我的发言并不满意，批评我是“中间派”，“假使不是偏右的话”。这个批评既是针对我在反冒进中赞成反冒进说的，也是针对我在制订1957年

二十四 批评反肾进

639 基本建设计划时，采取了反对计划指标偏高，也反对压得太低这一点说的。

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对柯庆施同志十分欣赏，一再提到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1月15日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还说，“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毛主席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在19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毛主席用比较平和的口气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

人。会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

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其中两次谈到批评反冒进的目的。3月9日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3月25日又说：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毛主席认为：：当年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作出反冒进的方针，没有事先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在国务院系统也脱离了多数的部。因为国务院也是两种意见，只有财金贸系统想少搞，工业部门是想多搞的。毛主席还着重讲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4月初，小平同志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成都会议精神。富春同志作全面传达，我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内容。我当时是按学习与独创、总路线、提高风格、唯物论四个问题传达的。

4月上旬，毛主席又到武汉主持召开了一次汇报会议。在4月5日周小舟同志发言时，毛主席插话说：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1957年比1956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实的。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毛主席还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国内外情况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顾不上开会；他那时是采取防御的，以后才逐步恢复三个口号。4月8日，叶飞同志汇报时，毛主席插话批评反冒进中强调的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臂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主席还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宋之问《灵隐寺》诗句）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

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毛主席修改工作报告时，在这里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不少同志在小组会发言时也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认为少奇同志的报告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嫌轻，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经过几个月的批评，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恩来、陈云、先念同志和我，又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已告一段落。毛主席在5月20日讲话时说：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5月23日，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毛主席在原来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道：《高潮》序言、促进委员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论十大关系、多快好省等都是在中央会议上通过了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但毛主席在讲话时，这些话都没有讲。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气”的，但最后处理这个问题时，基本上采取了克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