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今天的认识

回顾了批评反冒进的全过程之后，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估这段历史呢？从总体上来说，能不能作这样一个估计：批评反冒进是不适当的，批过了头，为以后的大冒进开了路。

批评反冒进，改变了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我们党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产生了失误，不仅在政治上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经济建设上也改变了八大批准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并把它说成是右倾保守，压制群众的积极性，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慢的建设方针，从而加以根本否定。

对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议》是肯定1956年的反冒进和在反冒进中提出的经

史上的这一问题澄清了。

长达半年多的批评反冒进，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毛主席的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这样，一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干部头脑就膨胀起来了，反过来又影响毛主席的思想。结果导致了“大跃进”的发动。毛主席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

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毛主席还多次讲，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这就等于只能反保守不能反

这样一种政治规定，显然有失偏颇，是很难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不能设想，在党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只会发生“右倾保守”现象，而不会发生冒

进现象。“右倾保守”和冒进都是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为什么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呢？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而对“右倾保守”又没有一个科学的划分标准，似乎坚持按比例平衡协调发展就是“右倾保守”，而调子唱得越高才越是“左派”。这种不正确的结论导致了经济指标越高越好、思想越“左”越好的空气弥漫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都拟订跃进计划、指标层层加码，不受约束。这样，“大跃进”就成了弦上之箭。毛主席在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如下的公式：冒进＝跃进＝马克思主义。于是，冒进也好，跃进也好，谁也不能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实践证明，不适当的过火的批评，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不利于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性。这次批评反冒进，历时半年多之久，其影响所及，在党内政治生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同意这种看法。毫无疑义，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持党的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维护和发展自己的一个重大武器

和法宝。如果放弃这个武器和法宝，党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就会削弱甚至衰亡。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党内的批评必须正确地进行，必须有充分的依据作基础，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大，而不能进行过火斗争，以势压人。批评的重点是正确地分清是非，目的是取得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和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党的工作。很明显，用这些要求来衡量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其失误之处是不少的。为什么说对反冒进的批评具有标志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转向不正常状态的严重性质呢？我想，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二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批评，不仅有事实不充分、论据不足的地方，而且言之过重、上纲过高，又是“右倾保守”，又是“像蜗牛一样爬行”，又是“促退派”、“观潮派”，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是“跟右派相距不远了”等等。这不能不说毛主席已有些居高临下，已离开了他自己曾经一再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我想，毛主席当时采用一些过重过激的批评言词，可能是让被批评的同志出身冷汗，尽快警醒，尽快接受他的意见。但问题在于，采取这种不适当的批评方式，使得被批评者（都是职位很高的领导同

志）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也不利于团结。三是，对反冒进的激烈批评，助长了“左”的思想的发展，为1958年“大跃进”的发动起了清道和催化的作用。总之，对反冒进的批评，可以说是“未收其功，先储其弊”，或者说弊多利少。其教训是深刻的。

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中，当然也讲了不少有道理的话。比如，他提出要扫掉“官风”，中央和省级干部一年要有几个月走出机关，要“一竿子插到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要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既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又要尊重科学；要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上来；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回顾50年代中叶，我国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处于奠基阶段，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不可能与世界经济发生广泛的联系和接轨。在缺乏国内外市场调节的条件下，在计划安排上强调有多少钱和物就办多少事，量力而行，不搞无米之炊，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否定计划安排上采取综合平衡的方法，超越国力和实际经济、社会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过分追求超高速发展，搞“大跃进”，效果是必然不会好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但这决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只能按部就班地缓慢地进行，而不可

以搞得快一点。当时，毛主席的本意是想找到一个搞得又快又好的办法，但没有找对。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对头，既充分运用好客观条件，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完全可以实现和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新政策，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经济的活力，使国民经济在1984—1988年间上了一个大台阶。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实践经验，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深刻指出：“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又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据此，党的十四大作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大决策。小平同志关于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是科学的。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精心组织，慎重从事，及时处理出现的重大问题，是完全可以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点的。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意义是太大了。我们研究历史，从研

究方法、思想方法来说，既要注意把握今天与昨天、现在与过去的历史的内在联系，并注意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启示和借鉴，同时又要注意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防止形而上学式的简单的类比和生搬硬套。我们一定要学会掌握“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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