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会议的酝酿和讨论
1958年3月11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建国以后8年中间逐步形成的。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里论述它的形成过程时，指出：
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一九五六年提出《（论）十大关系》，提出多快好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开始。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出来了一个反冒进，经过了一次曲折。一九五七年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一九五八年春南宁、成都会议上批判反冒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
我在本书上卷中说过，建国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由于建国以后各方面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尤其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毛主席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为此，毛主席夙兴夜寐进行研究和探索，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660
若干重大决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和重大方针政策；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进行了对反冒进的批评。经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毛主席的主张基本上被各级领导干部所接受。广大农村在1957年冬季迅速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至于如何才能把建设搞得快些、好些，当时是缺乏深入研究探讨的。以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关于这一点，党内是存在着思想认识分歧的。冒进、反冒进、批评反冒进，就是这种分歧的反映。针对这种分歧，毛主席先是提出了两种建设方法问题（即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和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后来在批评反冒进中逐步把它上升到两种建设方针、两条建设路线的高度。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插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比如水利建设，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他说：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过去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毛主席在另一次插话中又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也是一条路线。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多次讲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和姿态，要像古
今中外那些创立新思想、新学派和搞出新创造、新发明的青年人那样，敢想、敢说、敢做。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成都会议对总路线进行了酝酿和讨论。
3月18日，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论证我国正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经济可以高速度地发展。毛主席在他发言时插话，提到“两个速度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问题上与邓子恢同志的分歧，一是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陈伯达说，1956年以来的分歧就是建设速度问题的分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就是在两种速度问题的争论中先后出现的。这次会上毛主席又多次提到这些词。但直到3月26日以前，总路线的正式提法还未最后形成。
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12月6日，毛主席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采纳李富春同志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我在全国农具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
《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了。后来在反冒进中，这个口号很少被提及。召开八大时，周恩来同志在修改一个文件时曾勾掉了有多快好省的一句话。但经过批评反冒进，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口号。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词，是在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乘风破浪》的社论中第一次出现的。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1月上旬，毛主席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谈起元旦社论，周说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最高国务会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多次提到这件事。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将它们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3月25日，在成都会议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同志讨论。由于会议定于26日结束，与会同志没有来得及对《报告草稿》进行深入讨论，只有少数同志提出了意见。有的同志提出，总路线的提法应加上奋斗目标，如10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有的同志提出，应当通过这个报告，把总路线在干部中明确，建议从中国的条件讲起，说明应当采取哪种路线，现在的稿子力量不够。有的同志提出，这个报告主要
二十五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应当讲总路线，并且在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西南、西北小组提出，全文应突出写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根据南宁、成都两次会议精神，讲得更完善些，讲透，将主席重要指示写进去，写总路线形成过程是进行了斗争的；关于总路线的公式，是否不讲死，提得松动一点留个余地；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如何衔接起来的，要写清楚，等等。
《报告草稿》发给会议后，陈伯达又作了修改，毛主席也作了修改。陈伯达将第1页上的“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句，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毛主席又将这段话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可见，成都会议对于总路线的形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毛主席认为还没有完全形成。他说：从 1921 年到 1942年，用了 21年时间才形成了自己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8年中逐渐形成的，时间不算长，严格说还不算完全形成，大约再有5年就差不多了。还说：许多东西
自己就是将信将疑的，比如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些东西究竟对不对，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我看至少还要看5 年。我们证明了的东西只有一条，就是革命。至于建设，还没有证明，只是有了初步的东西。
毛主席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前后经历了 20来年，才逐渐形成、逐渐完备起来，并证明是对的、正确的，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还很短，提出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没有得到证明，尚不能定论，还要继续在实践中间看，看它若干年，有待于证实和进一步完备。这段话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重大的路线、方针，需要在实践之中逐步形成、逐步完善，并且要经过反复检验和证明。也就是说，路线、方针对不对，是不是合乎真理，关键要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是不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可惜的是，毛主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未能把他这个正确的思想贯彻好。在他说这段话不久，紧接着就发动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出现了更严重的“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