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跃进”第一个回合的得失

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大体可分为两个回合：我们现在讲的1958年“大跃进”算第一个回合；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为第二个回合。

“大跃进”的第一个回合，国家和人民是有所得的。1958年，由于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大干苦干，加上年景也好，核实后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2.5％；棉花产量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钢）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

710

等件的回顾 下卷

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猛增加到8万台。工业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都有不少的成就，北京的十大建筑、十三陵水库等，也是“大跃进”第一个回合中建成的。应该肯定，经过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所增强。

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有些成绩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拿到手，从总体上来说，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

第一，投入很大，经济效益很低。

首先是产品质量低。就拿钢铁质量来说，为完成“一七O”，国家和人民公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冶金部原定标准，生铁含硫量不得高于0.1％。北戴河会议后，放宽标准，改为0.2％。即使这样，1958年第4季度和1959年第1季度，各钢厂调入

有些地区小高炉生产的铁，含硫量竞超过2％，3％，有的甚至高达6％。这种当时名叫“烧结铁”的高硫铁不能炼钢。如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无法加工。由于矿石品位低、生铁质量差和追求高产快炼等多种原因，大钢厂的产品质量也显著降低了。鞍钢1958年第4季度一级钢在全

过去的93％降到

1959年初开始，有几个月，鞍钢每天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翻成铁块；有大量的钢无法轧制成符合订货要求的钢材。5月上旬，所属三个钢厂

、

“大跃进”的发动

711 共出了22炉“低温钢”。所谓“低温钢”，

抢着出钢。行家们懂得，这是钢铁生产之大忌。“大跃进”对工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几乎扩及所有工业部门。国家经委1959年1月27日报告提到：重点煤矿原煤灰分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几，增加到20％至30％。玉门油矿运出的原油，其含水率由原来的2％增加到15％至20％。据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同志1959年5月26日向毛主席报告：最近检查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安排的一批

比较普遍地存有质量问题，有的非常严重，甚至不敢交付使用。1959年5月28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我和富春同志汇报时，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说我国轻工业产品质量高的声誉，在国际上几个月就垮下来了。现在生产的纸，跟战争时期的纸差不多。

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也十分严重。据统计，1958年10月以后，由于强调快

施工，随意修改设计和建筑

章制度，发生了许 多严重的质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厂房，砸死了人。新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不得不于1958年底、1959年初，在杭州专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问题的现场会议，采取补救措施。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意味深长地叮嘱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我们自己“本领不大”。他说，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

现实问题。由于盲 目施工等原因，农

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后遗症也不小。曾经大力倡导农田水利建设搞群众运动的柯庆施同志，1962年6月2日在华东局扩大会议（此时他任华东局第

一书记）上，在谈到华东地区水利建设的教训时，也承认：1958年以来，国家投资22.8亿元，修大型水库20多座，中型水库300多座，小型水库2000多座，占用耕地2600万亩，移民近2400万人，已迁237万人，但不少工程不配套，现在还不能发挥效益。有些工程打乱了原来的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我们花的钱和器材不少，而事情却没有办好，有些甚至办坏了，许多钱被浪费了。

经济效益低更直接的一个方面是：为了搞到几百万吨基本无用或用处不大的生铁，使国家财政支付了巨额的补贴。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铁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小高炉（容积在55立方米以下的）的炼铁成本，原设计为153元，实际都在200元以上，多数为250—300元之间，有的高达460元。为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国家规定，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当时估计1958年只补贴15亿元左右，但据1959年12月10日财政部的报告，实际补贴了40亿元（当年支付21.2亿元，第二年决算追加补贴18.8亿元），而1958年财政总收入才387.6亿元，光补贴小高炉亏损就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因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

第二，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

首先是消费与积累比例关系失调。1958年，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9.06亿元，比1957年实际完成数

713 151.23亿元增长84.9％，超过计划145.77亿元的91.4％。1956年我在八大发言中建议，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积累率（即积累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比重），应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1957年实际为24.9％，“一五”期间平均为24.2％，而1958年却一下跃到33.9％，开我国高积累之先河。我在八大发言中建议，若干年内，在通常情况下，我国基建拨款在预算中的比重，应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1957年实际为40.7％，而1958年一下跃到56％，也是第一次把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基本建设。过高的积累，一方面严重挤消费，使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因为原料、材料、设备、能源分散使用，又使上马的基本建设工程工期一再拖长，不能按期投产。据统计，1958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共1639个，连同上年结转项目在内，建成投入生产的仅28项。后来长期使我们苦恼的所谓“胡子工程”问题，就发端于1958年。1959年3月26日下午，我在上海会议上，向中央汇报谈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这不是大跃进，这是破坏大跃进，都跃不了嘛！只有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吃不饱，……这种方法是破坏跃进的方法。”严酷的事实，使毛主席在这个时候也认识到：只讲多快、不讲比例是不行了。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1958年同1957年比较，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产值增长54.8％，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78.8％，而农业产值仅增长2.4％。工农业产值的比例，一下子由56.7：43.3改变为65.7：34.3。各行各

业搞以保钢为中心的“小、土、群”，实际上是各行各业都打农民的主意，因为所谓“全民办工业”，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办工业，大家挤农业。例如：抽调几千万农村劳动力搞“小、土、群”，就严重妨碍当年的秋收，使很多粮食作物和其他农产品没有收回来，丰产没有丰收。据统计，全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人数同从事工业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1957年为13.8：1，1958年一下骤降至3.5：1。如果说，8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脱离土地，从事乡镇企业和其他工商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那么，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大转移，却是不正常的。因为那种转移是在商品经济进一步受到限制的条件下，通过行政命令，将农业劳动力调到钢铁等非农产业部门造成的，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如前所述，1958年粮食实产量为4000亿斤，而征购任务的第二本帐却按6000—7000亿斤的产量布置，从当年7月1日到下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共征购粮食1175亿斤。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更严重地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农村生产力，再加上人民公社化后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市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蔬菜，以致不得不用船经过台湾海峡从广东调蔬菜进京。“大跃进”后发生如此严重的缺粮缺菜问题，这是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

715 再次，工业和交通运输之间比例失调。煤、铁、机械等产量成倍增加，给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尽管交通运输部门作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将20％的运量交给农民突击运输），但是，到1958年底，光铁路沿线积压待运的物资就有三四千万吨。

最后是，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之间，同一产业内部这一环节与那一环节之间，更是矛盾重重。由于原材料和能源被挤或收不上来，加上手工业向全民所有制过渡，1959年上半年许多轻工业大幅度减产，一些地方特产受打击尤甚。例如：温州雨伞，1957年生产180万把，1959年上半年仅生产3万把。1958年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宣布：1959年每人布票24尺，结果无法兑现，非常被动。按照我国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每增加1吨炼铁能力，大体相应地需要新增4吨铁矿石开采能力和1吨炼焦能力，而1958年每增加1吨炼铁能力，只新增1.5吨铁矿石开采能力和0.3吨炼焦能力。这说明仅就钢铁生产内部各环节来说，比例失调现象就是很突出的，更不用说钢铁产业同其他产业之间比例关系了。

第三，企业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

据中央工业工作部1959年5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由于在强调党委领导的同时，没有注意加强生产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一些企业成立了党委书记处，实行党委委员分片包干，“大权独揽，小事都管”，使企业生产处于无人指挥状态。有些企业把计划、设计、

技术检验、技术安全、设备动力、工艺等重要科、室撤了，管理人员下放当工人，有关管理权限下放给车间、工段或班组，使生产、技术、财务、安全等处于无人负责状态。还有些企业推行“无人管理”或“工人自我管理”，搞所谓“八自”、“十八无”，即工人自编计划，自搞定额，自编工艺，自行设计，自行调度，自管半成品，自行检验，自行统计；无人管工具，无人管考勤，无人发放材料，无人分配活，无人管工序检查，无人管半成品，无人管计划等。有些企业在改革规章制度过程中，把所有规章制度都说成教条主义或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而一脚踢开，以致出现所谓“十大随便”（上班随便，下班随便，干活随便，吃饭随便，开会随便等）。另据这个部1959年1月12日报告，鞍钢下放给辽宁省后，1958年10、11月间，在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春甫主持下，搞多装快炼，乱拔“白旗”（把坚持技术规程和管理制度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当作“白旗”，宣布停职反省）。在炼铁厂拔掉一面“大白旗”，七面“小白旗”。所谓“大白旗”，就是蔡和森同志的儿子、留苏归来的炼铁专家、总工程师蔡博。第一炼钢厂厂长竟在大会上宣布：“一九五四年以来的厂长调度命令全部无效，并且像土改时烧地照一样烧毁。”由于乱破规章制度、乱拔“白旗”，炼铁厂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建国以来少见的恶性事故，死22人。当时全国最大的第10号高炉，投产不到一个月，就发生9起重大事故。其他钢铁企业也是重大事故不断。为此，我要求冶金部党组写过关于事故严重问题的专题报告，并于1959年5月25日，将这份专题报告转报党中央。5月28日，我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其中还谈到几个月来，工业交通部门因事故死亡3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