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发动阶段看到的问题

关于“大跃进”的教训，我准备在回顾“大跃进”的全过程之后再谈。这里先谈谈从工农业“大跃进”发动阶段看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应当肯定：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出发点是好的。我国是一个穷国。由于贫穷落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百多年来，许多先进分子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驱列强，闹革命，尽管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目标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愿望：使我们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富裕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后，我国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但国家的落后面貌没有改变，以美国为首的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拒绝承认我们，而且仍然对我国虎视眈眈。对此，毛主席是感触最深的。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之后，毛主席多次讲话反复阐明：我们这个国家，吹起牛皮来，了不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炎黄子孙，等等，但就是钢赶不上比利时，粮食亩产很低，识字的人只那么一点点，因此，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

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其次，一些经济指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提得很高的。钢产量指标就是一例。现在，有些著作对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钢铁等主要产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采取批评态度。对此，我有不同认识。我认为，在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美国政府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的国际环境下，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憋一口气，矢志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某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无可责难的。列宁在1917年9月间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小册子，就豪迈地提出：俄国要“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24页），我国1957年为什么就不能提赶上老牌的但已衰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呢？再说15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是：英国从1913年到1956年的43年中，钢产量只增长169％，年均增长1.3％，而我国“一五”期间钢产量增长近3倍，年均31.8％。1957年英国钢产量为

719 2174万吨。按照英国几十年钢的增长速度推算（必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不算在内），估计15年后，即到1972年，英国钢产量可能达到3600万吨。我国1958年的钢产量，按第一本帐的624.8万吨计算，如果以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那么到1962年可达到1200万吨（八大建议指标的上限），1967年可达到2500—3000万吨，1972年可达到4000—4500万吨，即可超过我们匡算的英国1972年钢产量400—900万吨。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那时替英国做的预测想得太顺利了。1958年以后，英国经济发展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顺利。它的钢产量1970年曾达到过2822万吨，可是1972年又下跌到2232万吨。我国经过“大跃进”三年，不顾一切，虽然把钢产量突到1866万吨，但1962年不得不又猛降到667万吨；调整后，重新起步，到1972年，也达到了2338万吨，虽比英国1970年的产量还差约500万吨，但同英国当年的产量持平。可见，如果我们按1956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1972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

再次，还应当肯定，1958年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并且推行某些改革，将管理权限下放，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大方向也是正确的。

肯定上述三点，是我们正确吸取“大跃进”教训的前提。

然而，“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么，客观实

践与主观愿望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大跃进”的发动阶段，大致可以看到有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这不仅表现在“苦战三年”的口号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系列美好的憧憬和宏大的规划中间。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仿佛只要苦战三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任务的迅速完成，使毛主席和我们这些人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法，我们就有了万能的法宝。此外，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从1957年整风、反右派以来，不停顿地批判“右倾保守”，批判反冒进，批判“观潮派”、“稳妥派”、“秋后算帐派”，而对说大话、吹牛皮、放空炮，不仅不加批评，而且还予以鼓励、表扬，甚至升官。这就造成这样一股空气：“右了”（当时通行着按指标高低分左右）不得了！“左”了没什么。“真正的左比右好”，是1958年南宁会议提出的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原则上是有一定道理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左？你有你的认识，我有我的认识。例如；在经济发展计划这样的问题上，你可以认为增长10％是

真正的左，他却可以认为增长50％或100％才是真正的左，仅增长10％只是右。等到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错误的时候，严重的挫折已经造成了。在一般情况下，谁都希望自己是真正的左，而不愿意右倾，当然也不愿意“左”倾。在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和批判反冒进的条件下，人们更害怕沾右的边。这种情绪的存在就是指标层层加码的重要的思想根源。中央提出的指标，本来就已经高的，经过层层加码，就变成更高；本来不算是高的，经过层层加码，也变成了高指标。钢产量赶英国的时间，由原来的15年左右缩短为7年，最后缩短为二三年，就是突出的一例。

第三，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毛主席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这里所说的“群众工作传统”、“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群众运动。“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发动群众冲击规章制度，从城市到农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这不是用当年指挥人民战争、指挥土改运动的传统方法吗？我们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战争问题，确实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在农业、手工业、资

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大搞群众运动，虽遇到很大阻力，但终究战胜了阻力；遗留问题虽不少，但总算没有出大乱子。这使毛主席和我们这些人，坚信这套传统工作方法也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当时谁也说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对。作为主管工业交通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我不仅没有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而且还说过不少赞成的话，例如：1958年10月21日，我视察徐州时，就发表过一篇论述全民大办钢铁十大好处的谈话，为当时已处于高潮中的钢铁运动火上加油。今天回过头来看，就感到我们这些人当时对钢铁生产，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了解是很肤浅的。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当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搞建设毕竟不同于打仗，不同于搞土改，而且群众运动也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把土改、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方法运用到建设上来，就对不上号。搞建设虽然也要处理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归根结蒂是为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跟战争、土改所要求解决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近代工业生产是个庞大的复杂的结构体系，各部门之间，各环节之间，既有精密的分工，千差万别的专门作业，又彼此互相依赖，相互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需求是我的市场，我的产品是你的生产条件。在这里，就不能攻其一点或两点，不计其余，即只搞钢、粮食或别的而不顾其他。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熟悉掌握和严格遵守客观规律，有准确的信息，精确的

723 计划与计算，严密的规章，严格的纪律，精细和准确的操作，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具有各种专门知识、训练有素的劳动者。海底有石油，你没有专门的知识、复杂的技术和设备，你的“小、土、群”不管搞得多么火热，也只能“望洋兴叹”。不顾这些要求，只依靠群众运动冲击、猛干、乱干，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搞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在当前，现代化就是科学化，就是技术领先。

第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如我前面说的，1958年管理权限下放，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说明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对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一面有深切的认识；恰巧相反，当时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用毛主席1961年的话来说叫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这种传统模式、传统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经验，它的主要弊病就在于政府和企业的职能混合在一起，党和政府完全通过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调节经济的运行和资源的配置，而否认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在这个基本方面，即经济运行的行政控制方面，随着“大跃进”的发动，不是一步步放得宽松，而是一步步勒得更紧。1958年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带来的不是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下放太急促，发生失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次下放，只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上做文章，不仅没有放开企

业的手脚，反而把企业的手脚捆得更紧，工作更难做了。因为中央虽然把一些权力下放给了地方，但在层层加码成为一时风尚的时候，地方政府管企业往往比中央政府管得更死，加码的任务更多，瞎指挥也更多。至于建立人民公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吃饭不要钱，取消计件工资等，更是对商品经济的沉重打击。把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看成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这就是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肤浅性和不科学性的主要表现。

第五，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历史上的教条主义，不研究中国的国情，盲目搬用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只相信一时一地的具体经验，不顾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到处乱套，也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传统，保证我们党正确地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保障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是，在1958年，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明显地偏离了这个优良传统。我在前面讲过，1958年影响最大的失误，是农业的浮夸，由于农业的浮夸，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错误，而浮夸是从所谓“放卫星”开始的。这一年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作过认真的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

天，神话就不难揭穿。1958年我们在指导思想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明显地偏离了我们党历来遵循的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则。当时，抓到一个什么地方的经验，就不顾各地的具体情况，要求普遍推广，全国一刀切，以致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靠砍树、砸锅完成钢铁生产任务；不顾各地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的差别，一律搞深翻改土和密植；不顾山区和平原的差别，一律推行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等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原因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我认为，这里概括的主客观原因，是准确的全面的。其中：“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又是“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根本原因。1961年，党中央，毛主席重新提出调查研究问题，并身体力行，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明经过严重挫折之后，已初步找到了病根。

上述“大跃进”的教训说明：搞经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反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客观规律的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说我国国民经济就不可以发展得快一些。

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以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要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加快经济的发展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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