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党内斗争的深刻教训

论对彭德怀同志（及其他被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

“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陈，而是缄默

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

志本人也自会安然无 恙。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悲剧的出现

，也是有

然原因的。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

重要契机。我们党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政策，从此我

事业开了新局面，不正是从庐山会议到十命”这类严重的历史悲剧之中吸取了很多教

形德怀同志和刘少 三十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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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同志等的追思和怀念吗？我在想，即使庐山会议上没彭德怀同志的信，党内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彻底纠“左”。

毛主席指出：“党

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

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页）

生命和发展的重要一

充分发扬 环。要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

党内民主，实行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本来是毛主席一贯提倡和主张的。他曾不知多少次地讲过，在党内要畅所欲言，敢于讲真话，领导者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并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

理党内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应该说，毛主席在相当

成为党的领袖起一直到建国

期，在这方面， 都是做得好的。然而，在庐山会议上这些优良传统却遭到了破坏。如前所说，彭德怀同志作为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这是完全正常的。按党章规定，这是每一个党员都有的权利。怎么彭德怀同志一写信就成了“

书”？他的信上明明写着“供参考”，怎么能说他的目的是“争取市场，组织队伍”？这样的政治判断，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表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的身

上”，并讲：“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而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这应该说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4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等同志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并说这是椒山先生名句，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且照此去做。遗憾的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有了缺点、错误，自己讲出来，作自我批评，诚然可贵，同时也应让别人讲，欢迎别人进行批评，应该有让人“面折其过”的政治雅量。当然，这是需要有很高的党性修养的，要做到、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要始终坚持做到、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继续研究。

毛主席历来提倡尊重实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在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这方面也是躬自力行，实践得好的，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榜样。直到50年代末，他还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比如，据周谷城同志回忆，当时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他和毛主席进行交谈中，毛主席谈到西汉的赵充国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实行屯田，这

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又比如，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建议他读一读《汉书·贾谊传》，并说：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贾谊给汉文帝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它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一些谋策，虽措词激烈，但切中时弊，毛主席称它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足见他是很赞赏贾谊的居安思危、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的。毛主席称颂赵充国“能坚持真理”，称颂贾谊的上书为“切中当时事理”的“最好政论”，是对的，很有道理的，确属真知卓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几乎就在他赞扬这些古人，推崇他们上书的同时，当彭德怀同志把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和流弊写成信件，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居安思危的忧虑和意见，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却没有称赞彭德怀同志“能坚持真理”，像看待赵充国那样，也没有称赞他的“上书”是“切中当时事理”的“政论”，像看待贾谊的上书那样，反而把彭德怀同志的信看成是“反党的意见书”，并给他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毛主席评古人的话和评彭德怀的信两相比较，反差何以如此之大，这中间是何缘故？大家也

还可以继续研究。不能说毛主席不重视不坚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据我了解，他是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的。我觉得，不能光从毛主席个人的思想、作风、性格等方面去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从我们党的成长经历、党内制度、党内生活的整体来加以历史的探索和研究。下面紧接着我就要谈到应该从庐山会议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的问题。在处理彭德怀同志信件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我们党虽然犯了严重错误，这种历史的遗憾是无法挽回了，但是毛主席所倡导的贾谊、赵充国的居安思危、直陈时弊、坚持真理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应该始终成为全党同志的重要工作原则和战斗风格。如果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中，能尊重实际、居安思危的人多了，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人多了，那么实事求是在党内就必定蔚然成风，我们在前进中发生的问题和弊端就愈能及时发现，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就愈能充分实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和党内矛盾、斗争的正确解决就愈有保证。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力可以做到的，但历史的经验和未来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朝着这样的目标进行不懈的努力。

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场悲剧中，应该吸取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哪些经验教训呢？我想，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更不能捕风捉影，无限上

纲。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任意推理，任意上纲。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奉命到苏联和东欧访问，却无端地被说成“从国际取经”，甚至“里通外国”（紧接着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硬是给彭德怀同志加上了这个罪名）；彭德怀等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些具体意见，却被说成从根本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观点比较接近，互相交换过意见，则被说成组织“军事俱乐部”，进行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如此等等。就这样，庐山会议把一些本来属于正常的不同意见，上升为路线分歧和路线斗争，大加批判。“路线斗争”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概念，而在我们党内的生活中长时期内用得很滥，动不动就是路线分歧，路线斗争。鉴于这种滥用造成的危害，1981年6月22日，小平同志在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指出：“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王

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72页）我认为，这个意见非常中肯和正确。

第二，不能搞所谓“新帐老帐一起算”。历史和现实当然有联系，但不能混淆，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现实问题是现实问题。应该说，彭德怀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过大功，也确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事实上，这是谁也难免的，—但那都是过去了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的问题，这次在庐山会议上又通通翻腾出来，算历史旧帐，甚至把彭德怀同志的功绩也加以否认，这是很伤人的。至于有的人把彭德怀同志正确的意见，硬是当作“错误”批判，更是错上加错了。一个同志一旦犯了错误，或认定他犯了“错误”，就仿佛他从来就不正确，把他过去的工作一笔抹煞。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做法，在我们党内有一定市场，我认为，这是应该经常注意防止和纠正的。

第三，不能凭感情和意气用事。党内斗争是原则斗争，必须理智地冷静地进行，决不能凭感情和意气用事。我感到，庐山会议所以斗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跟没有做到这一点有关。彭德怀同志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是正确之举，但当他受到毛主席的错误批判后，态度也有不冷静的地方。比如他讲，“华北会议骂了我40天娘，难道庐山会议骂你20天娘还不行？”1945年华北工作会议我是参加了的，那次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确有缺点和过火的地方，但作为一个老党员对于上级和同志的批评称作“骂娘”，并以此来类比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做法，是不应该的。毛主席对彭德怀同志这种说法很生气，很反感，也动了感情，一再提起这话，说“我们欠了20天的帐，我看要补足20天，还是要40天”，还说“再加5天”，“满足骂娘的欲望”，等等。由于复杂的原因，彭德怀同志和毛主席在历史上有过分歧和误解，如果双方都不计个人恩怨，不动感情，冷静处理，情况就会好得多。当然，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要做到理智控

制感情，也是不容易的；但对于党的高级干部来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要力求做到这一点。否则，党内斗争就容易走偏方向，或越搞越复杂。

第四，不要“刮风”。在党内斗争中，随大流，跟“风”跑，“墙倒众人推”，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党内生活中时常遇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庐山会议也不例外。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会议“一呼百应”，对毛主席发动批判彭德怀等同志这一不正常、不正确的行动，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或者从中缓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关，与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一言堂”作风（“一言堂”这个词，也是毛主席最先使用的，他是用来批评那种不民主的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专断作风的）有关，也与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有关。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其实，这种神化领袖的做法并不科学，也很难说是真正地爱戴领袖。在党内斗争中，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而且必须具有坚持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大无畏精神，

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努力做到敢讲真话和实话，不说违心之话，不做违心之事。果能如此，党内斗争，就能正确地进行，就能富有成效，就能防止发生悲剧。在这方面，我们党吃过的苦头太多了，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