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虽然一再倡导大家畅所欲言，揭露矛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但许多同志由于对国家的经济底盘了解不全面，或1
者出于顾虑，未能尽言；有少数同志由于还没有从“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不愿正视严重的困难。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大会的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虽然作了压缩，但仍有不少缺口。如：1962年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59.5亿元。按此计算，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30亿元赤字，而且1958至1961年的财政收入都有水分，核实下来，赤字还会扩大。西楼会议首先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少奇同志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周总理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家一致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2月23日，陈云同志在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这里，我简要记述他的讲话要点。
陈云同志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于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
陈云同志分析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一方面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
（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同志认为，上述五点困难中，前两点是最基本的，其他三点是派生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如不采取果1
断措施解决，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也将影响社会的安定。陈云同志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措施：
（1）把十年经济规划（指“大跃进”中拟定的1963年至1972年十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作者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他估计农业的恢复大约要3至5年；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他认为，不把十年规划分为两段，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明确划分两个阶段，调整的任务才能落实。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2）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他认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应在1961年已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的基础上，继续压缩，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
（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他设想了几种办法：一是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并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
（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他要求做
三十六 西楼会议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1051
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以补充营养；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
（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增产粮食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
如棉农交售1斤棉花供应2斤粮食，使棉农有足够的口粮。国家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他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
，必须按照｀农 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
陈云同志说：“以上六点，是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
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早动乱动好得多。”“凡是看准了确实有
中统一，全力以赴。”只要兢兢业业地做几年工作，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早日好转。
在陈云同志发言时，大家还三言两语地插话，为他的讲话内容作补充。少奇同志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中，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1
2
事件的回顾 下卷 大会”）对困
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
一团，可以让人悲 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
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
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
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少奇同志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
一讲，统 一大家认识，并征求意见。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
成员参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
扩大会议，李富春同志作了
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同志作了《当前财政、
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
志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
报告。这三个报告，贯穿了“七千人大会”和西
提出的措施
的报告，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
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
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
很快。而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直口粮食、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因此经济工作
快、准备慢”的基点上。陈云同志的报告，已收入《陈云文选》（一九五六——
八五年），这里不再 详述。
三十六 西楼会议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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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三位的报告，给与会同志很大启发。大家认为，中央把情况讲透了，又明确了经济分为恢复与发展两个阶段，就使各部委从十年经济发展规划的框框中摆脱出来，致力于调整；西楼会议及国务院扩大会议的召开，符合毛主席倡导的“情况明、
大、方法对”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希望中央和国务院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及时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西楼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
管经济工作。早在1957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同志任组长。1958年6月10日，又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仍由陈云同志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任副组长，成员有周恩来、谭震林、薄波、罗瑞卿、程子
衣林、薛暮桥同志。
几落的原委谈 点看法。大家都知道，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内理财的能手，是建国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务实的，“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这就是说，陈云同志考虑经济问题，总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充分的调查研究中得来的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确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出发，从可能出发，并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才向中央提出决策性的建议；即使决策要付诸实施了，还要坚持通过试点，注意总结经验，讲究实施决策的方式方法，务求每事必成。他的工作方法和实绩，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1
的赞赏，所以每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要请他出来，组成中央财经小组，由
由他主持来解决问题。当
主席和中央的这种做法喻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金■
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谨慎细致的工作方法，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合拍的，这就形成了财经小组完成了解决问题的任务后，又不被重视，中止工作，问题来了又恢复，这样几起几落的情况。但陈云同志对此毫不在意，他总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任劳任怨地承担起中央交给他的任
重视总结经验， 肯定成绩，找出工作中的不足，包括自己对工作考虑不周的问题也毫不隐晦地加以分析，力求改进，使工作做得更符合实际。我始终认为，陈云同志的这种精神以及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我们经济工作战线及其他战线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应该努力学习和效法。
中央财经小组恢复后，于3月7日和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进一步研究经济调整问题。经过大家集思广益，
干具体调整计划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外，还议定了三条方针：
一，把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5年恢复，后5年发展；第二，对重工业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要“伤筋动骨”地砍掉一些，只有这样，才能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第三，坚决搞综合平衡，只有按短线
失调的局面，才
发展。会后，陈云同志健康状况欠三十六 西楼会议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1055 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总理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按照财经小组的部署，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分别对1962年工农业生产指标、基本建设规模、财政收支预算和工业支援农业的措施作了进一步调整。
3月13日，少奇同志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陈云、
念同志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并建议用中央名义转发各地讨论、学
日，少奇、恩来、小平同志专程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仔细阅读了三位同志的报告，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18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这三个报告的下发，对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进一步领会“七千人大会”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日，中央财经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吸收
同志参加，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之后，财经小组又继续讨论了两天，并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这个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如实地指出了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严重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报告草稿形成后，由薛暮
志带往杭州向陈云同志汇报，经陈云同志同意后，于4月下旬正式报送党中央。
区反响很大，纷纷要求扩大传达范围。党中央同意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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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于4月26日发出补充通知，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这样，从3月上旬到5月上旬，国务院各部委、各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地、市委认真学习这三个报告。从各地向中央的书面汇报来看，这三个报告，特别是陈云同志的报告，对大家认识全局、正视困难有很大帮助，从而也坚定了全党同志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1962年5月7日至11日，党中央在北京又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中央局、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共105人参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部署。少奇、恩来、朱德、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讲话的要点是：要求大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估计困难，扎扎实实地工作，把经济调整好。他们在讲话中还特别指出，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又不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那是真正的右倾。富春、先念同志和我，也分别就调整1962年计划的有关问题，向大家作了说明和解释。
在工作会议结束的那天，小平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指出：“这次（会议）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
的工作也涉及到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他还特别强调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干部的甄别平反”，以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一是“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使各级领导核心“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主观主义少一点”。他说：“搞命令主义还有什么群众路线？不因地制宜叫什么联系实际？”他认为，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的“根本办法是搞民主”。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赞同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认识到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状态，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城乡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都互不适应。同时，对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的八个方面的问题也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就是：第一，粮食供应紧张，经济作物减产，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第二，工业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行：第三，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几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第四，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有物资也运输不畅；第五，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超过了农业生产水平；第六，市场商品匮乏，特别是吃，穿两项，在三五年内难以有大的改善；第七，外汇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第八，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又比西楼会议深入了一步。有的同志在会上表示，面对困难，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把国民经济调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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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大成果，是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确定了进一步调整1962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并提出了当时全党着重抓好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一是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切实加强农业。中央财经小组吸收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送交党中央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经毛主席批准，于5月26日发到全国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