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楼会议在调整经济中的作用
按照西楼会议的决策，经过全党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拿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来说，在1961年精减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实际减少城镇人口1048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50万人。两年的时间精减这么多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如周总理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那样：“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世界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件事，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办得到，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对工业企业，也做到了大刀阔斧地整顿。对那些材料无来源、产品无销路的企业，坚决关停。不关停这样的
企业，不仅继续消耗国家的物资和财力，也做不到精减职工。对于生产有发展前途，而经营不善有亏损，或者设备陈旧不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企业，有的充实，有的数厂合并，使其为经济的调整和改善人民生活出力。这样做，就使国家的财力、物力用到了加强重点和骨干企业上。说是“伤筋动骨”，实际上起到了强筋壮骨的作用。
经过调整，全民所有制企业在1961年减少2.5万个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8万个；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年的384亿元，1961年的124亿元，减至1962年的67.6亿元（如前所述，因前几年设备维修等方面欠帐太多，在实际执行中，基建投资从原订的46亿元追加到67.6亿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1960年的1815个，1961年的1409个，减至1962年的1003个。这样做，事后看，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砍得狠了一些，确实“伤筋动骨”。但当时不这样办，就不能把过高的积累率调下来，就不能增加消费。“砍”的结果，积累率逐年下降，1960年为39.6％，1961年为19.2％，1962年为10.4％。当然，积累率减至10.4％，是迫不得已的，是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不下决心退够，整个经济就调整不过来。在压缩基建战线的过程中，尽管投资规模大幅度减少，但注意了短线的发展。如原油产量，在经济调整时期一直是逐年增长的，1960年为520万吨，1962年为575万吨，1965年突破1000万吨。再如用于农业生产和制造农业机械的钢材，也是根据需要和可能不断增加的。
由于各地采取切实措施支援农业，粮食的总产量也1
有较快的增长，1960年为2870亿斤，1961年为2950亿斤，1962年为3200亿斤，1965年达到3890亿斤，差不多是建国后的最高年产量。
全国的财政收支，1961年赤字10.9亿元，1962年转为结余8.3亿元，1965年结余7亿元。
随着经济的调整，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职工年平均消费水平逐年增加，1962年为226元，1965年为237元；农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1962年为88元，1965年为100元。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费粮食量，1962年为329斤，1965年为368斤；棉布消费量，1962年为10.5尺，1965年为16.8尺；猪肉消费量，1962年为4.4斤，1965年为12.6斤。消费水平的增长和市场商品的增加，社会购买力逐年增长，物价指数也有所下降。当然，列举的这些增长数字，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能做到这一步，却是相当吃力的，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中央的决策和措施正确，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成效显著，人民是满意的。
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造成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教训极为深刻。究其原因，除了建设社会主义是崭新的事物，前无古人，没有可资遵循的先例这个重要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左”的思想不仅来之于上面，也来之于下面，中央的一些急于求成的不正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映了下面的过急的盲目建设的要求；而下面的热度一旦膨胀起来后，想
一下子抑制都抑制不过来，又反转来影响上面不能及时调整决策。凡事都有一个限度，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只凭主观愿望、主观意志一味地大干快上，非出问题不可。尽管当时大家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搞“左”了，违背了客观规律和客观实际，效果和动机就不可能统一，必然造成劳民伤财的恶果。
“七千人大会”是毛主席、党中央发现问题严重后倡导召开的，目的是统一认识，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但在那么大的会议上，难以具体研究调整计划的措施。而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对于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从实际工作中纠“左”，实事求是地拟定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会议的召开，党的思想仍不会统一，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会拖延出台，在执行中也会各行其是，国民经济也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铁的事实。然而，当时却有同志对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上那篇讲话提出非议，认为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请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说对问题摸得不清没有讲，而会议结束不久就在西楼大讲一通，是不正常的。少奇、恩来、小平同志都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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