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杜凤治对广东风气与治乱的议论
在日记里,杜凤治一再认为,广东民情风俗不好,“治”是暂时的,日后仍不免大乱。
在清朝,浙江是全国文教、科举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作为浙江籍的正途出身官员,杜凤治在道德、文化方面有着优越感。他经常拿家乡浙江与广东比较,大发议论。首次去广宁赴任途中,杜凤治就感叹:“江面亦平坦,大有江浙之风。两岸风景亦颇秀美,但少山耳。惟江中窃盗出没,行路戒心,民情刁悍,习为不善,不及江浙远矣。” [44] 在罗定知州任上,他总结宦粤近十年的观感:“粤东人情贪愚,知威而不知恩,所谓德化或者他省可行,此间断不能行。” [45]
杜凤治尤其看不起广东的绅士甚至士大夫。同治六年冬,他催征时顺便到涉及浮收的书吏沈荣家的祠堂,沈荣有五品顶戴,“为此立伊母生祠请封,门标大夫第”。杜凤治因为沈荣祠堂的“僭妄”,感慨说:“其体面皆孔方兄所为,在江浙地方,方且鄙之不暇,而此间则真畏之尊之如大绅士矣!” [46] 后来,他看到例贡、例监也称为“成均进士”,因而议论广东风俗:
广省人情嗜利、喜体面、信淫祠,既嗜利则无钱不想,不义之财亦所不顾,不得不信淫祠。且利与体面不相并,体面必要脸,识羞耻才为体面;而既嗜利,则其体面亦不能顾羞耻矣。虽见笑大方,而彼自以为得意也。盗贼多者亦中此三病,称大王一呼百诺,任我指挥,又抢掳有钱,以淫祠感人,故宁为盗。即俨然不为盗而为绅者,其心其行甚于盗,且有为盗贼所不屑为、不肯为而腼然为之,并不盗贼若矣! [47]
其时,“广东风气,一经发达登科及第,则不论千百里外、异府各县不同宗之本家,皆请其祀祖,即不往请,登第者亦必往拜”,祭祖时不仅大排筵席,而且还厚赠并无亲族关系的同姓中式者,“一借其荣,一图其利”。顺德梁耀枢中同治辛未科(1871)状元后,全省各地梁姓纷纷请他去祭祖,梁“所获不赀”。广宁拔贡何瑞图中举后,“凡姓何者无不与联宗祖,亦获千金之则”,往顺德途中落水溺亡,杜凤治评论说“可悯可嗤”,认为这是江浙所无的陋俗。 [48]
他在潮阳催征时,日记中论潮州风俗:
是地非无生性本正直厚笃者,天生人无私,不以海滨蛮荒而外之,而山川钟毓未免强悍,不识理者多耳。予谓此地人分而为三:三中一分为真好人,一分为可善可恶人,一分则为烂仔不好人。而不好人中又分为三:三中之二尚可恕,或重惩令改,或墩禁终身;而其一分则皆穷凶极恶,逢赦不赦,一经弋获立置重典者也。且淫风流行,少年男子往往名为妹为娘,而搔头弄姿,顾影自怜,争赛妩媚,恶俗不可偻举。
他认为,潮州风俗中唯一高雅的只有功夫茶。 [49]
他在南海知县任上,经常处理“卖猪仔”出洋的案件,还经常奉命“就地正法”盗犯。日记记曰:“广东抢劫、拐卖两案,一经审实,臬台过堂,即便定罪弃市,每月两县办此数次,多至百余名,办愈严,犯愈多,圣人复起亦无法可以弭之。” [50] 有一次监斩后又议论说:“臬宪府宪发办审定斩决之犯,通省皆有,约以千计……而犯者仍接踵,愍不畏死,口称十八岁后又一少年好汉。(广东)民情强悍,嗜利轻死,究与江浙等省不同也。” [51] 同治十二年底立春巡游过后,杜凤治因省城观看巡游人数众多,发出感叹,认为广东虽富庶,但“人心浮动,男女好嬉游,少务正业,娼赌二事甲于天下,必非久承平者”,“十年之后必有变动”,“设有一陈涉、黄巢辈起,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也”。 [52]
杜凤治认为,广东人口太多是日后仍会发生大乱的重要原因。同治十二年乡试考生入场时,一路旁观者人数众多,杜凤治感叹:“广东人何如此之多也!是何处来的?真不可解!每年出洋不下千万,犯法正典刑者亦不少。” [53]
在罗定知州任上,他对当地“溺女”的恶俗感到不解和深恶痛绝。他注意到:“此地妇女最苦,在田作工者皆妇人,妇人如此得力,而生女奈何溺之乎?死者可悯,生者如牛马作苦亦可怜,不知男子何事何在,习懒性成,风气恶极。往往老妇年已五十六十,生子七八个皆强壮有力,倘皆无妻,犹待此老妇勤力耕种养之也。此等男子,大半为盗,杀之不胜杀,何不生时即溺之乎!” [54] 杜凤治有一次看到沿途男孩多,想到:
男子如此之多,十年后长大何事可作、何饭可吃?未有不流为盗者也。故予尝言:广省风气不善,重利轻命,设有一不逞者出,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十年以后,恐必有事。目下虽安平,瑞中堂在此十年,一味羁縻,其办中外事亦如此,一旦溃裂,势不可遏。所以予常言此地不可久居,刻刻思归。吾越自来少罹兵革,长发之乱,为古今所罕觏,此后或不至有事,居家过日,必以吾越为最善之区矣。 [55]
杜凤治对广东的富庶颇为赞叹,但对广东的民风、民情却始终不看好。光绪二年九月,他到佛山一带勘查劫案,看到南海田园畅茂,觉得已达到了孟子所言之“土地辟、田野治”的境地,但他又说,“地方官何暇及此?乃民间不待官劝,俱肯勤力田园”所致。接着,他想到粤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谋生不难,但盗贼多,乞丐少,为盗贼者非尽贫苦人,便认为原因是广东风气奢侈、嗜烟赌者多,加上生育过多,人满为患,父兄管束不严,人心浮动,因此他又说,“不出十年,设有一大奸慝出,口称仁义,好客疏财,攘臂一呼,十万众顷刻可立致”,广东“不出十年必将大变”。 [56] 次年七月,总督刘坤一召集广府、六大县、四营将、绅士讨论水灾引起物价上涨如何应付,有绅士说:“广东现在情形,谓不日即有咸丰四年红头之变。”杜凤治则认为眼下尚不至于,但十年内外必有事,广东“游手好闲之人太多,思乱可以有为之人亦不少,皆散处未萃耳。设有仗义疏财、辍耕叹息之奸雄出,攘臂一呼,势必人如归市,十万众可立致也”。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