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杜凤治对广东风气与治乱的议论
在日记里，杜凤治一再认为，广东民情风俗不好，“治”是暂时的，日后仍不免大乱。
在清朝，浙江是全国文教、科举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作为浙江籍的正途出身官员，杜凤治在道德、文化方面有着优越感。他经常拿家乡浙江与广东比较，大发议论。首次去广宁赴任途中，杜凤治就感叹：“江面亦平坦，大有江浙之风。两岸风景亦颇秀美，但少山耳。惟江中窃盗出没，行路戒心，民情刁悍，习为不善，不及江浙远矣。” [44] 在罗定知州任上，他总结宦粤近十年的观感：“粤东人情贪愚，知威而不知恩，所谓德化或者他省可行，此间断不能行。” [45]
杜凤治尤其看不起广东的绅士甚至士大夫。同治六年冬，他催征时顺便到涉及浮收的书吏沈荣家的祠堂，沈荣有五品顶戴，“为此立伊母生祠请封，门标大夫第”。杜凤治因为沈荣祠堂的“僭妄”，感慨说：“其体面皆孔方兄所为，在江浙地方，方且鄙之不暇，而此间则真畏之尊之如大绅士矣！” [46] 后来，他看到例贡、例监也称为“成均进士”，因而议论广东风俗：
广省人情嗜利、喜体面、信淫祠，既嗜利则无钱不想，不义之财亦所不顾，不得不信淫祠。且利与体面不相并，体面必要脸，识羞耻才为体面；而既嗜利，则其体面亦不能顾羞耻矣。虽见笑大方，而彼自以为得意也。盗贼多者亦中此三病，称大王一呼百诺，任我指挥，又抢掳有钱，以淫祠感人，故宁为盗。即俨然不为盗而为绅者，其心其行甚于盗，且有为盗贼所不屑为、不肯为而腼然为之，并不盗贼若矣！ [47]
其时，“广东风气，一经发达登科及第，则不论千百里外、异府各县不同宗之本家，皆请其祀祖，即不往请，登第者亦必往拜”，祭祖时不仅大排筵席，而且还厚赠并无亲族关系的同姓中式者，“一借其荣，一图其利”。顺德梁耀枢中同治辛未科（1871）状元后，全省各地梁姓纷纷请他去祭祖，梁“所获不赀”。广宁拔贡何瑞图中举后，“凡姓何者无不与联宗祖，亦获千金之则”，往顺德途中落水溺亡，杜凤治评论说“可悯可嗤”，认为这是江浙所无的陋俗。 [48]
他在潮阳催征时，日记中论潮州风俗：
是地非无生性本正直厚笃者，天生人无私，不以海滨蛮荒而外之，而山川钟毓未免强悍，不识理者多耳。予谓此地人分而为三：三中一分为真好人，一分为可善可恶人，一分则为烂仔不好人。而不好人中又分为三：三中之二尚可恕，或重惩令改，或墩禁终身；而其一分则皆穷凶极恶，逢赦不赦，一经弋获立置重典者也。且淫风流行，少年男子往往名为妹为娘，而搔头弄姿，顾影自怜，争赛妩媚，恶俗不可偻举。
他认为，潮州风俗中唯一高雅的只有功夫茶。 [49]
他在南海知县任上，经常处理“卖猪仔”出洋的案件，还经常奉命“就地正法”盗犯。日记记曰：“广东抢劫、拐卖两案，一经审实，臬台过堂，即便定罪弃市，每月两县办此数次，多至百余名，办愈严，犯愈多，圣人复起亦无法可以弭之。” [50] 有一次监斩后又议论说：“臬宪府宪发办审定斩决之犯，通省皆有，约以千计……而犯者仍接踵，愍不畏死，口称十八岁后又一少年好汉。（广东）民情强悍，嗜利轻死，究与江浙等省不同也。” [51] 同治十二年底立春巡游过后，杜凤治因省城观看巡游人数众多，发出感叹，认为广东虽富庶，但“人心浮动，男女好嬉游，少务正业，娼赌二事甲于天下，必非久承平者”，“十年之后必有变动”，“设有一陈涉、黄巢辈起，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也”。 [52]
杜凤治认为，广东人口太多是日后仍会发生大乱的重要原因。同治十二年乡试考生入场时，一路旁观者人数众多，杜凤治感叹：“广东人何如此之多也！是何处来的？真不可解！每年出洋不下千万，犯法正典刑者亦不少。” [53]
在罗定知州任上，他对当地“溺女”的恶俗感到不解和深恶痛绝。他注意到：“此地妇女最苦，在田作工者皆妇人，妇人如此得力，而生女奈何溺之乎？死者可悯，生者如牛马作苦亦可怜，不知男子何事何在，习懒性成，风气恶极。往往老妇年已五十六十，生子七八个皆强壮有力，倘皆无妻，犹待此老妇勤力耕种养之也。此等男子，大半为盗，杀之不胜杀，何不生时即溺之乎！” [54] 杜凤治有一次看到沿途男孩多，想到：
男子如此之多，十年后长大何事可作、何饭可吃？未有不流为盗者也。故予尝言：广省风气不善，重利轻命，设有一不逞者出，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十年以后，恐必有事。目下虽安平，瑞中堂在此十年，一味羁縻，其办中外事亦如此，一旦溃裂，势不可遏。所以予常言此地不可久居，刻刻思归。吾越自来少罹兵革，长发之乱，为古今所罕觏，此后或不至有事，居家过日，必以吾越为最善之区矣。 [55]
杜凤治对广东的富庶颇为赞叹，但对广东的民风、民情却始终不看好。光绪二年九月，他到佛山一带勘查劫案，看到南海田园畅茂，觉得已达到了孟子所言之“土地辟、田野治”的境地，但他又说，“地方官何暇及此？乃民间不待官劝，俱肯勤力田园”所致。接着，他想到粤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谋生不难，但盗贼多，乞丐少，为盗贼者非尽贫苦人，便认为原因是广东风气奢侈、嗜烟赌者多，加上生育过多，人满为患，父兄管束不严，人心浮动，因此他又说，“不出十年，设有一大奸慝出，口称仁义，好客疏财，攘臂一呼，十万众顷刻可立致”，广东“不出十年必将大变”。 [56] 次年七月，总督刘坤一召集广府、六大县、四营将、绅士讨论水灾引起物价上涨如何应付，有绅士说：“广东现在情形，谓不日即有咸丰四年红头之变。”杜凤治则认为眼下尚不至于，但十年内外必有事，广东“游手好闲之人太多，思乱可以有为之人亦不少，皆散处未萃耳。设有仗义疏财、辍耕叹息之奸雄出，攘臂一呼，势必人如归市，十万众可立致也”。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