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暴力基因比暴力更可怕
我在长篇小说《西夏咒》中写过这样几段话：
人类最可怕的不是屠杀，而是对屠杀的讴歌。你只要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人类顶礼膜拜的，其实是屠杀自己同类的人。杀人越多，可能越被认为是英雄，如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曾国藩等。这是整个人类的堕落，也是历史书写者和文学参与者的罪恶。
杀人者因为有其强权基础和欲望引诱，会情不自禁地进行屠杀。当人们无法制止其屠杀时，就不能不忍受命运的苦难。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那屠杀是罪恶，是必须谴责的，绝不能讴歌。这时的讴歌比屠杀本身更值得诅咒。因为屠杀者终究会因肉体和生命的消失而中止罪恶，那“讴歌”却可以依托文化传递给后人，在人类心灵中植入恶的基因。而一遇到适宜的气候，那恶的种子，就会发芽、生根、开花，长出杀性更重的屠夫来。
所以，赞美屠夫的文学是人类心灵上的毒瘤，我们必须割除它。我们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那些貌似强大且被人类讴歌了千百年的征服者不是英雄，他们其实是屠夫，是罪恶的载体。真正的英雄是甘地、耶稣、孟子、孔子等将爱撒向人类和历史的人。他们才最值得人类赞美和讴歌。
当我们的书籍上充满了对血腥罪恶的赞美时，我们的心定然会受其熏染而异化。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当那恶臭延续千年时，人类心灵定然会被熏染，一种习以为常的恶就衍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亦如世上有“嗜痂之癖”一样，一种“口味”的异化终究会使已经“异化”的心灵更加失去人性。
不信？你可以翻开历史，扑入你眼眸的名字中，有几位是真正爱人类的人？有几位真正为人类带来过光明？屠夫和暴徒被当成英雄，甚至连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曾将拿破仑当成了英雄而讴歌，他的《英雄交响曲》仅仅因为是拿破仑称帝而换了名字。但实质是：无论拿破仑称帝，还是充当执政，拿破仑最大的功绩，就是侵略和屠杀，但他却成了世界意义上的英雄。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堕落和悲哀吗？
我们的诗仙李白亦不能脱俗，他赞美的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但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还在于他有“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的大情怀。前者之瑕，难掩后者之瑜，故李白方成为李白。
我们不能左右强权，我们无法消除罪恶。相对于强权，我们的笔很软弱。但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笔和喉咙，使它发出一种相对有良知的声音。一个微弱的声音固然会被时代的噪声淹没，但千万个喉咙，一起发声时，可能会使一些被梦魇裹挟的灵魂惊醒。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也会擦亮眼睛，放开喉咙，发出一种有益于人类的声音。当一代代人这样喊下去时，定然会有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罪恶？
许多时候，比屠夫更可恶的是他的啦啦队。正是在啦啦队的鼓噪声中，小屠夫长成了大暴君。当然，他很可能做的一件事是，那把越抡越疯的屠刀，最终也会削去啦啦队们的脑袋。
我们的文化，不应该是啦啦队。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讴歌罪恶者，最终也会成为罪恶的牺牲品。
面对历史上的一把把屠刀，我们应该放直了声音——哪怕会招来屠刀——歇斯底里地大叫：那是罪恶！
当一个个人、一代代，一直这样叫下去。等到有一天，人类翻开以前引以为傲的历史时，他们定然会羞红了脸。因为，他们一直将血腥当成了胭脂。
那时，他们会说：来呀，将这块罪恶的抹布扔向阴沟，由我们来重写历史吧。
那重写的历史里，定然会有有益于人类的无上光明。
我的这一思想就是由老子的和平理念发展而来的。借助老子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历史书上讴歌的英雄都是杀人者，而且他们杀的都是老百姓。例如，美国的前几任总统——比如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虽然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将他们当成伟人来崇拜，但他们——包括口口声声说“人生而平等”的杰弗逊总统——却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类似的行为太残忍了。他们虽有其伟大之处，但这种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残忍，却是他们抹不去的污点，会世世代代地留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我们需要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承担重任的人，但不需要倡导仇恨、隔阂，也不需要仇恨与隔阂所导致的杀戮。所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战胜以丧礼处之”的思想太伟大、太了不起了，我们需要老子的和平思想。假如这种声音越来越小，充满民族隔阂的声音越来越大，就会导致民族间的仇杀。老子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那个时代充满了血腥暴力，每一个统治者都崇尚暴力。除了老子、墨子等不多的几个智者，没有人会发出和平的声音。因此，这种声音越来越小，血腥争斗却越来越多，整个中国慢慢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类的思想所淹没。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说法源于赵匡胤。赵匡胤建立宋朝，当了皇帝之后的某天晚上，突然冒着大雪去找宰相赵普，跟赵普商量如何灭掉陈国。赵普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灭掉陈国呢？他的回答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意思是，我怎么能允许别人在我的睡床旁边睡觉呢？这句话被载入了史册，成为中国文化和帝王思想的一种投射。
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儒家文化，提倡“平天下”。什么叫“平天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天下太平，一种是平定天下。在很多人眼里，平天下恰恰是后者。如果没有类似的理念，中国古代就不会战乱频繁。中国古代之所以农民起义不断，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做皇帝，都想平定天下，于是集合了一大群人，你杀我我杀你，让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杀戮的声音。如果老子思想在古代中国能占据主流地位，中国历史就不会这样推进，可惜不是这样。中国盛行的一直都是法家。法家思想的特点，就是富国强兵。当然，我不是说法家不好，但法家思想与老子思想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冰冷，少了一种人性的温暖。不过，不理解老子思想的人，也会觉得老子思想少了一种人性的温暖。
历史教材对老子的评价一直不高，主要是觉得他太消极，“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前面已说过，这是一种偏见。因为，老子思想并不消极，只是人们没有读懂他的积极而已。至今，一些人在谈到老子时，仍然会经常出现一种嘲弄的语气，从我们小时候学历史，到现在，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包括庄子，历史教材的评价也不会太高，实际上，老庄思想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益处，不重视它们，甚至忽略、轻视和批判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欧洲之所以有许多小国共存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文化。他们是典型的小国寡民，却有着辉煌的文化。我听说过一位“欧洲的丈母娘”的故事，她的女儿，都嫁给了国王。她说，让别人去打仗吧，我们举办婚礼。因为她的存在，和平之光照耀了欧洲很长时间。
对圣人的嘲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诚信的丢失。最明显的，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些变化。
最早的时候，各国即便打仗，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有点像现在的体育运动。比如，两国的军队必须排好队，列好方阵，打着军乐鼓，光明正大地进攻，打倒一个补上一个，欧洲最初打仗时就是这样。这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拳击比赛——拳击手比赛之前，总会站好位置，摆好架势，等待裁判喊“开始”。如果裁判不喊“开始”就进攻，就是违反规则。不过，后来这种规则被打破了，中国开始重视计谋，认为“兵者，诡道也”，遵循古人规则，在战场上维持君子之风的人，反而会受到千古耻笑。比如宋襄公，泓水之战时，宋国的军队不如楚国强大，目夷就劝宋襄公，在楚军渡河的时候发动进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否则宋国是没有胜算的，但宋襄公不肯，认为这样不仁。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又劝宋襄公在楚军布阵时进攻，宋襄公还是不肯。最后，宋军果然寡不敌众，宋襄公也受了伤。但目夷埋怨宋襄公时，宋襄公却说，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也不靠关塞险阻取胜，所以，就算要亡国了，我也不忍心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他的选择很值得敬畏，但他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敬畏，反而被耻笑了上千年，很多人都说他的仁德是“妇人之仁”，愚蠢无比，有人还说他是假道学的典范，沽名钓誉。当然，也有人赞叹他的德行，认为他是一个君子，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此，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在战场上守君子之风了。大家都觉得胜利是第一位的，兵不厌诈，要是你在战场上守君子之风，因此打了败仗，你的对手不但不会感激你、敬畏你，反而会笑你傻。可见，因为历史对一场战役的评价，中国文化的价值评判体系就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讲究文明礼仪，变成了后来的为求利益不择手段。这也是一种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倒退。
你想想看，假如这不是战役，而是一场拳击赛，你可以因为实力不如对方，就在对方没有准备好时狠狠踹他一脚，把他踹晕，然后取得胜利吗？肯定不行，你必须遵循拳击赛的规则，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与对方较量。同样道理，你也不能趁他没有做好准备一拳把他打晕，或咬掉他的耳朵，这些都是违反规则的。战争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体育和战争都是一样的，体育就是和平时代的战争。体育有规则，战争也有规则，如果有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出现，整个局面就会乱掉。如果一个人因为守规则而落败，遭到整个社会的谴责和耻笑，就会礼坏乐崩，社会就会乱掉。舆论评判会改变社会风尚，也会改变人们面对事物的态度。所以，当很多人都在耻笑遵循规则的宋襄公时，人们就不再遵循战场上的规则，不再靠实力较量，而是崇尚“胜利至上”“兵者，诡道也”了。更可怕的是，这种变化还影响了其他文化，人们做很多事情时，都不再遵守规则，只求达到目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有人不愿这么做，就会输掉游戏，被整个游戏排斥出局，而且没有人会为他感到遗憾，人们只会嘲弄他，觉得他食古不化、太愚蠢。
当然，这里我不是在谈论战争，也不是在评判宋襄公等人应该这么做，或者不应该这么做，而是在探讨一种对待规则的态度。就像老子所说的，即使迫不得已要用暴力来保家卫国，也不能在打了胜仗后沾沾自喜，永远要明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我们认可为了保家卫国而尽心竭力的态度，但我们不认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更不认可这种耻笑君子的文化。我们认为，世界可以有这样的行为，但世界不能倡导这样的文化。世界更需要老子的思想，需要一种开放、平等、博爱的文化，需要重新定义君子和英雄，需要用老子的眼光去看一看世界。
假如我们能用老子的思想衡量中国文化，就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窗口，会看到一缕不一样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