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暴力基因比暴力更可怕
我在长篇小说《西夏咒》中写过这样几段话:
人类最可怕的不是屠杀,而是对屠杀的讴歌。你只要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人类顶礼膜拜的,其实是屠杀自己同类的人。杀人越多,可能越被认为是英雄,如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曾国藩等。这是整个人类的堕落,也是历史书写者和文学参与者的罪恶。
杀人者因为有其强权基础和欲望引诱,会情不自禁地进行屠杀。当人们无法制止其屠杀时,就不能不忍受命运的苦难。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那屠杀是罪恶,是必须谴责的,绝不能讴歌。这时的讴歌比屠杀本身更值得诅咒。因为屠杀者终究会因肉体和生命的消失而中止罪恶,那“讴歌”却可以依托文化传递给后人,在人类心灵中植入恶的基因。而一遇到适宜的气候,那恶的种子,就会发芽、生根、开花,长出杀性更重的屠夫来。
所以,赞美屠夫的文学是人类心灵上的毒瘤,我们必须割除它。我们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那些貌似强大且被人类讴歌了千百年的征服者不是英雄,他们其实是屠夫,是罪恶的载体。真正的英雄是甘地、耶稣、孟子、孔子等将爱撒向人类和历史的人。他们才最值得人类赞美和讴歌。
当我们的书籍上充满了对血腥罪恶的赞美时,我们的心定然会受其熏染而异化。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当那恶臭延续千年时,人类心灵定然会被熏染,一种习以为常的恶就衍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亦如世上有“嗜痂之癖”一样,一种“口味”的异化终究会使已经“异化”的心灵更加失去人性。
不信?你可以翻开历史,扑入你眼眸的名字中,有几位是真正爱人类的人?有几位真正为人类带来过光明?屠夫和暴徒被当成英雄,甚至连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曾将拿破仑当成了英雄而讴歌,他的《英雄交响曲》仅仅因为是拿破仑称帝而换了名字。但实质是:无论拿破仑称帝,还是充当执政,拿破仑最大的功绩,就是侵略和屠杀,但他却成了世界意义上的英雄。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堕落和悲哀吗?
我们的诗仙李白亦不能脱俗,他赞美的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但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还在于他有“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的大情怀。前者之瑕,难掩后者之瑜,故李白方成为李白。
我们不能左右强权,我们无法消除罪恶。相对于强权,我们的笔很软弱。但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笔和喉咙,使它发出一种相对有良知的声音。一个微弱的声音固然会被时代的噪声淹没,但千万个喉咙,一起发声时,可能会使一些被梦魇裹挟的灵魂惊醒。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也会擦亮眼睛,放开喉咙,发出一种有益于人类的声音。当一代代人这样喊下去时,定然会有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罪恶?
许多时候,比屠夫更可恶的是他的啦啦队。正是在啦啦队的鼓噪声中,小屠夫长成了大暴君。当然,他很可能做的一件事是,那把越抡越疯的屠刀,最终也会削去啦啦队们的脑袋。
我们的文化,不应该是啦啦队。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讴歌罪恶者,最终也会成为罪恶的牺牲品。
面对历史上的一把把屠刀,我们应该放直了声音——哪怕会招来屠刀——歇斯底里地大叫:那是罪恶!
当一个个人、一代代,一直这样叫下去。等到有一天,人类翻开以前引以为傲的历史时,他们定然会羞红了脸。因为,他们一直将血腥当成了胭脂。
那时,他们会说:来呀,将这块罪恶的抹布扔向阴沟,由我们来重写历史吧。
那重写的历史里,定然会有有益于人类的无上光明。
我的这一思想就是由老子的和平理念发展而来的。借助老子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历史书上讴歌的英雄都是杀人者,而且他们杀的都是老百姓。例如,美国的前几任总统——比如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虽然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将他们当成伟人来崇拜,但他们——包括口口声声说“人生而平等”的杰弗逊总统——却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类似的行为太残忍了。他们虽有其伟大之处,但这种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残忍,却是他们抹不去的污点,会世世代代地留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我们需要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承担重任的人,但不需要倡导仇恨、隔阂,也不需要仇恨与隔阂所导致的杀戮。所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战胜以丧礼处之”的思想太伟大、太了不起了,我们需要老子的和平思想。假如这种声音越来越小,充满民族隔阂的声音越来越大,就会导致民族间的仇杀。老子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那个时代充满了血腥暴力,每一个统治者都崇尚暴力。除了老子、墨子等不多的几个智者,没有人会发出和平的声音。因此,这种声音越来越小,血腥争斗却越来越多,整个中国慢慢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类的思想所淹没。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说法源于赵匡胤。赵匡胤建立宋朝,当了皇帝之后的某天晚上,突然冒着大雪去找宰相赵普,跟赵普商量如何灭掉陈国。赵普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灭掉陈国呢?他的回答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意思是,我怎么能允许别人在我的睡床旁边睡觉呢?这句话被载入了史册,成为中国文化和帝王思想的一种投射。
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儒家文化,提倡“平天下”。什么叫“平天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天下太平,一种是平定天下。在很多人眼里,平天下恰恰是后者。如果没有类似的理念,中国古代就不会战乱频繁。中国古代之所以农民起义不断,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做皇帝,都想平定天下,于是集合了一大群人,你杀我我杀你,让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杀戮的声音。如果老子思想在古代中国能占据主流地位,中国历史就不会这样推进,可惜不是这样。中国盛行的一直都是法家。法家思想的特点,就是富国强兵。当然,我不是说法家不好,但法家思想与老子思想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冰冷,少了一种人性的温暖。不过,不理解老子思想的人,也会觉得老子思想少了一种人性的温暖。
历史教材对老子的评价一直不高,主要是觉得他太消极,“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前面已说过,这是一种偏见。因为,老子思想并不消极,只是人们没有读懂他的积极而已。至今,一些人在谈到老子时,仍然会经常出现一种嘲弄的语气,从我们小时候学历史,到现在,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包括庄子,历史教材的评价也不会太高,实际上,老庄思想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益处,不重视它们,甚至忽略、轻视和批判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欧洲之所以有许多小国共存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文化。他们是典型的小国寡民,却有着辉煌的文化。我听说过一位“欧洲的丈母娘”的故事,她的女儿,都嫁给了国王。她说,让别人去打仗吧,我们举办婚礼。因为她的存在,和平之光照耀了欧洲很长时间。
对圣人的嘲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诚信的丢失。最明显的,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些变化。
最早的时候,各国即便打仗,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有点像现在的体育运动。比如,两国的军队必须排好队,列好方阵,打着军乐鼓,光明正大地进攻,打倒一个补上一个,欧洲最初打仗时就是这样。这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拳击比赛——拳击手比赛之前,总会站好位置,摆好架势,等待裁判喊“开始”。如果裁判不喊“开始”就进攻,就是违反规则。不过,后来这种规则被打破了,中国开始重视计谋,认为“兵者,诡道也”,遵循古人规则,在战场上维持君子之风的人,反而会受到千古耻笑。比如宋襄公,泓水之战时,宋国的军队不如楚国强大,目夷就劝宋襄公,在楚军渡河的时候发动进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否则宋国是没有胜算的,但宋襄公不肯,认为这样不仁。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又劝宋襄公在楚军布阵时进攻,宋襄公还是不肯。最后,宋军果然寡不敌众,宋襄公也受了伤。但目夷埋怨宋襄公时,宋襄公却说,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也不靠关塞险阻取胜,所以,就算要亡国了,我也不忍心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他的选择很值得敬畏,但他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敬畏,反而被耻笑了上千年,很多人都说他的仁德是“妇人之仁”,愚蠢无比,有人还说他是假道学的典范,沽名钓誉。当然,也有人赞叹他的德行,认为他是一个君子,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此,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在战场上守君子之风了。大家都觉得胜利是第一位的,兵不厌诈,要是你在战场上守君子之风,因此打了败仗,你的对手不但不会感激你、敬畏你,反而会笑你傻。可见,因为历史对一场战役的评价,中国文化的价值评判体系就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讲究文明礼仪,变成了后来的为求利益不择手段。这也是一种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倒退。
你想想看,假如这不是战役,而是一场拳击赛,你可以因为实力不如对方,就在对方没有准备好时狠狠踹他一脚,把他踹晕,然后取得胜利吗?肯定不行,你必须遵循拳击赛的规则,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与对方较量。同样道理,你也不能趁他没有做好准备一拳把他打晕,或咬掉他的耳朵,这些都是违反规则的。战争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体育和战争都是一样的,体育就是和平时代的战争。体育有规则,战争也有规则,如果有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出现,整个局面就会乱掉。如果一个人因为守规则而落败,遭到整个社会的谴责和耻笑,就会礼坏乐崩,社会就会乱掉。舆论评判会改变社会风尚,也会改变人们面对事物的态度。所以,当很多人都在耻笑遵循规则的宋襄公时,人们就不再遵循战场上的规则,不再靠实力较量,而是崇尚“胜利至上”“兵者,诡道也”了。更可怕的是,这种变化还影响了其他文化,人们做很多事情时,都不再遵守规则,只求达到目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有人不愿这么做,就会输掉游戏,被整个游戏排斥出局,而且没有人会为他感到遗憾,人们只会嘲弄他,觉得他食古不化、太愚蠢。
当然,这里我不是在谈论战争,也不是在评判宋襄公等人应该这么做,或者不应该这么做,而是在探讨一种对待规则的态度。就像老子所说的,即使迫不得已要用暴力来保家卫国,也不能在打了胜仗后沾沾自喜,永远要明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我们认可为了保家卫国而尽心竭力的态度,但我们不认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更不认可这种耻笑君子的文化。我们认为,世界可以有这样的行为,但世界不能倡导这样的文化。世界更需要老子的思想,需要一种开放、平等、博爱的文化,需要重新定义君子和英雄,需要用老子的眼光去看一看世界。
假如我们能用老子的思想衡量中国文化,就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窗口,会看到一缕不一样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