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高级宗教从精神使命向世俗任务的转变

第8章 高级宗教从精神使命向世俗任务的转变[116]

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考、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马可福音》第6章第18—19节[117]

高级宗教与旧制度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必定要提出来的问题。高级宗教在俗世中的精神使命是向万民传播新福音，通过新福音，人类得到神品格的新启示从而对痛苦采取了一种新态度。然而尽管高级宗教的福音书是这样一种新的精神胚种，它们的传道领域却不是一片处女地。就其本质而言，既然为使新福音的接受者能够接受它而进行的精神教育是长期而痛苦的，它就不可能是一片处女地。高级宗教只有在由这种第二代文明的兴起、衰落和解体而获得准备的基础上才能出现。这样，高级宗教的出现就预设了曾有一个旧制度存在于这一领域，而且即使这旧制度已经衰弱不堪，不受信任，但无论如何，它的残骸仍然蜷曲在这块土地上，甚至它毁灭了，还依然是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

旧制度和新福音的规范根本上是矛盾的，因此旧制度和新福音必定是一种——公开的或潜在的——冲突关系。这个旧制度建立在人即上帝的信仰之上，而它又覆盖在非人的自然界即上帝的更古老信仰之上。人的崇拜拒绝承认和奉行痛苦是生活的本质这一真理。它或者设法通过动员人类集体力量压制痛苦，或者通过自我泯灭个别地回避痛苦，其折衷做法是自我脱离怜悯和慈爱之网。新福音建立在绝对实在既不是人类，也不是自然，而是超越并高于它们的信仰之上的。新福音承认痛苦是生活本质的真理，这样它不是设法摆脱痛苦，而是设法将它用作根据怜悯和慈爱的感情行动的机会。它相信怜悯和慈爱的感情是人和神都具有的。新福音认为这种行动方式所表达的生活本质和目的比对它们的自负的表达更真实，因此也就更富创造性。人类遵循爱的引导而要忍受痛苦，因为人违背了自我中心的潮流。然而新福音却向人类保证：为了爱而忍受痛苦并没有违背宇宙的主流，而是顺应了宇宙的主流。其一个方面是真神的绝对实在不仅是曾经创造了世界并继续维持世界的巨大力量，而且还是以自我牺牲表白自己的一种慈爱。神不是通过令人讨厌而受挫的自我中心的自负，而是通过自我牺牲而成为宇宙中心的，这种自我牺牲将在造物中唤起一种回报性的爱和回报性的自我牺牲。这两种信仰和目标本质上的不可调和性成了据说是耶稣说的一句格言的根据：他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118]

只要旧制度排斥和迫害高级宗教，高级宗教和旧制度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就始终是一个简单而容易的问题，但如果旧制度作出让步，问题就复杂困难了。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你们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119]

教会在被排斥，并在任何时候都有易遭迫害的危险时，它的成员就可能是既公正廉洁又勇敢无畏的精神精英。它一旦成为统治者的合作伙伴，道德质量就可能因那些随波逐流的人渴望巴结胜利者而发生的大规模宗教改信而下降。教会被排斥时，就不会同旧社会的弱点和罪恶同流合污，而是相反要奋力建立一个新社会。可是当它开始同旧社会制度携手合作时，就将卷入旧社会制度的种种败劣之中，并走上为旧社会制度的目的服务这一歧路，而放弃自己原先一心追求的对立的目的。因此，同体现旧秩序的各种制度商议和约有可能钝化教会履行它自己精神使命的刀刃，甚至使这种使命转向为旧制度服务。然而，既然教会的使命是向众人传播福音，如果教会拒绝了先前的敌人提出的和解建议，它的行动就违背了教会的目的，即使这些建议被疑心为伪善的，并且——至少潜意识地——出于想用一种新的、更精巧、更有效的战略进行原来斗争的打算。

相反，旧制度坚持以提出和解条件的方法获得利益。它通过公开承认用物质力量镇压新福音传教者已遭失败而不再受到更多的损失。这仅仅是承认一个已经一清二楚的事实，在作出这一让步时，它轻而易举地为自己获得了以新战略继续挣扎的机会。现在它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设法动员其对手为了成功地抵抗一切严酷镇压而使用过的力量来击败对手自身。这种力量存在于两种成分中：因新福音的正确和正当而获得精神感召的人类灵魂，新福音的传教者作为完成他们的精神目的的必要手段而必须建立的新制度——教会。既然某种（大卫创设的）[120]制度——虽然可能全部制度都——是人类已经设计的、为使人际关系变得比个人的直接交往更宽广的唯一媒介，那么建立教会就是不可避免的。[121]教会的这种通过极富感染力的传播新福音来征服人的力量难道不能变成有利于旧制度的说明吗？回答是，如果旧制度的策略秘而不宣或公开张扬，它就能控制教会，并将教会变为增进旧制度利益的手段。

这种策略的古代事例是，在罗马帝国进行的一连串最残酷、最有组织、最残忍，也是最徒劳的——以戴克里先违反他较正确的判断而起用加莱里乌斯开始的——迫害失败后，罗马帝国改变了对基督教会的策略，尽管这不是它的目的。在作出让步后，罗马帝国的最高目的就是每个国家——其实是每一种制度——从开始存在到结束的任何时候都具有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维持它的存在，向基督教提出和解是追求这个不变目标的必然要走的下一步骤。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向基督教提出和解之前，罗马帝国政府已经连续采用两种方法动员宗教支持自己，但觉得力不从心。首先它建立了对自己的崇拜；其后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专门的外在的宗教认可，又建立了另一个人造神：奥勒留崇拜的“不可战胜的太阳神”。君士坦丁大帝继承了他父亲君士坦提帝对“不可战胜的太阳神”的崇拜，而后“不可战胜的太阳神”又墨守在由马克西米尼·达亚组织、又由朱利安复活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反教会中。到君士坦丁在约克被拥戴即位时，这两个方法相继失败说明罗马帝国唯一的选择是为自己找到一个不纯粹是虚伪的，而是真正的外在的宗教认可。由于基督教会自发地生长起来，并胜利地抵制了帝国政府最残酷的镇压，所以基督教会给予的认可就是这样一种无可争辩的认可。作为最后手段，罗马帝国设法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教会的力量，这种策略并不会再使自己失去什么。

这些理由构成了君士坦丁根据他前辈反复试错而作出策略改变的基础，但君士坦丁和他的前辈都不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人物。从质朴的奥勒留到表面文雅的朱利安这一类自诩为保守的和谨慎激进的皇帝，全都像第一代、第二代或顶多是第三代最新皈依的前蛮族。他们天生地感情外露，因此天生地真诚，这都相当典型。尽管奥勒留改宗崇拜“不可战胜的太阳神”或君士坦丁从崇拜“不可战胜的太阳神”改宗皈依基督，也许都有许多下意识的打算，但决不存在虚伪。促使君士坦丁臣服基督的体验在700或800年后也促使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海盗向基督臣服，征服了前蛮族成员的君士坦丁的基督属性不是基督自我牺牲的慈爱，而是基督不可战胜的力量。促使君士坦丁从忠于“不可战胜的太阳神”转向忠于基督的是，他坚信基督是太阳神遇到的比太阳神本身更强大的神。

君士坦丁迟迟不将他的改宗表现在铸币的肖像和题铭上，这说明他意识到彻底的新分裂的危险。具有不相容目的的双方的和解是个赌注。在这决一胜负的同一场比赛中，任何一方都有不让另一方成为赢家并使另一方服务于自己目的的机会。对罗马帝国来说，君士坦丁为了帝国以皇帝皈依基督教的代价赢得了基督教会认可的策略，显然比奥勒留将帝国置于皇帝亲自命名和创造的“不可战胜的太阳神”保护之下的策略，或者比奥古斯都以创立罗马女神崇拜和狄乌斯·恺撒崇拜将帝国同神灵等同的策略更具有冒险性。同时，君士坦丁的让步使基督教会成为官方教会而不是一个继续被排斥的教会，这为基督教招致了更大的危险。实际上，教会也正在用帝国作为赌注，就像浮士德用靡非斯特作为赌注一样。

当然，基督教并不是为世俗政权控制并服务于一些非宗教目的的唯一宗教。概览高级宗教转向追求异在目的的各种实例，就能使我们明白它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可以继续审视这类控制高级宗教的努力受到抵制的事例。就政治目的而言，我们发现高级宗教为统一帝国、统一帝国的继承国家和它们的化身所控制；为区域国家，甚至为这类或那类在产生影响时已经灭亡的国家的阴魂所控制。我们还发现，被控制的高级宗教并非服务于政治的世俗目的，而是文化的世俗目的。

罗马帝国控制基督教会与同时代在希腊世界东半部的奥克萨斯·色尔达雅盆地与印度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控制大乘佛教，以及阿萨息斯王朝（Arsacid）后期和随后的反罗马帝国的萨桑王朝（Sàsānian）控制琐罗亚斯德教教会是相对应的。萨桑帝国粉碎了罗马帝国为希腊世界重新占领被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后继者所丧失统治的领地的企图，从而占领了伊拉克和伊朗所建立的帝国。同样，倭马亚王朝控制了伊斯兰教，激起了十分虔诚的穆斯林的愤慨。这种控制为的是促成倭马亚王朝从罗马帝国的一个蛮族继承国家中重新建立一个西南亚统一帝国的政治转折；佛教以后的印度教在服务于笈多王朝建立的印度统一帝国的过程中证明是一种更柔顺的方法。最初以阿里乌教（Arian），然后以罗马天主教形式出现的基督教会后来在西方被用来服务于罗马帝国的北欧蛮族继承国家。在倭马亚王朝，利用伊斯兰教更为雄心勃勃地重建阿拉伯哈里发式的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前，伊斯兰教被它的创建者当作在东方建成罗马帝国的阿拉伯继承国家核心的工具。经历了从贵霜帝国到东亚的漫长行程后，大乘佛教在北方被用来侍奉中华帝国的欧亚游牧民族的蛮族继承国家。印度教则以同样的方式为笈多帝国的欧亚游牧民族的蛮族继承国家所利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旁遮普继承国家使锡克教会服务于自己；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塞琉西继承国的马加比继承国使犹太教会为自己效劳。

很明显，就犹太教、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而论，在被用作政治目的的过程中，高级宗教偏离了它自己的使命。尽管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的情形也许可能没有这样明显，但却是更为真实的。伊斯兰教最初是作为一种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所获得的关于神的新观点的翻版而为希腊—罗马世界边境地带的阿拉伯异教蛮族所接受。先知穆罕默德在受诱惑而从麦加逃到麦地那之前，他在麦加令人沮丧的12年中忠诚地履行了真正的宗教使命，在此期间，他几乎没有赢得皈依者，反而遭到了许许多多的迫害。他的逃亡不仅是地理上的迁移，也是从一个本国不体面的先知应邀变成一个敌对的绿洲国家胜利的首领。这好比耶稣在旷野里遇到考验，听任自己陷入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即接受撒旦给予的俗世所有王国中的一个——类似小型的安道尔或圣马力诺——小公国。此外，锡克教最初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调和物，锡克教的祖师哈尔·哥宾德[122]和哥宾德·辛格[123]及其他们最后的政治继承人锡克将军兰季特·辛格[124]像先知穆罕默德一样屈服于使用武力的诱惑，从而使锡克教从宗教的高度跃进政治的深沟。

统一国家的化身也曾控制了高级宗教。例如，东正教就曾使自己为东罗马帝国、鄂图曼帝国和“第三罗马”莫斯科的不同目的服务。在罗马帝国的所有这些化身中，教会成了君士坦丁理想中的国家部门，如果罗马帝国不在基督纪元5—7世纪崩溃的话，教会当然会成为罗马帝国本身的国家部门。15世纪初，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在君士坦丁堡勇敢地重申，基督教会的精神独立性全因力量不足而遭到挫折，这成了对在罗马帝国本会发生之事的预兆，也成了对它于8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复活后确实发生之事的预见。

区域国家支配高级宗教的典型事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会罗马教皇国的现代继承国对西方基督教会的控制。路德生前不仅巧妙地利用了新教，而且还是新教的共谋，就像穆罕默德曾经巧妙地利用伊斯兰教，并且是伊斯兰教的共谋一样。更有意义的是，罗马天主教会易分裂的西部教会部分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保持了它们的统一范围和对区域性政府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却被西班牙、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和法国君主制所控制，并且不亚于新教零零散散的教派被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的区域性公国所控制的情形。在伊斯兰世界，古代宗派逊尼派和什叶派目睹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教会分裂之后，同一代人再次反目为仇，伊玛目什叶派为沙发威王朝所控制并公开被利用，逊尼派则被迫服务于鄂图曼王朝，实际上就像罗马天主教被迫服务于哈布斯堡王朝一样。

在所有这些为政治目的而被控制的高级宗教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已灭亡国家所进行的控制情况。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些不仅被剥夺了政治独立性，而且被赶出家园四处飘零残存在异域绝大多数人中的社团，有时甚至在最为不利的环境下也成功地保持了其团体的同一性。他们通过改变某个高级宗教向众人传播新福音的真正使命，而转向实现另一个维持被赶出家园的社团散居者生存的任务，结果完成了保持同一性的壮举。犹太教会就是如此致力于维持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塞琉西继承国的马加比继承国散居者的生存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会致力于维持曾经是罗马帝国劲敌和竞争者的萨桑帝国散居者的生存，格列高利一性论派[125]的基督教教会致力于维持罗马和萨桑帝国的亚美尼亚缓冲国散居者的生存。科普特一性论派的基督教会致力于维持上埃及和下埃及的法老统一王国散居者的生存。该王国曾不断为外国征服者全面占领，直至最后一个占领者——罗马人，尔后又在罗马帝国的重组中被戴克里先合并于罗马版图内。东正教会普世牧首则致力于维持被法兰克和土耳其入侵击溃的东罗马的希腊散居者的生存。

在文化方面，在希腊—罗马文明与它同时代的西南亚和埃及文明的交往史中存在着以高级宗教为世俗目的服务的典型事例。基督教聂斯脱利派[126]和一性论派的观点产生于有关将基督教的福音书译成希腊形而上学术语而引起的神学争论中。但这两个基督教神学派别却应召去为东方世界的社会下层针对长期统治的希腊文化发起的一场文化反攻的非宗教事业服务。这两个事例清晰地说明了在文化方面对基督教的利用。此外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还存在着马加比[127]们利用犹太教，萨桑王朝利用琐罗亚斯德教、倭马亚哈里发们利用伊斯兰教的事例。因为这些西南亚政治列强在同塞琉西君主政体和罗马帝国的军事冲突中，还发动了一场反对希腊—罗马文明的文化战争。在希腊—罗马文明与同时代的印度文明的并行接触中，孟加拉的大乘佛教密宗的观点（至今还存在于西藏）扮演了西南亚和埃及的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的角色，印度教则扮演了伊斯兰教的角色。在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接触中，为了以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语词向众人传播高级宗教的福音，超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立而创立的锡克教——在愈衰老就变得愈不宽容的莫卧儿帝国的刺激下——改弦更张，充当了好战的印度教反抗伊斯兰教好战精神的工具。

为一个异在的世俗目的利用高级宗教会产生双重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被控制的高级宗教偏离了向众人传播新福音的真正使命。在新福音中，神被表现为慈爱，痛苦是遵循慈爱引导的代价和机会。至少在成长于西方基督教环境的历史学家看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早期就从宗教的使命转向世俗的任务，这也许是这些教会似乎到目前为止不能像基督教或佛教那样对新福音作出富于启示的解释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对高级宗教的利用使得世俗运动带上了一种唯独新福音才能激起的全神贯注性，然而这种影响是不幸的。当全神贯注性服务于作为其真正目的的宗教目的时，就会成为一种神圣的情感，然而它一旦被出卖给世俗的事业，就极易蜕变为恶魔般的兽性情感。未受到一种被控制的高级宗教强化的人的崇拜，甚至以一种可取的形式而出现，至多也只能唤起某种有限的反应，就像罗马女神和狄乌斯·恺撒崇拜因陷于平庸而表明的那样。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要切记的，当人的崇拜因受新福音的炽烈精神的不适当刺激而变得异常亢奋时，它就会可怕得多。

虽然高级宗教因转向世俗目的而导致的失败在它们迄今为止的短暂历史中是经常重演的悲剧，但抵制运动从来没有完全中止过。到目前为止，最值得注意的抵制运动也许表现在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试图在教皇的保护下创立一个共和国这样的努力中。据设想，在这个国家中，体现为某种高级宗教的教会不应当被整个文明社会和这个社会与之联系的政治社团控制，而是应当反过来控制后者。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因为社会中的世俗成员非常不开化，所以特别有利于基督教进行这一实验。由于罗马帝国的北欧蛮族继承国较之罗马帝国的阿拉伯继承国和中华帝国的欧亚游牧民族继承国更无能，因而此后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复活罗马帝国的企图遭到惨败。然而，相应于在东亚复活中华帝国的成功，东正教世界也成功地复活了罗马帝国。这样，中世纪初期的西方基督教会有了影响社会环境的格外有利的机会，而且它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雄心勃勃的理想主义政策下应付自如。因基督教会政治家的人性弱点而导致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失败，是西方社会迄今为止自己惹起的所有灾难中最具悲剧性的。

创立西方基督教共和国的指望落空之后，在近代之初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又复活了对区域性国家的偶像崇拜，这种崇拜曾是非基督教的希腊—罗马社会衰落前的主要宗教。然而，西方基督教会并没有毫不抵抗就沦为服务于复活的人的崇拜的奴隶。罗马天主教会从来没有默认自己是这个或那个西方区域性国家的一个部门，即使在这些国家中的教会实际上已被降低到这种从属的地位，在一些新教教会自甘被奴役而以此作为获得国教特权代价的国家里，自由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会已经萌芽了。

甚至在18世纪引进近代西方的“开明专制制度”以强化罗马帝国在14世纪的化身即俄国之前，在反抗东正教会臣服于在俄国复活的偶像化的统一国家过程中，独立的非英国国教会已在俄国出现了。同样，罗马帝国政府在4世纪对早期基督教会的控制受到了好战的多纳图派的抵抗，为了倭亚马王朝的政治目的而利用伊斯兰教的做法受到了好战的哈杰特派[128]的武力抵抗，也受到了麦地那的伊斯兰教律法长老非暴力的、然而是一心一意的抵抗。

尽管由于荆棘的作用妨碍了今天种子的收获，但这些积愤在心的宗教抵抗运动预示：关心俗世和其他诸事虽然妨碍了福音的传播，但不会使高级宗教灭亡。“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