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要点
下面对各篇文章所做的简单评论，连公正的评价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是总结了。这些评述只不过是对这本论文集做个概要介绍而已。头三篇论文论及中国在整个外交关系中的思想、态度和各种制度的演变情况。
杨联陞先生在他论文的开头就把中国对待外来者的传统态度中的神话和现实做了对比。亲族关系（内圈）和外圈的观念早已用之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可是，汉唐时期以强大实力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到了后来却被自负的言论所压倒。比如19世纪中国外交的开拓者郭嵩焘先生就谴责了这一点。因此，杨先生对待传统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看法。他以经典中的原文，追述了用以对付异族的黩武主义或绥靖主义（强迫或说服、兵戈或德行）倾向，指出两者本出一源的性质。接着，杨先生探讨用于绥靖边境的各种主张，最后又对用以应付强悍蛮夷的羁縻政策加以说明，揭示这种政策的远古起源和变化范围。
王赓武先生的大作何止是一篇探讨背景的论文。他未能出席我们的专题讨论会，为此我们大家更要感谢他。他广征博引，对清代以前的朝贡关系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广泛的研究。论文首先分析早期形成的中国优越论神话。这种神话是由汉代至宋代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虚构出来的。当这种理论发展到可被用于解释中国对外关系的经历时，它便逐渐演变为一种惯用的框架。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宣扬皇帝卓越的德行和德治。在这方面，唐朝（618—907年）是一个典范。蒙古人根本不是凭德行，而是凭武力进入中原的，因此，那是对中国理论的毁灭性打击。但是，正由于蒙古人单靠武功，而不是依靠德行与武功之间适当的平衡，所以他们的统治不能长久。接着，王先生追述明代皇帝为把朝贡关系扩大为一种世界秩序而做的重大努力：他们自称追求的是一种“公正”的优势，但他们的企图是囊括所有国家。因此，在明末清初，中国在物质和道德方面优于天下的理论仍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构想，虽然它带有更多的诡辩色彩。
曼考尔先生的论文探讨的范围比较广泛，从中国的世界观念怎么被中亚、越南、暹罗等国从不同的角度接受，到清朝对“西北新月”带和“东南新月”带的人民所做的区分怎样被赋予新的意义，都有涉及。他继而考察朝贡贸易的各种形式，探讨朝贡贸易与朝贡和礼物交换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作为在边界地区的“贸易口岸”进行的受管制贸易的性质。这种多方面的分析，最后以考察清初统治者尚未汉化时颇有几分实用主义色彩的外贸政策做为结束。
在对中国的世界秩序之历史和特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转向某些特定国家的专题研究。在这方面，全海宗先生对朝鲜赴清使团的类型和作用做了迄今为止最充分的分析：使团的构成、去向、次数以及他们在北京的活动，都能使人一目了然。全先生还论及中国派赴朝鲜的使团。他继而分析朝贡的经济方面：朝鲜奉献的土产和中国回赐物品的种类和价值、来往旅费、非法或合法的贸易。朝鲜提供朝贡关系的重要范例，简直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基于对事实的具体分析，全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情况下的朝贡制度，其政治动机多于经济或文化动机。
另外两篇论文都是研究矛盾心理的佳作。酒井先生根据萨摩藩的记载，具体揭示琉球岛国在1609年以后作为一块属地，事实上受到萨摩藩大名严密控制的情形。然而在当时，琉球即是中国一个公认的属国，是暗中进行的中日贸易的兴旺市场。萨摩藩大名鼓励并监督这种贸易，瞒着中国控制琉球群岛，迫使琉球统治者每年派遣日本式的朝贡使节前往萨摩藩首府鹿儿岛，而派往德川幕府的都城江户（东京）的使团则是定期的，其场面非常壮观。萨摩藩的政策无所不包，它甚至要保持琉球人生活方式中的非日本特色，保持琉球的文化和政治特性，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
酒井先生对日本统治琉球的描述很有启发性，它使陈大端先生关于清朝正式册封琉球国王的研究变得更加引人入胜。中国同琉球经常性的朝贡贸易，陈先生只是一笔带过，他集中分析了清廷派赴琉球的八个使团。这些使团奉行的多是自明代承袭的礼仪，其任务是宣扬中国皇帝的德治，弘扬儒家文化。琉球请求册封，北京便派遣硕学鸿儒东渡。这些文士在福州组成使团，一行数百人，其中还有许多伪装的商人，浩浩荡荡地开往琉球。欢宴的场面，精心安排的典礼仪式，随团进行的贸易，以及中国使节的文化活动，所有这些都表明清朝皇帝的德行是如何在这个外国首府发生作用的。
张宝林先生回溯了18世纪末清廷对越南接连不断的危机所做的反应1788年的西山起义使业已衰落的黎朝（1428—1788年）皇帝吓破了胆他离开首都河内，其家属逃至中国。怀有野心的两广总督征得北京同意，介入越南事务，想恢复黎朝的统治。尽管他只奉命把少量军队派入越南，以便使越南政府军能够打仗，但有了这些清军，越南军队就有了信心。清军在河内的一个月中，黎朝统治者很快得到册封。可是，完成任务的清军指挥官迟迟不愿意撤退，结果受到起义者的进攻：撤出河内的大桥被毁，逃回边境的清军所剩无几。经过这次灾难之后，北京不是再行介入以昭信守，而是认定黎朝已经失去“天命”，因而接受一个来自越南西山新统治者的朝贡使团。1790年，该使团在热河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因此重新确立。热河是皇帝夏季行宫的所在地，马戛尔尼是三年后到这里的。
铃木先生则从汉字圈转向内亚的藩属地。他一开始就逐点说明汉朝与匈奴统治者早期关系的变化。匈奴是生活在蒙古地区的强大游牧民族。在那里，以文化为基础的皇帝之德的影响力远逊于中国的武器，唯一能够取代武器的不是德，而是物质收买。对于中国来说，至高无上的君臣关系已不存在，能在虚构的亲族关系中取得平等的地位就很不错了。铃木先生发现，在西藏还另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是以僧俗关系取代皇帝的德行至尊。蒙古人信奉的是喇嘛教，为控制他们，清初诸帝是以转轮圣王的身份而非儒家统治者的身份礼遇达赖喇嘛的。1720—1792年，清军对西藏政治的干预逐渐增多，于是僧俗关系增加了人们常见的皇权成分。但在19世纪，皇帝的权力又趋于下降，因为1814—1816年尼泊尔抗击英国和1854—1856年西藏抗击尼泊尔时，清廷均未给予援助。
接下来是法夸尔先生对清朝与蒙古人关系的研究，他特别论及这种关系在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前的早期阶段的情况。满族不但承认他们与蒙古文化具有同质性，承认满族文化受惠于蒙古文化，而且认为蒙古人的国家、人民和统治者与他们是平等的。满族的词汇、文化和政治思想大多数来源于蒙古人（在某些情况下，是经蒙古人传播的中国文化）。因此，满族把统治强加于蒙古人毫无足怪，而是具有共同的满—蒙文化基础，这是满族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弗莱彻先生在研究明清两朝与中亚绿洲诸国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这些地区起初最关心的是异民族商人通过真假朝贡渠道从事的商队贸易。伊斯兰统治者拒绝承认中国的优越性，但还是与之互派使节，在中国的记载中，这些国家仍被称为藩属，尽管永乐大帝似乎确实平等地对待过帖木儿的继任者沙哈鲁。当西部蒙古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威胁到清朝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时，中亚在战略上具有了新的重要性。18世纪50年代清朝征服喀什噶尔，使这片绿洲享有60年的和平。间接统治该地的是一些地方精英——伯克，他们在清朝的支持下，以伊斯兰法律进行管理。但1820年发生了叛乱，软弱的北京政权既不能予以镇压，后来也不能进行收买。19世纪70年代该地又告收复（这一点弗莱彻先生没有论述），并在1884年建立新疆省，这标志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权力又有明显的变动。除中国的记载外，人们从非汉语资料可以看出，在这个关山阻隔、文化迥异的遥远边疆，由于环境使然，纳贡云云的神话已被抛诸脑后。
卫思韩先生关于中荷关系的论文，涉及外圈那些参与中国朝贡制度的最活跃的西方国家。在17世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远胜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同日本和中国贸易的规模，为英国人所望尘莫及。卫思韩先生概括了40年间中荷关系的历程：双方海军对付台湾（福摩萨）的联合行动；在福建时断时续的贸易；1667年荷兰再次遣使前往北京；1679年清朝向巴达维亚（雅加达）通使，以及多次谈判等。所有这些活动，均因相异文化的沟通问题而受到困扰。所以，卫思韩先生分析了中荷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好奇心的共同缺失、不同的预期和风俗习惯、双方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缺陷，以及中国应用于中荷关系中的外交传统。
费正清先生的论文则涉及19世纪朝贡制度的衰落过程，西方的条约关系起初顺应清朝的传统，通商口岸开始是由外国首领（领事）负责的外国特区。及至同样的特权通过最惠国条款施及所有缔约国时，清朝皇帝仍对它们一视同仁，这比以夷制夷总算好些。1860年以后，皇帝不再要求居于西方人之上。但在清朝与汉字圈和部分内亚圈的关系上，朝贡的概念和礼节仍在事实上和记载中继续保持了20年。西方人像是中国边境上另一批人数不多的征服者。清朝想把他们（特别是英国人）纳入权力结构的可能性，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而受阻。西方蛮夷无意学习以中国之道来统治中国，朝贡制度随着清王朝一起灰飞烟灭。
本书结尾是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先生的高见。他指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始于“王权远被”的古老的共同观念。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它同儒家德治的神秘性和“儒家道德准则的绝对化”密不可分，这就使得19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接受西方的“多国参与”的制度。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普天王权的思想几乎不受人们的怀疑。后汉时，这种思想顶住了佛教的冲击。到了南宋（1127—1279年），它又在中国政权实际被削弱时留存下来。近东的情况则相反，当普天王权的思想经由亚历山大向罗马皇帝统治过渡的时期，它那“宗教和宇宙论的基础”逐渐动摇和削弱。唯有在中国，因为儒家关于以天子为终极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思想日趋完善，普天王权的思想得以不断加强。然而到了20世纪，普天王权的思想已不能继续存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不得不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发展一种新的制度。
（附记：译者翻译此文时，曾参考符致兴先生的译文，谨此说明并致谢忱。符先生译文见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1966年12月的《冲突》杂志。关于前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著作和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论述中国对外贸易和朝贡关系的起源和初期历史的最佳著作，当推余英时的《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25年前，《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6期，1941年，第238—243页）刊载了费正清和邓嗣禹编的书目提要《清代的朝贡制度》，内中收录了约55种关于中国朝贡关系的论著（1960年重刊于相同作者的《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第210—215页），以及34种清代（1644—1860年）关于海外关系的著作（该杂志第206—219页，重刊本第178—191页）。此后多年，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物越来越多。现在，大部头的书目提要很有价值。整个说来，在分析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念和对外关系方面，日本的学术成就处于领先地位。关于总体研究，参阅安部健夫的《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京都，同志社大学，1956年）。
[2]田村实造的几篇论文对这个问题有所阐述，例如，他的概论性教程《北亚世界的形成》（京都，同志社大学，1956年）。
[3]关于周朝，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的“邦际”关系，入江启四郎根据国际法作了分析，见《中国典籍中的国际法》（东京，诚文堂，1966年）。
[4]顾立雅：《中国官僚制度之始：县的起源》，《亚洲研究杂志》第23卷第2期，1964年2月。
[5]栗原朋信：《秦汉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0年，第125—286页。
[6]参阅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第1卷，1964年，第219—305页以及第297页的表。
[7]参阅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的朝贡制度》中所译载的典章制度，该书第167—173页（重刊本第135—145页）。
[8]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的朝贡制度》，第174—176页（重刊本第146—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