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和贸易：1755年前的传统关系

1424年9月7日，永乐皇帝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不久，即宣布停止派遣使团到中亚“买马”。[77]他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朱高炽的继承人虽然偶尔向外国派遣使团[78]，但他所定政策的主旨已被普遍接受，明朝宫廷逐渐放弃了其在国际社会的积极角色。

从朱高炽到明朝终结，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基本上是所谓传统的“朝贡”关系。中国让中亚商人前来贸易。[79]后来宫廷甚至开始不像以往那样愿意接受“贡品”了。马匹（曾经是中国最感兴趣的西域贡品[80]）、玉石和其他奢侈品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来交换：“朝贡”使团的巨额花费和他们引起的诸多麻烦[81]。“珍禽异兽”没有实际用处[82]，虽然皇帝喜欢接受这些奇异的礼物，但赞成儒家价值观的文人士子持反对态度。[83]皇帝过分追求奢靡是不适宜的，当1487年来自撒马尔罕的一个使团请求派船从海路把一只狮子运到中国时，皇帝没有答应，以免让邻国笑话中国。[84]

随着蒙古方向对中国边界的威胁越来越大，加上明朝实力的衰弱和理学重新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贸易在官方眼中越来越不受重视，甚至主要被当作宫廷用于向蒙古人求和的妥协手段。[85]相应地，在15、16和17世纪，中亚商人通过蒙古的“朝贡”贸易运销他们的许多货物。蒙古部落首领或者把其“朝贡”使团的领导权完全卖给中亚商人，或者把中亚商人纳入派往北京的使团。[86]

事实证明，朱元璋和朱棣从蒙古帝国继承下来的大国抱负是不切实际的。明朝皇帝开始更加被动地履行其职责了。中国越来越自我封闭，越来越鄙视贸易，把接受中亚的朝贡当作一种让步。然而，把明朝初年的探险活动仅仅视为孤立的事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明朝初年，朝廷力图把世界拉得更近一些，这种努力并不像后世之人想象的那样反映了明初的强盛和后来的衰弱，也不是反映了观念的变化或皇帝的世界之主地位的放弃。最初的主动和后来的消极都是在相同的制度环境和相同的皇家观念语境中发生的。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对外探险和外交让步代表了明朝在强盛时期的价值观，而排外主义和禁商主义则反映了明朝在衰弱时期的价值观。

在衰落时期，主要对蒙古的威胁保持警惕的明朝宫廷把注意力集中到长城以北地区的发展方面，不太关注“西域”。中亚同样不太关注中国，到明亡为止，中亚人多把中国视为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亚商品的市场[87]，拥有数量庞大的异教徒，而总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穆斯林[88]。中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比中亚文化逊色，而且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89]中国的皇帝是伟大的当权者，但从中亚的角度来看，他不一定能跻身于顶尖统治者之列，比如克里米亚、俄罗斯、印度莫卧儿、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90]许多中亚人相信，中国皇帝在私人生活中是一位穆斯林，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基督徒。[91]

到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并建立大清帝国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和蒙兀儿帝国[92]已分裂为许多小王国和公国。由于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被山脉、沙漠和遥远的距离与中国分隔开，所以中亚似乎不会给中国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从1646年吐鲁番与新王朝建立“朝贡”关系[93]，到1696年哈密正式臣服于康熙皇帝[94]，大清与中亚的关系基本上还是贸易关系。不过，在此期间，随着准噶尔的厄鲁特（或称卡尔梅克）帝国的崛起，清廷开始逐渐认识到中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厄鲁特统治者噶尔丹于17世纪70年代入侵东突厥斯坦并把它纳入厄鲁特帝国版图之后。[95]

东突厥斯坦到此时已分裂为许多城市国家。[96]这些城市国家的居民讲的是一种与突厥语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拥有相同的伊斯兰文化和相对固定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没有单一民族的认同感，他们的城市没有被任何一种相同的政治制度所统一起来，而厄鲁特征服者做到了这一点。西南部的诸城市——以喀什噶尔、六城、七城或八城[97]闻名于世——主要是西突厥斯坦的文化延伸，而东北部维吾尔斯坦诸城市[98]，因面积较小，各族杂居[99]，毗邻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对喀什噶尔人来说，吐鲁番（维吾尔斯坦的中心）是“外国的”吐鲁番，即“外国人的”城市。[100]

1688年，厄鲁特入侵外蒙古，到1690年，他们公开向大清宣战。六年以后，满洲军队把厄鲁特人赶出了蒙古。但是，1715年战争再次爆发，此后满洲军队断断续续打了40年才最终消除厄鲁特的威胁。在此期间，清朝与中亚（东、西突厥斯坦）的关系是传统的“朝贡”和贸易关系的混合体，中亚商人有时直接来自中亚，有时则参加厄鲁特的“朝贡”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