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方战士的传统

关于传统观念和实践在新形势中的运用，在清朝与西方雇佣军和外国政府的军官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长江下游地区尤其如此。关于华尔（FrederickTownsendWard）那样的个体雇佣军的记载揭示了下述模式：首先，这个外国冒险家通过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与叛军作战（甚至到严重受伤的程度），向皇帝的平乱大业展示其勇敢和奉献精神。其次，他寻求与“中国公民”平等的地位，即是说，他要加入中国国籍，不再受本国领事的管辖。再次，他接受中国风俗习惯（例如穿中国服装），甚至可能娶一位中国妻子。最后，他被授予中国军衔，进入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同样地，据中国文献记载，那个时期受英国和法国政府推荐的军官们也充分展现了他们作为战士的战斗力，所以值得被授予中国的军衔。他们对皇帝平乱大业的奉献精神被一再提及。

《筹办夷务始末》中初次提及华尔是在1862年2月。江苏巡抚奏称：“华尔系美理驾部落人……向来外国商民不隶领事者，均归中国官员管束。华尔曾在该道及美国领事处禀明，愿伍中国臣民，更易中国服色，似未便抑其倾心向化之诚。”皇帝答复说，华尔“向慕华风，诚心助顺，实堪嘉尚”。他随后被授予四品军衔，被委任为“常胜军”指挥官，与负责提供军需的商人杨坊共掌该军。[32]

不久，华尔的副手白齐文（Burgevine）也被1862年3月的一份奏折誉为同样勇敢的战士，他习惯于突破敌人的防线，用剑斩杀敌人，且数次身负重伤。像华尔一样，他既是一名作战指挥员，也是一名出色的军队训练员。白齐文是纽约人，纽约是美国一个“向无领事在沪”的州，所以他应该改由中国当局管辖。他已在道台衙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杨坊为他作保，华尔真诚地为他求情。这些洋人已诚心归顺中国，投身战事。值此用人之际，他们能不受到鼓励吗？圣旨批准白齐文之请，让他成为在册的中国公民。他的战斗行动足以证明其真诚，因而被授予四品军衔，获赏单眼花翎。[33]

1862年9月华尔死于战场，引出了同样的一个哲理：华尔是真诚归顺中央王国的一个洋人。虽然他起初有些傲慢无礼，但他确实把生命奉献给了王朝的平乱大业，理应受到嘉奖，让外国人看到并深受感动。由谁来接替华尔指挥常胜军？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清朝委任英国或法国军官指挥该军，这些军官必须仿效华尔，设法加入中国国籍，受清廷控制，之后再授予他们军权。在华尔时期，下达给常胜军的所有命令都由粮储道台杨坊转交，“以符体制”。中国当局再次指出，华尔恳请该道台让他变成中国臣民。圣旨重申：“华尔以美国部落之人，具禀愿隶中国版图。”同样地，白齐文也想成为中国人。上谕再次指出，如果一名英国军官被授予指挥权，他必须像华尔一样变成中国臣民，接受清政府的控制。[34]

当华尔因荣获御赐墓碑和墓冢受到推崇时，当白齐文加入叛军，最后落得个悲惨下场时，第三个洋人被以类似的语言载入史册。

曾任海军军官的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Giquel）当时正受雇于宁波海关，任税务司，他于1862年底加入平叛的行列。在一次战斗中，他用炸药炸毁叛军的14个强固工事，炸死1000多人。他骑在马上率队冲锋，突然受伤，被送回营地。据记载，他在战斗中舍生忘死，“通达大体”[35]（后来他曾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

法国人还塑造了外国军人的第二种范例。为保卫宁波，法军上校勒伯勒东（A.E.LeBrethondeCaligny）除统率自己的军队外，还负责训练中国军队。华尔死后的10月份，最紧迫的事情乃是把北京的官方命令传达给浙江官员，再转发宁波道台，以便让勒伯勒东进入中国军队的指挥体系，至少是以联合指挥的形式。结果他被委任为总兵（旅长）。自批准他拥有中国军衔的上谕传来之时起，他就深受感动，寻求如何报答皇恩。事实上，他的确在1863年1月为帝国的大业战死在了沙场。

勒伯勒东在宁波的继任者是另外一位法国军官，名叫买忒勒（TardifdeMoidrey），他作战英勇，在江苏被授予军衔。他最讲礼貌，最为谦恭也极其忠诚和勇敢。他于1863年2月战死，受到朝廷的认可和赞赏。他的继任者德克碑（D'Aiguebelle）于1863年2月接管中法联军，同样得到了中国军衔。[36]

当雇佣军人白齐文在上海惹出麻烦以后，清政府最终接受英国推荐的正规军军官指挥常胜军。第一位军官是奥伦（Holland），他被授予总兵军衔，于1863年1月接掌常胜军，但旋即被打败。戈登（C.G.Gordon）于3月奉命继任此职，也被授予总兵军衔。此后，他一直统率常胜军，直到1864年5月该军被解散为止。1864年6月，戈登被提拔为提督（省级军事总指挥），这是仅次于“将军”的高级军衔。这项任命意在彰显他作为军队训练者的价值，彰显他的谦恭态度，并表明，应该按照成例授予他军衔，以加强清政府对他的控制，直到他返回本国为止。[37]戈登与江苏巡抚李鸿章的私交是一种中国式的忠诚，后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38]

在与外国军人的所有交往中，清朝官员遵循着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也许体现于同一时期他们与地方军队首领的交往中。他们认为，如果一名外国人要统率一支中国军队，必须给予他相应的军事地位。这个地位应由皇帝亲自赐予，就像赐予任何清政府官员一样。反过来，外国人应恭敬、顺服、感恩、忠诚。在他进入中国的权力体系时，他就被认为是进入了中国的文化秩序中。

当华尔和白齐文被认为已经“归化”时，表面上看来他们就是放弃了对自己祖国的忠诚，这是既严肃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必须予以关注，他们的忠诚必须受到监督。但在事实上，他们在当时的外国人圈子里几乎不合群，他们做出的寻求加入中国国籍的姿态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国的重要地区统率一支战略性军事力量。清朝官员通过私人关系控制他们，这是中国官场控制下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