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儒家对待外族的传统
到孔子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文化，累积了可观的政治和社会经验。这个背景至少能部分地解释，春秋时期的人何以对战争和蛮夷持有相当成熟的看法。在儒家经典《左传》中[8]，我们可以看出两种趋向：一种是绥靖，一种是把战争当作对付蛮夷的最有效方法。正如下面的例子所揭示的，大多数看法都混杂着分量不同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诱服和威迫。这些引文大部分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它们体现了可以征引的古语的多样性。
1.绥靖论
（1）“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第149页，管仲曰）
（2）“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第320页，楚子曰）
（3）“戎，禽兽也。”（此句理雅各未译）
“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华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怀威，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第424页，魏绛曰）
（4）“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左传》，第526页，韩宣子曰）
（5）“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第814页，子服景伯曰）
2.主战论
（1）“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第149页，管仲曰）
（2）“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左传》，第317页，随武子曰）
（3）“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左传》，第424页，晋侯曰）
（4）“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左传》，第534页，子罕曰）
（5）“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第777页，孔丘曰）
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主战论和绥靖论并不一定相冲突，而能相辅相成，成为同一政策的组成部分。1—（1）、2—（1）都是齐国名相管仲的话；1—（5）是孔子的话，孔子在《论语》里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第282页）
传统观点认为，孔子在编纂《春秋》时已经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看法。另一方面，关于《春秋》的另外一个传统观点却强调“王者无外”的原则。[9]换言之，理想的国君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天下之王而无内外之分王赓武教授的论文揭示了这个观念在明代的使用情况。
在别处，孔子显得更为平和，更为实际：“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409页）从这句话中，人们挑出了两个关键字眼，组成“怀柔”一词。他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夷之邦，行之矣。”（《论语》，第295页）“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第308—309页）
这些强调不以威迫手段赢得外夷的见解，显然与较古老的观点“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第196页）大相径庭。这些话是苍葛说的，他可能转引了一句古语。另一方面，孔子也认为军备是需要的，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第275页）
同样地，当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和“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第305页）时，他也赞美商汤王、周武王，因为商汤王“惩其王，绥其民”（第273页），周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第274页）。孟子还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第253页）
总而言之，虽然古典的儒家传统更倾向于绥靖主义和理想主义，但它绝非偏执一端。这种态度有时显得很矛盾，但考虑到威迫和诱服是同源的原则，这种态度也许是合理的。
孟子还曾留下一段处理外交的名言：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孟子》，第154—155页）
朝鲜历史上有一段漫长的时期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事大”，与日本的关系可谓之“交邻”。“事大”、“交邻”二词都出自上面这段话。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在远古的时候就喜欢将外族和各种动物相比。正如以上引文中所见，外族的名称，常加上表示动物的偏旁。例如，北方外族——狄，有个犬字边；南方外族——蛮，有个虫字。在古代的天下观里，荒远地区被认为是蛮夷、猛兽、魍魉所居之区。《左传》所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第355页），乃一古老的通论。当然，许多外族在身体的特征上与中国人不同。再者，多数中国人相信外蛮更贪婪，更好战，因此，在性格上与野兽更相近。这种古老的联想一直传下来，我们将在下面各节中看到这一点。还有一点需要指明，即种族歧视并非某一文化或某一社会独有的习惯。假如这个习惯形成于一个人的孩童时期或一个社会的早期，就特别难以改变。不过，现在讲出来，也许就是消除这个习惯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