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义和团起义

义和团运动

1898年的改革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中国学者在统治最高层对政府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他们面对西方的威胁做出的勇敢回应。维新失败后，主动权转移到一个具有传统形式之神秘社团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之中。这个组织的名字被西方人粗略地译为"义和拳"或只是简单地译成"拳民"，表明这个组织在"义"与"和"的名义下，还操练着一种中国"拳术"。这种拳术通过一系列的姿势、练习来协调头脑、肌肉以便参加战斗。这是一种魔幻般的修练方法，通过法术和一种规定的仪式，拳民三颂咒语，紧咬牙关大口呼吸，然后就神灵附体而刀枪不人，甚至不惧外国人的枪弹。拳民在半真半幻的戏剧人物中寻找自己的英雄，如《水浒》和古代群众暴动中的人物：他们在1899年初自创的口号是"反清灭洋"。

人们对基督教的敌对情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明显起因。由于19世纪90年代传教活动日益频繁，因而激化了前几十年间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有些转信基督教的人裹读神圣的家庭关系，拒绝参与地方上庆贺春节和拜祝鬼神的活动，并让传教士介人他们的内部纷争。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天主教教一上甚至能左右中国的地方官。由此，人民中充满了对基督教的恶毒诅咒。义和团运动的勃兴同样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因素。1898年黄河泛滥在山东引起了大饥荒。中国北部又普遍于旱，一无所有的乡民流离失所。国外进口的棉制品和原油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本国上二业的发展，同时修建新铁路的计划又威胁到运货工人和摆渡者的生计。事实上，在19世纪80年代末，中国到处动荡不安、盗匪横行，18个省全都爆发了起义，如4O年代末太平军起义前的情形：总之，全国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而义和团起义就自接反映了这一情形。

义和团运动在1899年受到满汉官员的支持，于是转而支持政府。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及朝中的亲王都在宫中受教，儿乎没有真正的统治经验，对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人接受了4O年前日本武士盲从的所谓驱除外夷的口号。为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外国人，他们在传统思想中找到同西方"民众权力"大致相当的依据，即所谓"天听自我民听"。1899年8日，政府军队在山东击败并俘获一些义和团反清拳民之后，仇洋官员和"扶清"的拳民之间开始结成了同盟。义和团的口号从此转变为"扶清灭洋"，同原来秘密组织的抗清战斗口号相比性质大不相同，政府已经认为可以接受

清政府的官员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积极支持义和团，并最终成为主流，另一派人数虽众，但常常举棋不定，他们鄙夷拳民们的迷信狂热，同时又全然理解他们的动机。1900年的前5个月之中，义和团几百人至几千人的小分队遍布直隶乡间，焚毁教堂建筑，屠杀"二毛子"（中国信徒）。满洲亲王使慈禧太后相信拳民们确有不可思议的刀枪不人本领。这时外交使团一再呈交外交照会，要求政府镇压义和团，于是政府于1900年1月和4月颁发诏令，但含义十分模糊，将攻击传教士及其教众的组织归为"另外的"组织，要求镇压他们的官员必须"识别"好坏。外交使团对西方的优势过于自信，迟迟没有意识到由于西方各国几十年来通过不平等条约一再获得特权、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最终会有备而发地放任这种群众运动以武力向西方挑衅。

围攻北京公使馆及其后果

政府这种绥靖而非镇压义和团恐怖活动的决定，终于激怒了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早已隐忍了60年，现在爆发了。对此双方都负有责任自1900年6月义和团包围了北京和天津的使馆区。西方各国集中海上力量派军解围，于是清政府向他们宣战。北京以外的北方地区约有250多名外国人遇难，他们大多是活动于山西一带的传教士。中国信徒被杀者更多。尽管全国教民生活社区曾成功地组织过几次自卫活动，但于全局无补。这一盛夏中的疯狂举动震惊了世界。一个月以来没有外交官、传教领袖、赫德以及其他北京公使馆中被困者的消息，因此外界很有根据地揣测他们都已被害。清政府办事松垮的作风同时也证明还是有些实际用处的。不明所以的满洲举子仍在宫中参加考试，老于世故的封疆大吏们则早就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排解这场灾难。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协同南京的刘坤一、武汉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决心对朝廷的宣战决定置之不理。他们提出，如果洋人不再派遣军舰进入长江地区，该地总督将保证太平无事。结果除了中国北部省份之外，全国都处于中立状态。人们马上开始巧言辩说义和团起义实为"叛乱"，这也是政府一贯的看法，故其活动并未受到政府的支持云云。外国接受了这种说法。

这样，义和团运动这场19世纪中国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洋运动被局限在华北一带，西北各省的官员都忠心不二，为朝廷的利益而力求和平。他们通过电报与北京往来消息，使慈禧太后得以左右逢源。她同时施行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应朝中满洲大员之请扑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则在驻外使臣和南方官员的强烈要求下，争取和平。清政府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在北京也同样表现得很明显。在围攻公使馆的冲突中有76名洋人被杀，其他人之所以能够生还，是由于御林军某部的官长尽管领兵叫嚣围攻，却未使用所携大炮，执行任务时打了折扣。外国联军在7月14日解了天津租界之围，8月14日北京各公使馆也均得以解围。

西方侵略者按照常规在当地人的协助下开始劫掠早已被义和团洗劫过的城市。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乘车逃离了北京。慈禧太后在65岁的年纪才深深体验到了百姓处境的艰难，人民要安居，要吃饭，要保护自己不受盗匪和无法无天的军队的侵害。朝廷逃到西安后，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此时李鸿章己经77岁了，人们像往常一样指望他能力挽狂澜。他巧妙地同洋人周旋，使他们相信义和团之乱根本不是向他们宣战，相反，清政府要同西方列强合力镇压这场叛乱。尽管德国公使是惟一被杀的德国人，威廉二世却要求享有任命联军总司令的权利。此人于10月份抵北京，后不遗余力地侵人中国北部的几十个城市。这一惩罚性活动延续了6个月。到1900年末，华北约有外国军队4.5万人，其中沙俄单独通过一次战争早已占领了满洲。

1901年9月7日，一位满洲亲王、李鸿章（他于两个月后去世）和11国全权大使共同签定了有关义和团的议定书（即《辛丑条约》）。其中要求处决10名高官并惩罚另外几百名官员；要求清政府正式道歉；为惩罚士绅阶层，要求在45个城市中停考，其中山西古了一半；扩大使馆区，在那里修建防卫工程并常设卫戍部队；拆毁炮台，占领铁路沿线各军队驻地以确保外国军队可由海上进入北京；提高进口税5%，以及数额惊人的赔款等等。

英国试图为贸易和传教活动改善条件，于1902年签订了商贸条约，但效果并不显著。不过清政府的某些计划也证实了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废除阻碍贸易的厘金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币制、改革某些法律条文以便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采用19世纪70年代日本现代化运动中所用的方法等等。

义和团起义和《辛丑条约》标志着清政府的对外关系跌至最低谷，此刻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但是，仍未产生能够取而代之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