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回应

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1901年以后，新式的帝国主义统治不仅再限于"势力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了清政府的整个财政结构上来。1893年中国政府代理机构通过国外渠道借到约25项贷款。但是欠款全部要以海关收人作为担保，其金额之大是不可想像的。中日战争的赔款（2.3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1.5亿美元，1895年、1896年和1898年3年中清政府从外国银行获得了巨额贷款，但是条件十分苛刻：中国实际得到的贷款会小于面值（例如，是面值的94%)，还必须交付很高的利息，为期长达45年之久，同时还须按照当时的金银比价用黄金支付。义和团事件的赔款为4.5亿两白银（约3.33美元），以黄金支付，年息4厘，到1940年本息折合将达9,28亿两白银（7.39亿美元）。

以上两项赔款不同于有偿借贷，对于中国完全是一种损失。这两项赔款消耗掉了清廷海关的外贸税收，而这些钱以前是用来提供军备和现代化所需资金的。由于物价上涨，1858年制订的关税利率降低，这一本来有限的税收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因此除海关收人之外，还需加上大量各省的税收、厘金税及盐税收人才能勉强偿还赔款。

帝国主义有时确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厉害，这可用义和团事件的赔款来证明：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俄国和日耳曼帝国衰落，英美等国减少了赔款金额，再加上其他变化，实际上中国最终所付的赔款不到原来的1/3。同样，日本打算通过1898年4月签署的利益均沾协定在福建得到一块势力范围，但是协定并未落实。1899年3月，中国成功地拒绝了意大利在浙江划取势力范围的要求。外国19世纪90年代末获得有关修建铁路的一系列特权，但是从未积极地加以利用。列强未能"分裂中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虽然如此，在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无休止地相互竞赛，另一方面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计划要超越前几十年不够积极有力的商业渗透和经济增长。于是爱国的中国人对整个条约体系恨之入骨，视之为"帝国主义的枷锁"。

美国的扩张和门户开放

19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充满了正义感，为自己的政府感到自豪，认为本国政府与欧洲列强不同，从不寻衅挑战，也未在亚洲攫取过殖民地。实际上，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大部分是在英国海军的庇护下在亚洲享受特殊权益的。但至少在美国人眼中，美国确未染指东亚的"帝国主义"活动，正如它在欧洲没有卷入纷乱的局势一样。借助英国首创的最惠国待遇和机会均等思想，美国从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中获得了利益，同时又不必承担恶名和责任。然而，随着欧洲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不断升级，新的扩张趋势连同某些历史事件使美国作为一个强国也出现在了东亚这片土地上。美国人之易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染，实际上超出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

美国的扩张同欧洲列强的扩张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美国而言，主要是由于生产廉价外贸商品工厂的兴起、国内边疆荒地的消失以及在国外传教传统的影响。正如大力倡导发展海上力量的海军上校马汉（A,T.Mahan）所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北欧人种优越说为寻找市场、殖民地和海军基地提供了合理化依据的时代，美国一直在放眼展望未来。马汉寻求海外基地的倡议同议会及美国公众的意见不谋而合。1890年议会打算建立一支第一流的舰队，美国公众鼓噪不已，要求修建穿过尼加拉瓜的运河，以便舰队在两个大洋上发挥效用。同时，美国长期以来对夏威夷抱有商业兴趣，此地生产白糖的种植园主也一直向美国靠拢，并希望加人合众国。

1898年关国同西班牙争夺古巴的战争促始美国同时在东亚进行扩张。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o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抽调司令官杜威及其香港的美国亚洲海军部队，进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舰队。杜威于5月1日黄昏发动了进攻，次日午时西班牙舰队大败，舰只非沉即焚。看到战局再无反复之虞，美国在1898年夏天占领了马尼拉，驻军1.1万人。同年12月与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后得到了菲律宾，并且马上开始镇压菲律宾人酝酿已久的独立斗争。夏威夷通过美国国会于该年7月被兼并，西太平洋的关岛也从西班牙人手中转给了美国。美国获得的这些领地超过了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所获，从而可以在珍珠港、关岛、马尼拉以及夏威夷群岛和整个菲律宾群岛建立起海军基地。正是在此期间，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9日首次发表了他的"门户开放"论。

海约翰曾任美国驻伦敦公使，英国政府早在1898年曾向他咨询，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应如何保持贸易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平等的传统。他当时听取了赫德手下一名中方海关官员的意见。事实上，美国的"门户开放"反映出赫德对此的特殊兴趣以及海关维持条约体系最初原则的努力，即在所有条约规定的口岸，不论是否在新"势力范围"之内，一律征收相同的外贸税。"门户开放"首先要求任何国家不得侵犯其"势力范围"之内"条约规定的口岸及既得利益"；其次，在根据条约规定的税额收税的情况下，只有中国政府可以在上述口岸征收贸易税；第三，任何具有"势力范围"国家的公民不得享受港口或铁路的付费优惠。总之，美国首次提出门户开放是为了确保在中国进行平等贸易，与政治无关。英、德、法、意、日五国约定，如果各国均如此办理，则同意接受这些条件。只有俄国的反应不够积极，因此海约翰并未取得全面的成功，但他轻描淡写地照会有关各国，他们的一致同意是"最终的"也是"明确的"。

由于义和团起义，1900年夏天华北和满洲进驻了外国军队，中国政府的存活机会较前更为渺茫。由此，海约翰的第二份意见函于1900年7月发行，表示美国希望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为中国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和行政管理的自主，用条约和国际法保护所有友善国家的法定权益，并为全世界捍卫在整个中华帝国进行公平贸易的原则"。各国一致表示赞成，于是，门户开放就作为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公开得以确立。后其基本思想逐渐演变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不再仅仅为保证外国在华的商业机会。但它最初确实打算拉开距离通过海上力量维持条约体系以反对殖民主义的泛滥。它用文字将原则固定了下来，本身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但未虑及动用武力为其后盾。当时美国仅在菲律宾得到一块殖民地。可以这么说，美国人自己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比外界人要高出许多。

中国的劣势与优势

如果我们试图解释1900年事件的原因，它似乎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只有支持清朝反动政府的统治才能更好地享受在华特权；实际上他们60年来一直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与当权者进行合作。我们可以拿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外国集团为保护自身在华利益是何等冥顽不灵（如果不是贪得无厌的话）:1869年《阿利国条约》未能发挥效力，1902年英国为中国的利益而修约也是落得同样的结果。在洋人看来，巨大的变革对他们似乎无利，所以他们更愿支持旧有的秩序。

很明显，中国是西方列强的牺牲品。这一主题很自然对中国现代爱国者极富吸引力。然而，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中国为什么不早些起来更有力地抗击外国侵略呢？那些有能力使中国传统政治实现现代化以抵抗外国侵略并赶走帝国主义者的中国革命者又在哪里？

19世纪发生的起义只是反对满族的统治，所有的民族主义斗争都缺乏现代观念的指导。太平军起义是其中最猛烈有力的一次，但经过10年发展，只表明自身是因循守旧的争权者，并没有改变传统秩序的能力。此后的"自强"运动是防守性的，缺乏创造性，是回避激进型现代化变革的一种保守妥协做法。1898年的变法计划尽管不无革命性的因素，但这些人自视为朝廷的忠心臣子，完全依赖"天子"进行改革。满洲王公大臣们所支持的义和团运动，也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毫无意义。人们最终只能看到大清帝国统治的破产。在上以60年以前，大量的人才其实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以进行真正的革命或改革。无人能对身边的旧秩序进行大的变革。中国的变革力量十分薄弱，这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裹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东亚大陆上的这个伟大帝国尽管以人口稠密的汉人地区为中心，但长期以来一直不得不兼顾中亚边远地区的民族，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这些马上民族在中国的内政中曾一直是一支相对重要的力量。尽管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惯于对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中原的过程轻描淡写，但这种征服仍然反映了中华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异族通过征服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汉人和异族人共同进行管理的最佳典范就是清政府的统治。它对种族一民族情绪大力镇压；通过科举制度，它又网罗了大批有才华的官员，这些官员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长官绝对服从，同时，为民请命式的官员也不受欢迎。后来各条约口岸办报兴起，传教士办学兴盛一时，开始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观察，而这时清政府仍实行高度精英化的统治，缺乏有关现代民族主义的象征、语汇以及实践。另外，由于这些士大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洛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的坚强领导核心。清政府为了淡化政权中异族统治的色彩，曾大力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以稳固其统治，但做得并不成功。

在这种很少为人所理解的特殊政治格局中，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务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所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与外国官员各自区分职权范围，正如商人分红一样。中国政府在海关等地方雇用外国管理人员和顾问，同时却不改变自身的特性，这样中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立刻就遇到了种种问题。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用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上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19世纪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在任何时候一样，都深深受到过去的影响。

结果，反对民族主义的清政府就走向了王朝统治的末期而完全处于劣势。它还足够强大，可以固守传统并镇压叛乱，同时它又太虚弱，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变革之路。因此，清朝后期能身处劣势而同帝国主义列强周旋并取得相当显著的成功，这样的外交记录是非同寻常的。中国利用自身显而易见的软弱，激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而相互竞争钳制。清朝的谈判者到处散布流言，泄露机密。他们显得饱受惊吓，无助无依。他们一边接受条款，一边收受贿赂。但是中国幸而未亡，其外交手腕比局外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有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