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的改良

日本早在19世纪6O年代就己经历了原始革新过程，而20世纪早期的中国还是在这一过程中徘徊。旧的秩序在受到中日1894年至1895年战争的冲击后开始瓦解，但它的政治结构还继续存在了15年。

清王朝从1901年到1911年间的最终衰亡与其说是一个崩溃阶段，不如称之为一系列新开端的显现期。体制与社会的转变早已开始，政治危机只是最后才来到。1911年前，中国国家事实上已遵循一条循序渐进的重建道路在前进，这条路线在19世纪90年代曾得到有力的宣传，只是未能得到有力的推行。慈禧太后与她的守旧派支持者们在1898年软禁光绪帝、逼走康有为后，从1901年开始继续推行他们积极进取的改良计划。实际上，他们别无选择。义和团战争宣告了绝对排外政策的破产，而反清叛乱又刺激了清政府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以图自救。于是保守派的改良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共和党人的革命努力在边睡地区成长起来，但在1905年之前是各自为战的状态，影响不大，此后也一直只是变革洪流中的小股回流而已。

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开始了。外族建立的清王朝领导的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并滋长了离心倾向，这些力量最终将会摧毁它本身。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这一切都成了反对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因为这时人们讨论在中国建设近代国家，已经等同于在谈民族主义，即要求在中国结束满洲人的统治了。但即使是在这条导向政治灾难的道路上，晚清的改良并不是不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曾尝试寻求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问题。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年出现的民族危机中十分练达地处理好了与朝廷和洋人的关系，既表示了对朝廷的忠心，又安抚了洋人。两位于1901年7月间向皇太后上书，提出了一个与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相似的宏大改良计划。在上书中他们委婉地陈述了几个严重的事实："民意和30年前已有了不同，百姓羡慕外洋的富庶而耻于中国的贫穷。"他们羡慕外国军队的纪律，钦佩海关司办事人员的绅士风度，外国租界治理的井然有序也令他们叹为观止。此外"叛党"的势力亦日益嚣张，革命党人开始散布颠覆政府的主张。这两位提出的改良方案条目之多前所未有，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培养新一代精英着眼，教育仍被视为当务之急。

教育：新式学堂和新式学者

这一教育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更为有效地培养和遴选官员。它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惠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普及教育，也不是推行有益于个体中国人发展的开明教育。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安抚那个时代正在任期内的学者型官僚和用传统方式培养的应试举子。这两类人都对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莫大的依恋。解决方案是一种妥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行政建制级别相应的各级学校，分别设在县治、府治、省会和京师，形成四级体系；这一教育体系与传统科举制度并行不悖，学生最终进入科举考试体系以接受国家的选拔。10年之后，由公众捐款支持的新式学校便被用来取代了科举体制。同时，该计划也希望两种体制能够并行不悖。新式学校的考生与用传统方法在私塾里培养出来的考生将同样能参加定期的考试，而考试内容将会有所更新。八股文将被首先废除，上日式的书院将改建成政府办的学校。

不幸的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通过传统私塾教育方式准备应试科举、进入仕途会继续保有费用低且更方便的优点，因而比耗资巨大、历时数载的新式学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大多数举子对政府办的新式学校都敬而远之。而另一方面，在活跃的具有近代化思想的年轻人中，新式学校面临着外国基督教传教团在一些重要城市中建立的教会学校的竞争。到1905年，新教传教团拥有大约389所"中、高级学校和专科学校"，其中有1,5万名学员就读。这些机构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通过扶植基督教、宣传个人主义、推动妇女教育和全面提倡西方生活方式，正在设立一个革命的典范。这些机构拒绝让他们的学生祭孔和参拜皇帝，而新式学校是有这些要求的（清廷的针对性举措是不接纳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仕途）。中国的私立近代化教育也在此时开始。1例只年，北洋水师学堂一位精干的毕业生张伯菩在天津开办了一所中等学校，后来他取得一块土地扩大校园，到了1酬为年发展成南开学校（即现在的南开大学）。面对固守旧式科举制度的保守派和支持教会学校及私人学校的新派人物之间的竞争，张之洞于1903年得出结论，认为除非旧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通向仕途的选择得到废止，新式学校既不能保证自已的生源，也难以得到民众的经济支持。1905年，在各省大员的敦促下，废除科举的伤令终于在第二年得以实施。现在，政府教育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新式学堂上了。1906年，政府成立了教育部来监督这些新式学堂。

师法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要求在中学以上的学校里通过专业化教学为政府机构提供专门人员。以日本的学制改革为榜样，1904年制定并颁行的大量细则规定了学生的就学程序，从4年制的小学开始，经过5年的中学（初中）,3年的高等学堂（毕业生可得举人资格）,一直到太学，即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经过3年的学习，可得进士资格）。京师大学堂是在1898年由美国人丁题良创建，他在此之前的1869年到1895年间曾任同文馆教习，他当时是西学馆的负责人。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合并了同文馆。但自京师大学堂以下，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新式学堂普遍缺乏受过新式教育的师资、校舍、设备、基金和开明高效的领导人员。设立大学堂易于设立中学，开办中学易于开办初等学校。整个体制的根基是最薄弱的一环。

地方上的教育主持人同样也从日本那里得到重要的启示。张之洞两次遣使团赴日本考察学制并购买教科书。他开始认识到，要在民间获得人才就必须实行普遍教育。不久，他邀请日本人做教习，这些人至少能与其中国同行、中国学生用文字沟通。他开始视日本为替中国培养新一代教师的理想场所：因为一衣带水的缘故，派遣学生留日比留学西洋耗资要少；又以日本的"文字制度"和中国相近，许多西文典籍已被译成日文，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的计划也较易实行。此外，留学生在日本，中国政府派遣学监监督也相对容易些。

早在1896年，就已经有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新学于东京。1898年的维新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留学生于1899年增加到约200人，19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00人，1904为1300人，1905年底差不多有8000人，到了1906年时，已有1.3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在日本求学。但是大量赴日的人数超过了在东流求学的人数，而求学的人数又远大于最终毕业者。事实上，1912年以前任何一年从日本知名高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都没有超过700人。在清朝最后10年里赴日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大致有一半是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学费，而这笔款子主要是由省级和其他地方政府筹集的。他们通常是在省级新式学堂里读的预科，在此之后随每年一度的使团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们袭用了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立由同省人组成的同乡会。这种同乡会和几个世纪以来由官员、士绅和商人在北京和其他国内主要城市设立的同乡会馆是同一类性质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为新的学制提供了更能激发起团体凝聚力的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式学制将越来越多的青年男性和一部分青年女性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旧的科举制度从未做到过的。正像中国的新式学生生活培养了地方主义和乡土意识一样，这种生活在东京滋养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教育在这种方式下发生着无声的革命。传统经学让位于一种中西结合的学科建制。通过个人准备参加以传统方式命题的3年一次科举考试让位给全日制的学校生活、更广阔的思想领域和更多的社交与思想接触。新的学制未能造就笃信孔子和听命于皇帝的忠臣孝子，却培养出了革命者。张之洞可以规定学生应当着浅蓝色制服、戴饰有红缨的制帽，并制定一大套繁琐的礼仪要求学生遵守，甚至以此为内容创作了一首校训歌曲。但科举制度的藩篱一经破坏，就再无可能抵御变革的大潮了。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新学的思想内涵至此已包含了许多西学的成分。尽管几十年间中西接触不断加强，中国知识界真正开始吸收西方思想还是1900年以后的事。此前，一位著名的西方小说介绍者林纤已经开始用笔录他人口译的方式创作他改写的狄更斯、大仲马父子、斯各特及巴尔扎克的作品。经他的笔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作品有156部之多。而这时在渊源已久的文学生活中又加人了严复译注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作品。严复在供职于中国海军时，于19世纪70年代遍历各国，对英国尤为熟悉。考察各国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大的秘密在于它的思想。他成了赫青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坚信个人积极的自我实现必须有助于他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生存竞争。严复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更多地需要用来增加中国的财富、增强中国的力量，而不只是促进个人的自由。但建立民主自治政体还为时过早。这位翻译家极力传达那些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思想，他似乎认为这些思想对于晚清的中国社会最具现实意义。由严复作书评的T.Ho赫青黎《天演论》文言中译本于1898年面世，在这之后的10年间，亚当o斯密、约翰o穆勒、孟德斯鸿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译本也陆续而出。严复在他的翻译和评论中，通过褒扬、推崇西方的逻辑、法律和科学进化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古圣先贤的精神侄桔。但是他这些批评只影响了很小一批读者，因为译文是用知识阶层才能掌握的汉语文言写成的。

新军：袁世凯的崛起

到1901年为止，中国已经从过去的历史中继承了三种主要军事组织形式。当时，满洲八旗兵已经腐化成了一群只知道在僧多粥少的军晌上谋食的蛀虫，而汉军绿营虽然颇有战斗力，但是由于分受几省长官节制而各自为政，于清廷并无多大意义。1862年，几千名八旗兵士装备了新式枪械，组成新的京散卫队。此后清政府又从驻北京附近的绿营军队中挑选精壮兵士，为之配备枪械并加以训练。但带兵将领的挑选还是通过一种无益实用的古旧程式进行的。他们必须善于骑射、长于剑术，能够臂开硬弓、力举磐石。1901年8月，旧式武举考试被废除，朝廷伤令建立新式军校。

第二种军事组织是由汉族文官指挥的地方团练。它们的原型是1852年由曾国藩打破旧式军制、招募组建的湘军。湘军的兵源是乡绅提供的农民，这些人被编进500人一营加180名军需供应兵的军事组织中；名义上，3名士兵配备1名后勤兵。尽管后来曾国藩正式解散了湘军，实际上它一直存在着。与之共存的还有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和左宗裳等人组织的其他一些武装力量。这些武装都是19世纪中期平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些乡绅指挥、地方自募的军队不是简单的团练武装，而是由职业军人（"勇"）构成的正规军。由于有领导者的个人关系网和地方上的支持，他们成为地方利益的合法捍卫者，逐步取代了八旗兵和常驻地方的绿营兵，因此被称为保安军。淮军驻天津，受李鸿章管辖，湘军驻江宁（今南京），受刘坤一节制，这两支军队一度是这些互相竞争的武装力量中势力最大的派系。这些军队尽管已配置有近代的火枪和火炮，淘汰了旧式的火绳枪与滑膛炮，他们还仍然缺乏标准化军事装备、受过近代化教育的军官和专业参谋人员，更不用说工兵、信号兵、军需兵、近代运输工具或医疗后勤的配备了。

第三种，也是最新型的军事组织，是面对来自日本的侵略应运而生的。李鸿章和张之洞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开设了军事学院，聘请德国教习训练一支新的军官队伍。张之洞于1895年在江宁按照德国样式建立了一支"自强军"。这支3000人的军队从农村青年中仔细挑选，择其精锐组建而成；士兵的军晌待遇很高。同时一支更为重要的军队则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发展起来。袁世凯尽管是文官，但他颇具军事才能。他是作为李鸿章的代理领事驻朝鲜时得到耀升的（注：1894年，袁世凯率领清军击退进攻汉城的日军并夺持了大王公）。1895年袁世凯受命在德国教习参与下训练一支新式禁军。这一计划由户部出资，他很快就在天津附近开始训练一支7000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从几个省募得，朝廷用高铜维持，希望以此杜绝常见的腐败现象。通过领导这支后来被称为"北洋军"的武装，袁世凯奠定了"北洋系"的基础，他本人也成了"军阀之父"。他早年的部下中至少有10人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几个省的军事长官，有5人（袁世凯本人除外）成为民国时代北京政府的总统或总理。

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去世；此时40多岁的袁世凯成了满清创建新式军队的主要人物。他继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在任期（1901年至1907年）内与满清上层密切合作，其中就有以腐败著名的庆亲王。此人自1884年恭亲王失势下台后就一直把持着清廷总理衙门的最高职位。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被分为相当于师一级建制的6个'，协"，附属于这6个协的有6所各具特色的军校，军队还设有自成系统、具体而微的总参谋部。加之士兵训练有素，军事演习给观者以深刻的印象，各省于是竞起仿效北洋军建立起自身相当不完备、更谈不上有任何实际效用的地方新军。

对于已经被各省与各地方势力之争消耗得筋疲力竭、支离破碎的清王朝而言，政治形势使真正的军事中央集权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上以只年的军制重组使中国军队的主要控制权仍然留在省一级的地方机构中。建设新军的蓝图要求建立36个协，但已建立的新军缺乏指挥、充分的财政和工业支持这些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这一时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新式军校的创建上，如北京附近的保定军事学堂。这些军校此时造就了一批新的学者型军官，他们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军事活动家，既懂近代军事技术，又有学者们重整河山的责任感。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日本教习受聘于军校，以替代先前高薪聘任的德国教习。中国军校学生也被派到日本的军校学习。在日本，中国军校生们看到邻国的榜样，再一次激起了更大的爱国热情。浙江人蒋介石当时18岁，他于1例万年人保定军校，于次年赴日本留学。

计政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平衡

继承明初体制并在此后的4个多世纪中不断得到完善的清朝政体，到1800年为止，与中国以农业为本的需求还是相当契合的。但是正像习于骑射的军队突然被铁路和步枪所取代，木桅帆船换成了蒸汽轮船，这个帝国政府同样也已变得过时。此时的中国需要强劲有力的中央机构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速度执行新的职能，实施新式法律和推行财政程序，并且被各省份更充分地承认为它们的宗主和协调者。然而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将打乱长期以来北京与各省之间的平衡。当时各省政府仍属平行于中央政府的部门，它们依然直接向皇帝上书陈事。各行省只是由设在京师的六部提供指导和帮助，而不是接受命令和控制。对北京而言极其不幸的是，随着19世纪后半期汉族士绅阶层参与平叛运动而产生的地方主义，这时由于各通商口岸工业的发展、地方贸易收人的增长、地方军队的扩大以及私人官僚机器的膨胀，也得到极大的助长。所有这些新情况都加强了一些主要地方省政府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力量，这与加强中央政府权力这个日益紧迫的需求是背道而驰的。中央集权过程同时面临着旧利益集团官僚机构的无动于衷和新地方利益集团野心勃勃的凯觑。

在北京推行的改革通常是以建立与旧的政府机构并行且隶属于旧机构或是在旧机构的框架内运作的新的代理机构。在新机构不断成长、日臻完善的同时，旧机构逐步萎缩。按照政府与各国签订的关于义和拳事件善后事务的草约，总理衙门于1901年改为一个建制完整的外交部，称作"外务部"。1905年，巡警部成立，即后来的"民政部"。在1000年的官制重建工作中，新设的教育部接管了原属礼部职司的督察纠幼官员的职能，而旧有的兵部，本来由文官任事，现在被扩充成了陆军部，由野心勃勃的满洲将领把持。以沿海省份建立各式各样的"局"为标志的革新举措也渐渐为设在北京的新式政府部门采纳。当各地招商局推动了一些先进省份的商会活动、商务报刊的发展和商务及实业学校的兴盛后，招商部于1903年在北京建立。它逐渐吸收了旧的工部，最终形成农工商部。它的主要职司是促进铁路建设，举办实业成果展示会，推广标准度量衡，主持各类企业的注册，制订矿务条例，完善公司法，管理农会和其他一些近代化举措。其中还有一项很别致的举措，即向有突出实业成就者授爵。

仅仅在北京建立一些新式政府机构，相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革新还是较为容易的事。正如列强在对待日本时的态度一样，他们坚持认为任何取消治外法权的举措都必须以法律上的改革为前提。19（拜年，在原供职刑部、时年65岁的元老沈家本的主持下，朝廷设立一个修律局开始制定新式法律。起先，他试图换一种说法来阐述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但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方法最终却促成革命性的变化。沈家本在1907年推出了一部刑法草案，该草案师法德、日，特点是将法律从道德体系中分离出来而使之独立；这无疑会使儒家有关"礼"的规则（如"孝")，不能通过法律得到推行。沈家本在草案中又规定，皇室成员之外的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具有平等地位。草案一旦获旨颁行，这部法律将是对建立在地位、年龄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五常"及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的重创。但草案最终未被采纳。不过他同时推出的一个不太激进的《大清律》修订版在1910年得以颁布，这部法律的效力实际上持续到1928年之后。它对法律的近代化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根据该法典，体罚和刑罚得到减少，黔刑（刺面）、凌迟（剐）、没人官府为奴蟀和弃市（斩决后陈列尸首于街市）的刑罚被废除，此外还取消连坐（一人犯法，殃及他人），区分民法和刑法，并申明了使用"例"这种经验法时应洛守的一些指导性原则。这些律"例"在有清一代积聚到大约19（刃余条，是一部详实但多有抵悟的案例集成。在使用时，司法者往往不能一以贯之地征用某一条前代律例来裁定类似案件，而遇到新的案件时往往又无例可征。这种针对具体案例的法律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加之在中国社会中法律既不古首要地位，也不普遍地为人们所关注，造成了司法机关执法职能的不良发育。在这种情况下，要讨论法律哲学和法律用语的整个体系与法律职业本身也就毫无可能了。尽管沈家本删减了"例"的数目，但重建律制却无能为力。财政体制的改革更为艰难，这不只是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将会威胁到大量的"饭碗"（个人收入），更是由于承袭沿用已久的财政制度至此已演化得形同虚设，很难找到改革的切入口。全国范围内的赋税状况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征收赋税既无预算，征收部门也毋须向任何上级通报并向其负责。地方上的征税机构和它们的顶头上司各省政府一样，仍然需要依靠就地征敛"衣食租税"以供给日常开支。除此之外，官方征得的赋税指标并不是集中纳人一个"公共金库"；相反，它们按照各种名目分门别类并依照不同数额、从数不清的固定渠道聚敛得来，紧接着又被分配到为数巨大的专门用途中去。从一个省份聚敛得来的赋税收入被分割成零星小块以填充省内外的各项用度。当时全国的18个省中，有13个省份定期上缴一定数额的赋税所得，以供应其他省份的特殊用途。譬如，每年花在护卫京师的八旗兵身上的700万两白银即从国内52种不同渠道中聚敛得来。这种"专款专用"的赋税征用方式将国家岁人直接分配到难以计数的利益集团上去，而这一切主要是用于供养官僚机构和维持武备。最后，即便是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单独的财政总署。1卯5年的国家岁人如看账面，折合成美元总数约在7(X旧万元左右。这个数目对于这样一个涣涣大国而言显然小得不成比例。然而，新的商务税收关税、厘金已被搁置在一边用于支付对外战争赔款，而传统的土地税配额依旧未作任何改变。1叹巧年户部重组，但清廷依然没有取得对财政的中央控制权。而其他各部却一如既往地征收和扩大它们的传统赋税项目，有的甚至还自设银行，如19()7年成立的交通银行即是一例。

一项旨在设立全国性预算体系的新措施，随着1叩8年推行的全国赋税核查和19ro年开始的财政预算的编订拉开了帷幕。另外一项举措使中央与各省政府的赋税收入与各项开支从地方赋税与开支中分离出来。预算估测的结果是总赋税收入2.97亿两白银，总支出为，中央与各省份3.38亿两，各地方3700万两，这预告了一个可观的赤字规模：7800万两。不幸的是，规划和制定预算、收集统计数据以及确定税率都是在中央各部和各省份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省份并不隶属于六部中的任何一部，却被要求向这一部或那一部提供赋税收人。这种根本上缺乏集中规划控制的状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风俗、政治价值和社会结构中。很明显，清政府作为一个虚有其表的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处在被动地位，苟延残喘至此，要想变成一部近代化国家机器，能采取的措施只有大力扩张它的各项政府职能，坚持中央集权的办法。这对于一个处于民族主义蓬勃发展时代的外族王朝而言，不舍为天方夜谭。

立宪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

1905年立宪君主制下的日本击败了沙皇独裁君主制下的俄国，立宪君主制似乎已经证明自身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联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基础。甚至俄国此时也在走向议会政体。人们希望，立宪君主制能在中国使处在勃兴期的地方利益集团获得真正分享国家政权的机会，并以此吸引这些利益集团为国家效力。在1吠场年和19n年之间，北京政府积极奉行一项双管齐下的计划，力图将政府建设近代化国家的计划和推行立宪君主制的努力合二为一。但是这种变化反而加速了中央政府内部的倾轧以及中央政府与各省份之间的权力之争。在京师，满洲王公成功地维持了、甚至扩大了他们对枢机要位的把持，但真正根本上的改革却没有得到施行。这一亲满排汉的色调使北京成为到处洋溢着民族主义激情的国内各省人民的矛头所向。

新兴的民族主义导致了1905年近代中国首次联合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是针对美国对中国人的歧视待遇、特别是完全排斥中国劳工的事件而发起的。在这场联合抵制运动巾，依旧例由当地商会发起停业抗议，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大多数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和广州两埠。沪、粤两地的学生加人了商人的行列，共同举行群众集会，利用刊物发动群众。几个月里美国的贸易因此受到损失，而北京在压制这一群众性排外运动时有所顾虑，担心举动失当会引发排满危机。

在日渐勃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清廷于19（巧年上半年派遣两支官方使团出洋考察宪政。其中的一支主要访问了美国和德国；另外一支考察了日本、英国和法国。伊藤博文向来访者作演讲，强调皇帝必须保有至上权力，不可使权柄下失于民。当这一支使团回国后，成员们上书建议采纳日本的观点，认为只有一部由皇帝饰令颁行的宪法以及由皇帝授予臣民的包括舆论批评权在内的公民自由权利方能切实加强皇权；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皇帝才能遥临万民之上。上侧万年9月，慈禧太后谕称将在准备完善后，实行立宪政体。1908年8月，她公布了一系列准则以指导一项为期9年的计划，为实行立宪政体作准备。省级咨政会定于1创刃年招开，全国咨政会定于1910年。即使是这9年训政期的概念也是取法日本，因为1881年时日本便定于1890年召开国会。

满清政权伴随着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的去世而元气大伤。半个世纪以来，太后在民间被称为"老佛爷"，她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其影响之大，至今还未被透彻地研究过。她是光彩多姿的北方"京剧"的保护人，只是她较之先前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缺乏作为一名艺术鉴赏家和文学保护人的能力。她去世的那天同时公布了那位虽然不幸但是身体尚属康健的光绪皇帝的死讯。据说光绪于前一天驾崩。光绪37岁神秘地死亡毁掉了引导中国转向立宪君主制的良机。皇权于是落入了狂傲无知的满清皇族手中。慈禧太后立了她3岁的侄孙溥仪做光绪的继承人，年号为宣统。小皇帝的父亲醇亲土做了摄政王。海关总监赫德于1908年返回英格兰。袁世凯于1吠为年1月引退，同年10月，张之洞去世。

清廷的改革努力由于过分地瞻前顾后，步伐过于缓慢，此时面临着解决不完的堆积如山的问题。于1以为年重新组建为11个部的中央政府需要有一个内阁来加以协调。但这样的一个机构如果受内阁首领一人节制势必削夺皇权的执政力量。满清摄政府不敢设立这样一个内阁。

到了1910年2月，所有16个新成立的省级咨政会议代表们云集北京。这些人代表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全国运动的呼声：向清帝请愿要求建立一个国民议会。请愿被拒绝，但代表们并未放弃请愿活动。由1朋名御定的议员和100名各省咨政会议推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全国咨政会于1910年10月召开之后，人民日益迫切地要求组成一个真正由议会和内阁构成的政府。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摄政王宣布将于1913年召开议会；但是当摄政王于1911年4月最终组建了一个内阁时，人们发现他极不理智地选定了8位满洲人，一位蒙古旗人，而汉族人却只有4名。

铁路之争

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利益之争在关于铁路建设的问题上达到了巅峰。19世纪后期中国力图避免由外国出资建设经营铁路，但是这一政策在1898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土崩瓦解。外国资本控制下的铁路线，如日本和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建造的铁路线，此时成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铁路建设到哪里，矿山就开发到哪里，当地资源被榨取，市场受到掠夺性开发，而其他线路，尽管名义上控制权还在清政府手中，实际却依靠与外国财团签订贷款合同借钱维持营运。这些财团通常发行证券以募集资金，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这些财团当时也营建铁路，用它们向外国股东做抵押；一旦有风险，这些股东作为第一债权人有权先行得到赔偿，弥补他们在贷款本金上的损失。于是中国刚步人铁路时代，就已经有外国金融家在跷首待利了。结果，全国大多数的省份里兴起了一场爱国的"复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地方集团要求赎回外国经营的铁路线，并且自己集资兴建中国各省的铁路线。在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首脑的鼓励下，张之洞于1卯8得到一笔英国人的贷款，赎回了与美国的中国发展银行在1898年签订的合同中允许美国人建设从汉口到广州铁路的权力。但各省资金不足以支持铁路建设。尽管受到爱国心和铁路利润的双重驱使，这些由绅商组建的铁路公司发现自己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购买路权、支付铁路沿线土地的地租以及购买有望升值的外国股票。投机者和贪污现象的出现也使他们的努力受到重创，即破坏了铁路系统建设对于中央规划和统一营运的要求。铁路中央管理的主要倡导人是盛宣怀。他是在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任上司的提携下得到升迁的，到1908年为止控制了"华商"公司的蒸汽轮船运输线和张之洞在汉口附近的工业基地。同年，盛宣怀将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湖北境内，距汉阳约129公里）和萍乡煤矿（江西境内，距汉口约402公里）合并起来，组成了汉冶萍煤铁公司。为了支持这一企业，他已经开始依赖日本贷款，而日本八蟠滨的钢铁公司则从1896年开始就依靠大冶提供的铁矿石进行生产了。盛宣怀在此之前就已经在督办纺织厂、电报局和其他一些产业的过程中中饱私囊，此时又与北京政府的满洲人财政首脑合作，为清廷申请贷款、专供建设汉口到广州和汉口到四川的铁路线使用。这些铁路线被称为"湖广铁路"（从汉口到北京的铁路已于1叩5年竣工）。于是铁路的建设成了重要的政治举措。在修建铁路这件事情上，盛宣怀为清廷取得外国贷款、接受清廷的领导的做法一直和他本人的贪污劣迹、挟地方对抗朝廷的行为以及全国人民的反满情绪纠结在一起。

由于铁路贷款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工具，此时美国不切实际地卷人了塔夫脱政府为捍卫"门户开放"政策而推行的自相矛盾的"金元外交"。国务卿菲兰德o诺克斯在1例刃年11月的一项提案中颇为含糊地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建议。但是这一点正好与1卯7年之后英国政府默许俄国与日本在满洲扩张势力的政策相冲突。诺克斯先天不足的提案反而刺激日本与俄国在19ro年私下重新确认了它们各自在东北划分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塔夫脱总统于19（珍年7月对湖广铁路贷款谈判进行了干预。他在致摄政王的一封私人电报中要求"允许美国资本平等参与铁路建设，以便使美国资本能够促进中国的民生福抵及其疆土完整"。这一举措的结果使摩根财团并入由四大国（法、英、德、美）于1910年组建的财团体系之中。

四大国财团与盛宣怀在1911年5月最终签署的财团合同正好与当时一道上谕一同面世。这道上谕是由盛宣怀促成的，它对所有原先由各省份控制的项目实行国有化，买断并置于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一弃置各省利益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在各省爱国人士眼中，满洲人和他们贪赃枉法的爪牙们为了渔利，不惜将中国出卖给外国的银行家。一场"保路运动"由此兴起，尤其在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集会和派代表赴京请愿活动。但是一切归于徒劳，清政府不给任何答复。四川的运动形势渐趋紧张，商店罢市，学校罢课，税款的支付被迫中止，农民也开始动员起来。到了9月份政府调来了军队，枪杀示威者并逮捕了当地士绅领袖。这些人大多数是家道殷实的举人，有绅商背景，在日本留过学，此时又是省咨政会的要人，在铁路建设项目上做过大量投资。他们的排外口号"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反映了省内实力阶层的利益，表明此时该阶层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反清排满思想。

这样，晚清改革的最后ro年中人们看到了一场社会和体制转型的开始。义和拳运动失败之后，近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变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教会学校和美国青年卫理公会的影响进入了社会上层和城市青年中，妇女缠足的陋习受到抨击则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的开始。两种传统上被轻视的行业―商人和军人，也获得了新的特权。19世纪通商口岸中有不少官员和买办曾与外国人周旋往还，此时他们也开始被在国外受教育归来的官员和有更广阔背景的金融商人实业家所取代。一些拥有地产的士绅不再把自己的出路定在科举人仕和朝廷的荣宠上，他们已经致力于开发当地的商业利益和建设当地的工业基础。这一基本上态度保守的地方精英集团一度支持过宪政运动，希望立宪政体的建立能够使他们通过设在北京的议会与最高统治集团联系起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通过让整个官僚体制向内阁负责，把中国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和公共事业结构推向近代化。19（为年之后，各地方的省级咨政会成了新兴的政治机构―政策探讨和政治组织的中心。

近代出版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大多数是通商口岸，因此成了向这一新型政治生活输送新鲜血液的源泉。中文报刊最早主要由传教士开办，这种状况持续到1895年；但在总共60种左右刊物中，大多数是于1911年之前的巧年间开始出版发行的，其出版商为完全华资的产业，在发展商务新闻业的同时也传播了改良主义思想。在上海，新的日报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继《申报》于1872年创办之后，其后继者队伍不断壮大。《申报》到1895年为止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5万份。另一家创办于1897年的近代出版业先驱商务印书馆则主要为各所学校提供教科书。到19n年时，各省咨政会和出版界为维护士绅阶层和新的年轻学生与军官阶层的利益，创办了一个讲坛即《青年中国》杂志。立宪君主制依旧是时代的口号，但是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基础已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致命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