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辛亥革命

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新政权经常是从中原以外的地域开始它们的征服，10世纪到17世纪之间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征服者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早期的各通商口岸，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聚居区以及日木帝国都为中国的反清志士提供过避难所。实际上，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

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承认。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但不管怎样，在1898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古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卯7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世纪的英国、1915年至1949年间的美国，或者50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裔于教授。而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日本在1895年到1905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势力、走建设近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有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在东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在当时的日古台湾也建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在沈阳也有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支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这类机构。为了推动日本越过朝鲜与俄国争夺东亚大陆的计划，成立于上叩1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护。康有为一度与"立宪改进党"创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于1898年短期出任过首相；在日本引起对中国问题兴趣的"大限重信原则"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近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大限重信的继任犬养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中间做了不少工作。1898年他安排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一次会面，希望双方能够就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商谈。但是康有为声明除非孙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则不一与之会面；更有甚者，康有为坚持的自己保皇态度，固执地效忠于他的光绪皇帝。18卯年，他开始到处活动，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建立起他的保皇会机构，并募集资金办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师不在身边时，梁启超一度考虑与孙中山合作，但被康有为及时制止。日本方面联合这两股力量的努力就此失败。1义刃年之后，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都因为爱国行为受到北京朝廷的通缉，两个集团却成了死敌。在这些年里涌现出来的许多领导人中，有两位最为人熟知，也为人们研究得最深。

两位主角：梁启起和孙中山

梁启超于19(X）年至1901年间游历了檀香山和东京，并于1903年游历了美国，但20世纪最初的ro年里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日本。早已是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此时大量吸收近代思想，用他雄辩、清晰、有力的文笔在各个方面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使他成了当时最知名的作者和中国学生心中通向世界的窗口。从他先后主持出版的刊物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擅变：1898年创办《公意》、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1910年以后创办《国魂》。1903年梁启超年仅30，但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此时康有为45岁，已经到了不容易改变思想的年纪。梁启超尊他为"孔教中的马丁o路德"和"进化论东来"前的伟大思想家。从他在日本吸收新学时起，梁启超就开始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中审视。为了给改良运动寻找理论支持，他选取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与各国做比较，他比较哥伦布、达伽玛和郑和，伊曼纽埃尔o康德和王阳明，甚至还把上个世纪他积极参与的"今文"运动比做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传统国学的藩篱以外，以近代眼光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做出了重新评价。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上振兴民气的手段。他倡和日本的福译谕吉等西学人士，认为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英美式民众是一种理想公民。在遣责中国政治腐败的同时，他敦促实行改变现状的政策，认为臣民应对国家而不是统治者负责，人民应当惟法制是从，而不是以孔教伦常为任。他呼吁修宪法，开议会，组织责任政府。他还主持文学杂志的出版，写作小说并翻译各国文学。后者主要是借助日译再转译成中文。但是在政治见解方面，他不主张把中国的积弊归之于满清王朝。与士绅阶层的所有人及大多数外国旁观者一样，他认为中国民众此时尚未准备就绪，实行代议民主制度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直到1910年底，他都是一名反对共和，并不热心革命的渐进改良家和立宪君主制的鼓吹者。他在1如7年组织的"政闻社"倡议采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政治过程来推动改革。他因此在宪政运动中声名大起。尽管这一运动和一般开明党派一样陷入了清政府和反清革命者的前后夹击。

梁启超出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而他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早期职业革命家。两人各自从相反的社会背景出发，带着相反的先人之见，通过各不相同的媒介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当梁启超阐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时，孙中山正在建设早期革命运动的骨于力量。孙中山具有一种适合担当革命领导人的个人条件。他来自距澳门咫尺之遥的地区，这里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时间最长、距北京控制也最远的地区，也是许多早期留学生、买办和无数海外华人的故乡。从社会和地理条件来看，孙中山出生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幸运的。他是农家子弟，在一位早年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叔父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天王洪秀全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早年就是清王朝的叛逆二他在13岁时就到檀香山投奔他的大哥，在那里住了3年，在一所英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寄宿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他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接受了基督教。回到故乡后，他因为信仰基督教反对乡人的偶像崇拜，打破了当地供奉的先师牌位，受到地方上的驱逐。在他大哥的支持下，他到香港读书，之后又去了一次檀香山，回国后在广东和香港往了5年（1886年到1892年），学习化学、生理外科和其他一些科目，希望取得一家英国传教士办的医院授予的医学学位。1892年起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但是因为没有葡萄牙颁发的证书被迫离开了那里。自从1885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孙中山一直很关心中国的命运；他向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书要求实行改良，但未受理睬。这样，孙中山行医受挫，受到权贵的冷遇之后便转而从事一个新的职业。他将成为一个非商、非农、非士、非医的革命者，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而愿意与任何阶层合作的人。

孙中山早年就与一个叫作"兄弟会"的传统反清组织有过接触。到1894年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兴中会"，并且在夏威夷和澳门一香港一广东地区建立了分会。1895年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冲击广东巡抚衙门的暴动在起义前被官府查获，几名同志被处决。孙中山侥幸逃到日本，除辫蓄须，穿西式服装，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姓"中山"的日本人（"中山"这个名称后来被用来命名公园、马路和学校，甚至成了民国时期的一种服装式样）。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孙中山取道美国辗转来到伦敦。1896年他在伦敦的中国使馆附近被人认出而遭人绑架，受到十几天的非法监禁；正当他面临被遣送回北京处决的时候，以前教过他板球的老师詹姆士o坎特利爵士（J一）利用了英国舆论的力量，这才使他获释。这样，年仅30的孙中山就以反清革命领袖的身份闻名世界，成了浪迹天涯的中国命运之子。当他于1897年回到日本，取得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帮助和建议时，孙中山已经把几种新旧反清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新的力量包括从海外华人集团那里得到的资金支持。这些海外华人集团由于长期处在中国大陆传统社会之外，养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社会背道而驰的商业价值观。他们极富民族主义情感，但在政治上却为不知应该忠于何方而焦虑。另一股新力量来自一个半西化、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的青年爱国者组成的领导集体，边些人同孙中山一样来自中国接受近代化生活边缘的广东地区。旧式力量包括那些可由内地秘密团体召集的武装反清组织。此外，孙中山还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的反清暴动夺取某一处地方政权，期待产生连锁反应来颠覆清政府。1以"年10月，在兄弟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香港以北的泥州发动了一场暴动。由于从台湾来的日本方面提供的武器和人员接济未能如期兑现，起义者在坚持了两周后撤出了战斗。通过结合传统和近代的组织方式，孙中山于1903年加入了兄弟会的檀香山分会，并通过它向全美的华人募集资金。

此刻，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与其他革命者竞争，争取更多的新一代中国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种基础理论。康有为在较保守的东南亚华商中仍然拥有很多支持者，而梁启超的文字正造就着新一代学生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人也不断地尝试着发动武装暴动；在通商口岸城市和日本，各革命团体、学校和革命刊物争相问世。在上海，以传统学者章炳麟和蔡元培为首的一个团体抨击了康、梁的主张。1卯3年他们办的煽动排满的报纸《苏报》被封，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章炳麟被判监禁3年。在湖南，黄兴于1903年建立了他的华兴会，努力联合军官、学生和秘密会党成员以策动起义。但同大多数起义一样，密谋被政府查出，起义遂告流产。革命活动就这样成长起来，但是它缺乏很好的协调、专门的思想组织和长远的规划。

面临着这样的竞争和机遇，孙中山此时开始建设他的思想理论。1卯3年他在东京和檀香山开始撰写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他完成发动旅居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中国学生团体的工作之后，孙中山于1卯5年年中又一次回到东京。如果可以把孙中山的革命手段视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忠于革命目标而又善于变通的人。此时的孙中山从他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找到了一套理论来证实和指导他创建的共和制革命。这就是三民主义原则：民族主义（一个兼指民族和种族的称谓），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个久已有之的提法，以后有人将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三个含义不定的概念集中体现了很多那个时代纷纭多变的思想，在特殊情境下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反满、倾向共和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尽管那些希望取得外国对革命帮助的人士对后一点并不强调。民权主义包含一种与儒家原则相反的平等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宪法（孙中山这里借用了梁启超的名词术语）来保证；这部宪法将由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借用美国体制）加上选举和考试共五种权力―组成。选举和考试这两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这"五权宪法"明显是孙中山的创造。最后，他的民生主义为了面对工业发展将会带来的新问题，没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而是追随当时风靡一时的亨利o乔治（He恻G加妙）的理论，即用一种单一土地税来调控将来可能得到增长的土地价值，从而限制投机者和垄断资本家攫取暴利。于是这古已有之的"民生"概念在1905年主要就指这种基于特殊的西方单一税意义上的城市"平均地权"思想，而不再是农业社会的土地再分配。这最后一项主义即便在绅商子弟中也不可能激起太大的热情，尽管他们可能迫切地要求一场政治革命。

同盟会的兴衰

所有这些要素―海外华人资金、与秘密会党的接触、新式学生构成的领导层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于1叩5年在日本同志的撮合下汇合到了一起。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把昔日的竞争者吸引到一起，把黄兴和其他一些湘籍人士介绍给了孙中山。那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同盟会"宣告成立，公推孙中山为主要执行人，黄兴为副执行人，章炳麟和其他人士也担任了要职。设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和檀香山的海外分会和各省的分会协调行动。在同盟会1〕刃名左右的早期会员中，最大的集团是由湖北和湖南籍人士组成的（近代教育家张之洞曾长期督抚两湖），广东集团次之，四川和下游诸省人士组成的集团分居第三和第四。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物。39岁时的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同志中不仅年事最长，而且声誉最大，游历最广，在日本和海外其他地区的联系也最多，尽管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力不是最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孙中山是一个西化较深的中国人。

他不属于士绅阶层，不以文字知名于世，长期以来以策划亡命行动为世人所知；智识察赋平平，并没有担当起指导他那一代人思想进步的近代哲人角色。然而，处在中国伟大传统和各种外国模式分崩离析的多元格局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会取得可以与孙中山媲美的成就。

新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孙中山的助手们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阐释（《民报》是同盟会机关报）。在抨击梁启超关于渐进改良和立宪君主制的思想时，汪精卫、胡汉民等一批作者阐明了通过一场急进革命中国可以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获得了中国学生的支持。具有坚定意志的革命精英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的指导下，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干预来推动革命的发展。社会的逐渐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建立近代化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民报》支持孙中山分三个阶段实现革命的思想：第一阶段是为期3年的军政府时期，以在全国逐县实行地方自治为起点；第二阶段是在一部临时宪法指导下为期6年的"训政"时期；第三阶段在宪法的基础上，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会组成政府。这些乐观的估计和过于简单的保证很快就变得比梁启超冷静的理智更为深人人心，不管怎样，梁启超推行君主制的计划由于1908年光绪皇帝的驾崩而搁浅了。

尽管组成了新的联盟，革命运动还是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反清活动最活跃的湖南省，1久巧年10月反清组织"哥老会"借当年的饥荒单独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得到了附近江西萍乡煤矿工人们的支持和参加，但是由于清政府调集四省兵力，起义在一个月内就被镇压下去。19(j7年，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了孙中山。他和黄兴辗转来到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并于1卯7年到1908年间，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发动了6次暴动。但是这让法国殖民当局注意到中国人的榜样刺激了越南人的不安定情绪。于是法国人也驱逐了同谋举事的同盟会会员。到了1创刃年，清政府的捕杀加上革命者内部因协调不力所招致的挫折，使海外华人资助革命党人的热情大大降温，革命运动内部也渐渐发生了分歧。此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已经被迫中止，孙中山再度到西方游说寻求资助。其他一些人转向了由一批从巴黎归来的留学生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采用暗杀方式以使他们的行动为更多人所注意。1910年英俊的汪精卫密谋用炸弹刺杀北京的摄政王，此举失败后注精卫遭到了监禁。反满情绪正在上扬，但是革命运动看起来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黄兴坚持了一条最具希望的策反清政府新军的道路。1901年2月在广东发动的一场新军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另外一场海外资金募集活动在东南亚和加拿大华人中间筹得一笔18.7万港元的资金，支持了19n年4月向广东地区走私军火和派遣敢死队的活动。和其他早期密谋一样，这次"广东革命"注定会失败。尽管成员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但起义始终困难重重：保密不严、政府已有戒备、举事前夕临时改变计划、缺乏协调、处乱即惊。黄兴指挥的起义者照常分成儿组冲击督抚衙门，其中有一组起义者把另一组同志误认作是清军，双方交火。孙中山把这次称为1895年以来他领导革命党人起义的第十次失败。黄兴总结道，在策动革命时必须采用独裁手段；异议一旦得到容许，革命注定要失败。

所有这些暴动和起义与其说纯粹是军事行动，不如说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即摧毁清王朝的至上特权和地位。所有的暴动和暗杀，在海外募集的资金和武器都用来摧毁人民对于大命皇权的默从。但天命皇权同样也受到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的威胁，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1910年湖南发生的农民抢米风潮和1911年支持过"保路运动"的四川土绅阶层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两者都加速了清王朝中央权威和满清帝室的衰落。到19n年，天命看来确实不在满清了；满洲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国家机器中大部分人员对他们的信心和曾给予他们的积极支持，这些人包括地方官员、警察和新军，甚至还有新军统帅。

清王朝的终结

清王朝末日的降临，部分是由于偶然的地方自发因素，因此也可以说是在同盟会意料之外的事件。学生和士兵已经在湖北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研究会，以便今后更好地策划起义。1911年10月9日，他们的密谋照旧被发现；驻武昌的一部分新军士兵为了自救，于10月ro日发动了起义。这一天以后被定为"双十节"，每年都受到庆祝。尽管起义的3（兀旧名士兵只古驻军总数的一小部分，满清派来的巡抚逃到了城外，清军指挥也弃城而走，武昌遂落人了起义军手中。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由于起义发生后没有革命党领导人在场，一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领导人。这次反满起义得到当地人民的自发支持。几周之内其他20余省发布反满独立声明，这些中心城市通常是由同盟会、新军和省级咨政会支持的。到了11月初，所有华南和华中甚至西北的省份都宣布了独立。这些新独立的省份通常都由易帜的清军军官担任军事领导人，和各省咨政会中宪政运动的领导人共同掌握地方权力。只有6个地区发生了战斗。此时清廷召回了袁世凯，因为最精锐的军队听命于他。袁世凯同意出山，但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由他任新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兼军队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各个已背叛清廷的省份和同盟会革命者们联合起来，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在丹佛出版的一家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继续前往英国寻求贷款支持，并希望得到英国一臂之助，防止日本为清朝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他很及时地赶到上海，以深厚的资历被推行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但同时表示只要满清总理大臣袁世凯在任何时候易帜支持新的民国，他愿意辞职让贤给袁世凯。尽管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武汉三镇）,19n年的革命出奇地温和。它同时也极不彻底，因为它只有一个非常消极的主要目标，即推翻清朝的统治。但在几个实际问题上革命者和各省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致：首先，各省必须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第二，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遏制来自外国（很可能是日本）的干涉；第三，袁世凯是当时惟一具有足够经验、能力和背景领导一个新政府的人。到12月底时，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者们达成了共识，认为袁世凯是中国避免内战、混乱和外国于涉的惟一希望。而袁世凯这方面，在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们的支持下，高踞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在各个层面上既明且暗地一边与清廷要价，一边又同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党人谈判，最终达成了总体解决方案：1912年2月12日，极概中的宣统帝（以后被称为"溥仪")"顺天意，应民心"地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寿终正寝，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它的君主政体亦随之消亡。孙中山于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被南京临时政府选为孙中山的继任者。但是北京的一场兵变（禄步仓之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借口而留在故都以免去南下的麻烦。3月10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在一部临时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职权，直到议会被选出、一个合于宪法要求的完备政府成立为止。

袁世凯大总统后来"背叛"了选举了他的革命党人，止如他已经背叛了在危难之际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清廷一样。但是1912年的中国社会群龙无首，全国找不出一位"真命天子"来承担社翟重任。在这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满洲人本来可以拒绝金钱收买而诉诸武力，北方本来可以被用来对抗南京政权，而不久之后就变得默武成性的日本人本来也完全可以抓住这一机会。但正如后来形势所证明的一样，袁世凯有足够的手段驱逐满洲人、赢得外国的承认并欺骗革命党人，从而在危局中把政府维持下来。日本人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始终无法在采取积极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英国要求中国保持统一。孙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们，一来无军队，二来得不到各省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深知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但他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当各种各样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众都希望建立一种强人政权的时候，袁世凯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出现了。

这样，当从远古就有的中国君主制被废除时，一位拥有实力者的出现为这一剧变提供了缓冲。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一旦失去了天子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因为此时的国家首脑已经得不到传统礼教对至高权威持有者的认可了。尽管和西方的神权政治不同，中国统治者历来无庸置疑地高置于万民之上；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一位统治者。这样，一方面失去了传统上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认可方式，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权力认可习惯尚未形成，袁世凯及以后军阀这些古代天子的继承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武力维持其权威。当一些新的认可习惯建立起来后，人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当年革命党人印象中的英美式政府。这样，1911年的革命标志着在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政治史的国度中一场迟到的中央权力的危机开始了。

中华民国陷入军阔混战

到了1912年，在此之前就已经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近代化转变，开始将中国文明碾为童粉。那些从当时起经历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的中国人经受了每一个层面上个体或是公众、实践上或是理论上的大混乱。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对一种新秩序、一种民族力量的复兴和国民生活重塑的探索寻求，比在中国受到更长时期的拖延和更多的挫折了。

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管了己经不复存在的清帝主要行政职能后，很快就卷人一场与革命党领导人的权力之争。从1912年到1916年，他使用了贿赂、军事力量、暗杀等各种伎俩，胁持国会，肆意篡改宪法，最后用尽心机企图恢复帝制。他所有这些举措都给自己打上了独夫民贼的烙印。

1912年3月，袁世凯依照共和政体的要求，任命自己的亲信唐绍仪为总理，责成他组织一个10人内阁。唐绍仪早先曾留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这个内阁中有4位同盟会会员，湖南人宋教仁即为其中之一。他是黄兴的亲密战友和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这部约法划分了总统和议会的各自权限，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关于应该由谁来控制内阁及其行政权限的争执。唐绍仪总理没有听命于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背景和自己的财政预算资金，甚至不能控制内阁中各部的部长。当他看到袁世凯不想让他管理内阁，他和其他4位同盟会会员在1912年6月递交了辞呈。此后的内阁就只向总统一人负责，而不是以前那样向议会负责了。为了避免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赴京就职。黄兴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袁世凯经常与两人会面，表示赞同两人的主张，甚至任命孙中山为铁路总长，主持一项规模宏大的全国铁路系统建设。这一切当然只是纸上谈兵。这些年长的革命领导人不谙权术，甚至没有能力提出实行党派政治的要求。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当模糊，目的不明确且意见相左；而党派政治作为一种政体在中国政坛上仍未经过试验。实际上政治党派此时不过刚从传统中脱胎，开始成形而已。

一种是士大夫阶层的党政传统，如康有为的"自强社"和其他一些1895年之后形成的政治研究组织。这一度有助于全国范围的宪政运动，在此时的1912年5月借"共和党"的名义出现，其成员大多支持袁世凯政府。当梁启超从日本归国，受到英雄般的接待之后，他组建了一个"民主党"，并于1913年5月将所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派别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进步党"。这个党派大体上仍然支持政府。另一个传统来自于秘密会党，革命者曾仿此建立秘密政党。许多政治集团是两种传统兼而有之，而且有些政客同时属于几个党派。没有哪个党派的性质超出了由上层社会出身的个人的杂凑，这些人往往因私人关系或共同的背景拉扯到一起，他们缺乏可靠的选区支持者、政治地位及从政经验。简言之，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采用的政治联盟和制造舆论争取选民的西方政治方式，此时中国刚刚起步。现在来讨论政党政策的实质性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使是政党本身在整个体制中的角色也还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

与西方传统上以法律为至上权威、以分权政治为治国中心法则不同，中国君主历来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于一身。袁世凯已经取得了对内阁和政府文职机构的控制，又要把触角伸向各省的军事长宫。肩负如许沉重的个人职责，不论从传统上还是经验上来看，他都没有任何准备面对一个忠于中华民国更高利益、但可能攻击他政策并危及其个人权力的"忠实反对党"。然而这却正是西方模式的代议制政府的要求。看起来此时建立一个由反对派主导的议会方案是可行的；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这一个新阶段的权力斗争是由宋教仁领导的。这时的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位居孙中山和黄兴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他于1912年8月说服了四个小政治派别和同盟会联合，组成一个公开的党派"国民党"。在一场以各省为基础、对选民限制极严的间接选举导致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到1913年2月为止在国会两院取得了压倒性多数。利用这种形势，宋教仁在华中举行了大规模的竞选活动，批评政府并要求由国民党来控制内阁，尽管袁世凯仍应留任总统一职。

这是中国议会民主制发展的一个高潮，但是宋教仁宣布参加竞选的结局极大地挫败了这一很有前途的发展。根据上海混合法庭事后作的详细纪录，袁世凯雇用刺客于1913年3月加日在上海火车站枪杀了未满31岁的宋教仁。袁世凯事后暂时用编造的谎言混淆视听，指责黄兴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此前暗杀是在野反清革命党人的武器，但是临时袁世凯大总统却发掘出它对于当权者的潜在用途，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亲革命党将领被暗杀或处决。暗杀宋教仁的战略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执政者高于法律"，并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战术，即"要最有效地阻遏反对派运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灭它的领导人物"。这一套伎俩从此被用来扼杀中国的民主力量。

此时反袁情绪高涨。因为袁世凯不惜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换取金钱支持及对其政府的承认。在国内镇压政党政治的同时，他好像在把中国国库的收入支付给外国人。他的财政吃紧。尽管现在他能用个人力量节制指挥大部分军队的各省军事长官，但是在增加流向北京国库的土地税和其他一些少得可怜的收人方面，曾经统帅这些将领的他并不比前任更显得有才能。1911年4月满清政府以"币制改革和满洲实业建设"为名向英、法、德、美四大国银行组织破釜沉舟地借款上（众〕万英镑，使本已濒临破产的财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和俄国银行于1912年6月又加入这个财团，四大国银行团成了六国银行团。袁世凯很早就开始寻求大规模外国贷款，但六国财团一方面申明自已实际上有垄断向中国贷款的实力，一方面要求袁世凯以盐税作抵押，并且必须通过由一个中外双方共同管理的类似海关司的机构来征收盐税。所有不同信仰的爱国人士一致反对这一系列条件。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3年3月改变了塔夫脱1峨为年时申明的美国对中国事务的立场，否定了美国在这些事务上继续参与财团活动的可能性，理由是这些贷款的条件威胁中国行政事务的独立自主。经过14个月的谈判，由银行团提供价值25佣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还是于1913年3月26日签了字。这一借款活动是袁世凯在未经国会表决，于暗杀宋教仁案证据发布的当天与银行团中剩余的五大国银行签订的。由于债券是以90％的票面价值发行，另有6％的佣金单独支付给银行，中国实际上只得到84％的款额，约2100万镑，但是在1叹巧年的最后期限前却要偿清全部本金和5％的年息，总计金额为6789.3597万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粉碎人们对反对党的希望并通过借款来支付他军队的开支，主要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他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和平。在1913年年中，他仍然得到"进步党"的支持，为众多国民党人所容忍，并有北方诸省的军事长官，即其北洋军队中嫡系作后盾。正因如此，他轻慢地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让步，将华中和华南诸省支持国民党的军事长官革职，并同时调动军队随时镇压这些拒不受命的将领。针对袁世凯的嚣张，在1913年的7、8月间，7个省的政府不顾他们军队武器装备的低劣，再一次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由此开始了短暂的"二次革命"。这次运动既没有发动群众，也未得到外国的支持，在两个月内几乎兵不血刃便被镇压了下去。孙中山、黄兴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逃往日本，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重新开始，而袁世凯部下的将领们把他们的势力扩一张到了剩下的几乎全部省份。

议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时得到国民党温和派帮助的进步党于1913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内阁。这个内阁由袁世凯的一些亲信组成，其中也起用了梁启超做司法总长。袁世凯的目的现在已经很明显，他希望自己通过法定程序由国会正式选为总统后摆脱国会。他使用贿赂和武力胁迫国会对他惟命是从。10月6日，国会最终选举他为总统。7日，他通过外交上的一番要价，成功地让儿个大国承认了中华民国。10月10日，他宣誓就任由国会选出的第一任大总统。不久他就破坏国会。11月间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了国民党籍或前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共438人。1914年1月，他先是宣布国会暂时休会，接着终止了各省的咨政会议。2月，内阁辞职。54岁的袁世凯成了独裁者。尽管后来的爱国者对袁世凯的行为唾骂不已，袁世凯当时用蚕食手段瓦解议会制度这堵薄墙，公众中好像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大的触动；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刚从各通商口岸和各省会城市中显现出来的一些未来的议会主义者：列强、蒙昧的民众或城市商人阶层中没多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文职官僚、军队及大多数省军事长官则安于独夫统治，惟求自保。一与日本政治中责任的分配不同，中国式的政治实体惯于由一人在上平衡各方利害，最后一言九鼎，做出裁定。袁世凯现在正是这样，在一部新近制定的宪法旗号下，通过指定设立的机构发号施令。这部宪法就是于1914年5月1日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它赋予袁世凯以独裁者所需的一切权力。他钳制出版业，鼓励由士绅和遗老推行地方自治，恢复了新闻检查制度并重新确立儒教为国教。他一下防弹车，就在天坛行古代帝王的祭礼。1915年底，他成了终身大总统。

外交关系：中华民国与外国列强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失去对前清两个边疆地区的控制。西藏和外蒙古开始分离出去并与英国和俄国的关系日渐密切。相反，它们与北京日渐疏离。中国人在民族一种族自决的名义下驱逐走满洲人之后，中国的革命运动领导人对亚洲内陆省份和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袁世凯在北京继承了前清的权力之后，代表中国申明了中华民国对那些地区拥有传统上的主权。俄国、外蒙古和中国三方很快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允许外蒙古自治。这项协议默许了实际上俄国对外蒙古的支配地位。英国也如法炮制：中国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但允许西藏自治，这当然允许英国享有在该地区的永久性利益。1913年11月7日，俄国和英国最终一致承认了袁世凯政府。与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发生的，是外国势力对中国国内税务机构操纵的加强。继承赫德海关司总监职位的英国人于1911年n月得到清廷同意，对海关岁入的管理做了根本性改革，因为此时的海关司已经完全成了中国偿付贷款和对外赔款的机构。在此之前尽管海关司的外籍专员只是向北京政府汇报一下他收到的账目单数，但这笔收人至少还经过海关司中国监督的手。而现在各省都已宣布独立，中国的海关体系和对外信贷及偿债能力要得到保全，就只有让外籍专员每收集到一笔收人，就通过海关总督汇给驻上海代表外国债权人利益的国际银行集团。在革命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在上海的外国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多国领事团在1911年年底完全接收了"混合法庭"。这一次外国势力对上海和海关收人控制范围的扩大，与一个经过改革由英国人充任总监的新盐务局一起，造成了与早先许多不平等条约一样利弊难明的后果：它们在短期内帮助了中国政府，从长远来看却在继续蚕食中国的主权。中国的偿债信用得到了保证，方便了外国贷款的流人，并且盐税收入也大大增加了。

另外，条约体系的一个利害难定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贪婪会因其他列强的妒忌心理而受到遏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分散了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日本有了可乘之机，开始侵略中国。1914年8月，中国宣布中立，但是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后，派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登陆，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这一做法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此后，日本又于19巧年1月8日，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5款21条要求。其中的第五款一系列要求意在通过设立日本顾问体系以控制中国政府及警务，垄断中国的军火贸易，参与中国军备建设，以及福建省的开发建设。袁世凯故伎重演地将这些令人发指的条款透露给外国报社，这迫使日本政府同意将第五款留待'旧后协商"；但当日本方面的5月7日最后通碟日期将至时，他迫于压力接受了前4款的大多数要求。没有一个列强站出来维持公义，尽管当时的英国大使认为'旧本对待中国的行径比德国对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更加卑劣"。中日之间于19巧年5月25日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体现了日本这些要求，这些条约确认了日本在山东和长久以来已被视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东蒙的支配地位。此外，日本获得承认在华中的汉冶萍工业基地享有特殊权益。很久以来，汉冶萍就一直被用做向日本贷款的担保，连孙中山在1912年也这样做过。这些条约虽然从未经过任何一届中国国会的批准，日本却把它们视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特许状。由一个代表着日本新兴工业集团利益的内阁提出的21条，其目的基本上是与经济有关的。但21条在中国产生的反响却主要是政治上的，它们的无理要求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各地发生了集会、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强烈抗议。

衰世凯的皇帝梦

袁世凯当年在朝鲜发迹时就已闻名于世的反日立场在19巧年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支持。但是他统治中国的努力却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而屡屡失误：历史久远的儒家伦理教化和支持帝王统治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不再有开发的潜力，而人民对于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这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党派竞争、还是一党独裁，还尚未建立。既然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袁世凯只能以一种近于"法家"传统的权术政治手段进行统治。他连自己都不再相信，只知道凡是人都如梁启超所说的一样，"惧锋刃而爱财货"。这一政治信念的匾乏最好不过地体现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努力上。1915年8月他在幕后操纵，指使人发动了一场帝制运动。这个运动充斥了要求袁世凯当皇帝的团体、全国范围的民众请愿、由选派出的代表一致通过的投票、旧式奏折一样的上书和其他一些伎俩。这一切只有一个意图：劝袁世凯称帝。为了对这些制造出的"民意"表一个态，袁世凯在一番恰到好处的推让之后，于19巧年12月接受劝进，答应即皇帝位。他建元"洪宪"，以1916年为元年。但这一切终成泡影。

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将士离心。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的反对。日本发动了几乎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列强反对袁世凯称帝。中国国内军界的反对加速了袁世凯政府的倒台，这些反对情绪受了梁启超等人的鼓动。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视历史为不可逆转的力量，此时则积极宣传保存中华民国的国运。他和他的一位湖南籍学生共谋反袁。此人时任云南省都督，控制着袁世凯势力鞭长莫及的地区。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紧接着的6个月里发生的战事有限，谈判却进行得密不透风。先后有8个西南省份宣布反袁，而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大典，接着宣布放弃称帝，最后于1916年6月6日忧惧而死。

其间其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也协同起来反对帝制观念。在中国，权利已不再被认为由非人格化的天所赋予和认可，或统制者通过一套灾异说就可让人民默认他的统治。相反，有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这个国家的实际代表―人民是历史的积极创造者。在1919年之前漫长的年月里，天子作为一种传统已经逐渐开始丧失他的作用。大命已经被民意所代替，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否成了统治能否持续的关键。被理想化的"民"的概念浸透了新的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民军"、"国民党"、"三民主义"等等即是例子。尽管只有少数上层人士而不是广大民众要求建立近代代议制度，强人政客袁世凯对这个代议制概念还是过于轻视了。从传统观念上审视，他失信于他的部属，又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为他尽忠？

地缘政治力量也合力反对他。因为各个具有独特地理、文化和行政制度的省份自从1850年以来，相对于北京的独立性不断加大。另外也存在着使历代王朝劳心的气候、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这些无法消除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南北方不同集团利益和观点的相左冲突。袁世凯死后，外国势力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而其后任不间断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把他们逼人绝境。首先，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势力在通商口岸古据的战略资源，并且其权威得不到地方的认可；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具有极多的利益和强大的实力，这使他们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省份；第三，五国财团内外的外国银行可以用它们的生杀予夺来造就和瓦解中国的各届政府；最后，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技术一狗范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铁甲的火车和自行车，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文化革命进程和旧秩序的瓦解。

1916年至1928年间，中国被混战不休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瓜分；这种情形在一些边疆地区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些军阀实际上处在两个时代之间。他们既不处于以往两个王朝间的转折期，只需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变革能够导致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但他们也不是怀有建立新秩序志向的近代化领导人。他们扩充并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陆军，使用铁路交通和内河汽船航运工具，能够更容易地在他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政体。革命党人在1911年有党无兵，没能掌握权力；如今的军阀，有兵无党，同样地软弱无力。他们不断利用、滥用国会和口号正好说明他们缺乏充分的原则和制度。1913年以来，军备复兴，党派却分崩离析。没有人能够将新兴的军事力量和新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军阀统治下中国的政府崩溃了，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到达了混乱的极点。

当年成百上千满身勋章的指挥官们率领各自的军团互相搏杀的历史场面中具有某些典型特征。首先，一名军阀必须有强悍的个性、下属和军队。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训练他们，赢得他们的忠心，然后是发给他们军饱，供给他们装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从一个大城市、一个省、一条商路、铁路的收入那里，从其他军阀或外国势力那里得到支持。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可能给予他战略上的优势，但这个地区的人民只能向他提供军粮和壮丁。这一点和在农民中得到支持的现代游击战争"根据地"具有本质的不同。典型的军阀部队在当地人民中毫无基础可言，他们征税并鱼肉乡里，无异灾星，人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当一支军阀部队开进一个新省份时，往往至少能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他们可以抢掠一空后开拔走人。

但是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割据混战的军阀并没有其他统治方式来代替军队。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

最后，我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一直不很明确。一方面，军阀们是如此贪心和卑劣，不时背信弃义地使用诡计，几乎使人想起《二国演义》中"多智而近妖"的人物。但当旧的权力结构失去首脑，它的下层机构却还继续存在并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全国性的机构。军阀们最终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于是他们寻找各种制度上的认可来加强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他们可以与国会和咨政会合作，甚至召开各省军事首脑会议。由于他们缺乏从事近代政治活动的组织能力，互相争斗的军阀们始终无法超越地方割据的层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承认中国国家的存在。在此期间，北京政府继续对外行使外交职能并保留、维持了多项行政职能，无人打算改朝换代：时代已经变了。军阀和军阀之间、国会议员之间以及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各种争斗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变化，但大势所趋，国会不断被削弱，而国家则日益分裂。起初，梁启超和其他一些原来的"进步党"成员组成了一个"研究系"，在总体＿上努力寻求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但遭到南方国民党余部的反对。随着控制华北和华中12省的北洋军阀政府日益加强了对国会和政府的操纵，南力'诸省逐渐疏离北京政府。在第二阶段，南省人士于1917年退出北京国会，这是一个转折点，它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上本，孙中山重新以早期利用秘密会党形式发动革命的方式于1914年7月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他希望这个党能成为一个服从领袖的、纪律严明的革命四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革命党人缺乏纪律的缺点，而这正是革命事业屡次失败的原因。但是黄兴和其他许多人拒绝宣誓效忠孙中山；这次重新策划革命的努力显然不符合民主原则。同时，它也没有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爱国主义运动产生吸引力，因为孙中山在1914年召开的革命党大会上删去了民族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原以反满为宗旨，所以这时孙中山很奇怪地认为民族主义已经毫无意义。他此时放眼亚洲，希望与日本合作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由于和时代的主旋律脱节，孙中山对1916年袁世凯的倒台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917年，孙中山重新崛起并加人到军阀们的争执中来〔〕7月，他和其他国民党同志率领当时中国海军的大部分舰只来到厂一东：）在那里，他召集了250名国会议员组成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但是掌握实权的是当地的军阀。孙中山在广东竭力联合当地实权人物，这与梁启超在北京力图改造军阀政权创为文职政府一样，举步维艰。1917年8月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为支付国内混战的军费开支而大肆向日本借款，借口是"准备与德国人开战"。这就是"西原借款"。北京当局这时与日本结成军事联盟，聘请日本军事指导，并且与被称为"安福系"的一名亲日派政客及军阀集团密切合作。许多爱国人士抗议当局把中国出卖给外国人以求后者支持扩建自已的军备。梁启超最终怒不可遏地退出了政坛。在南方，孙中山的广东国会也分裂了。一个称为"政治系"的小集团开始与军阀合流。尽管如此，军阀们还是开始暗杀孙中山的追随者，迫使他于1918年5月辞职返沪。当时"桂系"广西军阀集团控制了南方，而北方则是"安福系"的一统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北双方迫于压力开始弥合双方的分歧。于是1919年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合作事宜，但毫无结果，1920年，中国的分裂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南北方的少数派们通过争取一切盟友把原先执政集团赶下了台，但仍无法确保对地方的控制。

1922年后，中国文职政府的分裂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并开始在南北方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北方，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抛出了新的领导人，这些人一早年并不受到袁世凯的重用。有三位人物最终站到了前排，其中各方均采用了联系第二方打击第三方的策略，于是任何一方都不免被自己的盟友所出卖。这汽位是：

一、张作霖（1875一1928年），人称"东北王"J此人早年做过土匪，在日俄战争中与日本结盟而发迹，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有东北的丰富资源做后盾，经营着远离华北的东三省老巢。

二、吴佩孚（1872一1939年），早年受儒家经典教育，后入保定军事学堂跟随日本军官学习军事，成了一些中国人和英国人安定中华的希望。

三、冯玉祥（1882一1948年），农民出身的赳赳武夫。11岁起当兵，后毕业于保定军事学堂。1913年他受一位基督教青年会长老的洗礼，信奉了基督教，他的外国传教十朋友们戏称他为"基督徒将军"、：他要求部下服从军纪，追求清教徒式的理想，崇尚简朴的生活、务实的教育和社会改革。他于1924年率军发动北京政变，打破了北洋军阀的权力体系，最终摧毁了代议制政府的空架子。

这些军阀和其他割据势力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尽的千丝万缕般的关系。1922年到1926年间爆发了6次省际战争。它们给已被无休止的掠夺和沉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造成通货膨胀、贸易中断、铁路线和水利灌溉系统等公用设施被毁，吸食鸦片恶习也死灰复燃。清政府早在上峨巧年协同各界力量大力打击鸦片的生产和吸食，曾得到爱国人卜的）'一泛支待，使当时已经减少到每年500万箱的英属东印度进日鸦片继续缩减，鸦片贸易最终于1917年年底完全停止，而数量大得多的中国国户二鸦片也正走向消亡。这时，山于军阀在适合种植婴粟的土地上几征收极高的地租，农民为支付地租只好种植生产鸦片的原料＿一婴策或许罪恶累累的军阀混战大大刺激了爱国青年们的思想；如梁启超曾说过，"今日之中国惟有奸究恶猾之徒方能昌达"。一场学界革命就在这个绝望和耻辱的时代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