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其他哲学流派
阴阳家与名家
除儒、道两家以外，东周时期还活跃着其他各种哲学流派按照中国人特有的分类法，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其中有一派史称阴阳家，他们试图用某种宇宙原理来解释自然万物："阳"代表雄性、光明、温暖、积极等特性，"阴"则代表雌性、黑暗、寒冷与消极的一面,与地中海文明认为善恶二元永远对立的观点不同，"阴"、"阳"是相互补充、相捕相成的。"阳"愈是发展，愈有可能转变为"阴"。现在韩国的国旗即以此为主要图案。事实上，这种"阴阳"观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现象时可能比西方的二元哲学史更为有用．它与日夜、冬夏的韵律和男女两性的划分十分吻合如果拿这种观点来分析本章所讲的主要内容，则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思想中，儒家为阳、道家为阴
"五行"思想是阴阳学派的又一基本观点他们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各种不同搭配而形成。这与古希腊的地、火、气、水四大原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五行学说在后世导致了我韦之学的产生。五行及与之相对应的色彩、味道、声音、行星、方向等各组概念构成了宇宙间的各种关系，再加上术数、星相之学，这种关系的搭配可以趋于无限。古代历法的纪年亦属于这一体系，如大干、地支。天干、地支搭配起来以60为一周期，可以用来计算日期和天数。勘舆之学（即看风水）也是从这种伪科学中发展而来的。
还有一派称为名家，他们类似古希腊的诡辩学派，通过辨析字义形成一套逻辑体系。比如，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很多著名的命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白马非马"，强调共名与类名的不同。这些观点在后世被指为是琐屑无聊的雕虫小技。
墨子
墨子是早期儒家的主要对手。墨子生于孔子去世或稍晚的时候，其学说载于《墨子》一书。《墨子》同《论语》一样由专论和对话录组成二墨子对儒家的批判不遗余力，这表明墨家学说也许止是儒家的一支叛逆，而墨子对逻辑的兴趣也曾可能促进了名家的产生。；在大多数间题上墨子都采取了一种比孔子更为激烈的态度。孔子鼓吹学而优则仕，墨子却认为统治者完全应该把王位让给贤人：孔子说到底是传统主义者，墨子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宣扬采取各种措施来富国、增加人口和维持国家秩序凡是无助于达到这一目的思想都遭到他的严厉抨击。他认为衣食住行只要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需要就可以了，各种审美艺术是毫无用处的，一切情感也应该加以抑制，因而音乐和儒家的各种"礼仪"应该全部摒弃。。墨子特别对儒家规定的葬礼中的种种繁文缚作与孝子为父母守孝三年的制度大加抨击。战争是最大的浪费，而墨子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力发展防御技术而使进攻成为不可能。墨子之后200年的历史显然证明他的思想是行不通的，与之相比，后人对孙子的兵法更尊敬得多。
墨子倒是不反对祭祀神灵以获取人间的福址，而且也承认存在着惩恶奖善的道德意义上的"天"。因此，他的学说中有明显的专制主义成分。他对其众多的门徒要求绝对的服从，而墨家一派的首领―"巨子"，则从墨子开始，代代相传。不难理解，他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种秩序严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下属人员在一切问题上均服从上级的命令。
墨子为这一功利主义的乌托邦开出了"兼爱"的药方。儒家从家庭关系出发，认为爱随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而有所区别，墨子则要求人们爱人如爱己，认为这样更能达到仁爱的目的。
为什么墨子一派在公元前3世纪就消失了，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墨子的门徒更有组织性，其学说一度还颇占上风。西方学者认为墨家学说中的"兼爱"思想、功利主义、和平主义、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及对逻辑的兴趣，本来都能大大丰富中国的思想。但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太趋极端。他们并不喜欢墨子具有苦行意味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种种细微心灵表现的漠然态度；与崇高但不切实际的"兼爱"相比，他们更喜欢儒家那种中庸而适度的划分等级的仁爱思想。
孟子与荀子
墨子末能将他的思想传诸后世，但孟子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孟子》一书在12世纪时成为仅次于《沦语》的儒家经典。该书篇幅很长，极富文学价值，其中不乏对人类心理的深刻认识。《孟子》一书对东亚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约公元前372一公元前289年）生于鲁国附近的邹县如孔子一样，他也曾周游列国谋求在政治上一显身手，但是未能获得成功，尽管孟子及其门徒先后受到许多国君的礼遇和款待，但他却对此不屑一顾。孟子自视为从上古圣贤到孔子之道统的继承人，但事实上他做了不少新的重要发挥；"性善说"就是其中一项、孟子指出"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中，皆有休惕侧隐之心"（这种类比是孟子及当时大多数哲学家的典型思维方式），这种天生之"善"可以通过修身和教育而得到堵养，并且有意识将仁爱扩大到家庭之外。
在政治方面，孟子甚至比孔子更为强调统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他认为墨子的实用理沦是一种机会主义思想，指出统治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义"而不是"利"。孟子认为只要统治者具有完善的道德，他自然会"王天下"，即拥有全部的土地。这就是真正的"王道"。孟子认为对百姓仁慈是王道的特点、即教化百姓并使之生活富裕，他还盛赞土地公有的井田制他断言要成为合格的君主，就必须关心百姓的福祉，以此来获取民心；事实上"天命"还是通过民心而得到体现的，如果，百姓诛杀或罢黝了国君，这表明国君失去了上天的支持。因此，孟子得出结沦说，武王伐纠，"闻诛一夫封矣，未闻拭君也"。
孟子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贡献仅次于孔子其人性善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人在道德上是天生平等的，这对后世中国社会中的平等思想很有影响。孟子还坚持认为政府必须代表民意并获取人民的支持，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高度政治化的理想在历史上竟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
荀子（约公元前313一公元前23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重要儒家代表，尽管后世有些人认为他并非"醉儒"。不过在当时，他作为政治家和学者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荀子》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还被选入了《礼记》之中。
荀子与孟子针锋相对，认为人性本恶。他认为人性来自于非人、非道德的"天"；人的感情、欲望相互冲突，因此是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教育来使人向善。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此外应该受到尊敬学习的进程始于诵读儒经而终于习礼。、荀子认为"经"与"礼"是一切智慧的源泉，教育和教师十分重要，此外他也相信鬼神。这些观点都成为儒家主流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教育、礼仪、上下尊卑之序、兼行教化和刑罚的严厉统治等方面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后世专制思想的发展。
法家
荀子思想中的专制倾向和性恶说在法家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法家大盛于秦国，其代表人物有韩非（约公元前28任一公元前233年）和李斯（卒于公元前208),两人均为荀子的学生。墨家的功利思想和绝对服从的观念以及道家鼓吹的非道德的自然秩序、对传统道德和知识的蔑视，对法家思想也有相当的影响。《韩非子》一书是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其中收录一了当时的一些法家文章。
法家认为，百姓所憎恶的严刑峻法乃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惟一方法，而百姓就像是在挑破脓疮时号哭的婴儿一样不省利害。法家对先王之道也不抱迷信，认为时代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跟着改变。百姓都是愚蠢的自私自利者，而官吏则各谋私利而难以信赖，因此统治者不能依靠人的道德，而是必须通过奖惩（换言之，即严峻的刑罚）来进行统治。对人的评价不能看他的动机，而是要看其行为的最终结果。失职者必须惩办，须对百姓实施"连坐"之法，对谋逆行为知情不报者以同罪处罚。如果实行严刑峻法，百姓自会安分守己，而刑罚最终也就会消失了。
法家认为，权利仅仅存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尽管法家反对君主世袭以外的任何世袭制度，他们却认为宗族承袭和法家思想一样，是为巩固王权服务的。而统治者的目的，白然是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为此商人、儒士等"五蠢"必须驱除。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必须尽可能地以富国强兵为旨归。
近来常常有人把法家称为极权主义者。这个说法并不一定确切，因为他们并不具备20世纪极权主义者所具有的舆沦工具与控制大众的技术手段。照当时情况来说，他们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因为他们无条件地赞成君主专制制度及先前的农业社会制度。同时，他们强调建立一套普通适用的法律体系及政府与人民间带有感情色彩的固定关系，这无疑是后世专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却是适应了当时对更大、更复杂的政治制度之需求的产物。
法律是西方文明的骄傲，而法家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来却一直名声不佳。这是因为法家的法律观念远未达到古罗马时代的成熟程度。西方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法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国古代儿乎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民法"一说，法律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而老百姓对此则惟恐避之不及。西方崇尚法制，认为这样才能更稳妥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大约是信奉孟子"人性善"的缘故罢，宁可采取人治的方式，认为由高尚的官员来进行统治比冷冰冰的（或照他们看来，是独断随意的）法律来得更稳妥些。
尽管受到后世的指责，法家思想对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的建立及其一首创的帝国体制，使法家思想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后世出现的大一统制度与严苛独断的统治也能从中找到部分原因。在秦国于公元前3世纪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的中国政治大转型的过程中，法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