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与文化

缙绅阶级

中国的商业革命对社会、政府的触动并不像西方那么巨大，其原因是，这场革命是在一个高度组织化、官僚化的帝国里发生的，这一帝国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与之不同，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面对经济的变革束手无策而因此崩溃，并且导致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8至13世纪的经济发展确实也推动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出现的社会类型蕴含了许多现代都市文明的特点并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社会。不管怎样，12世纪的欧洲文化似乎只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远祖，但当西方人19世纪来到中国时，他们发现700年前12世纪的中国却更为年轻而富有朝气。从六朝和唐初的贵族社会到宋朝时基本上是平民性的、更为平等的社会，这一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的变化。在此之前，绝大部分土地有部分分给了农民，他们的劳动所得（农产品、劳动力）为政府古有，另一部分土地则掌握在豪门巨族手中，他们可以免交赋税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控制荫庇其下的农民，并且凭着他们的财富与独立的权力基础左右朝廷。社会转型之后，政府与土地私有不再对立，而私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再与权力或政治影响挂钩。其结果就是大批中小型地主的出现，同时，简便易行的新型赋税制度出现后，也使得先前的贵族很难再保持其不纳钱粮的特权并因此而逐渐没落下去。

商业和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亦打破了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方式，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平民士子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权力渐渐集中在皇帝及百官手中，豪门巨族的政治影响也就日益黯淡下去了；同时，旧式贵族亦渐渐融人了缙绅阶级或地主阶级，分散的小块土地代替了大批集中的田产而成为常见的土地所有形式，替地主耕种谋生的农民亦从隶农转变成为佃农。

与旧式贵族相比，新的缙绅阶级对农业财富的依赖程度大大减轻了。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由于在中国拥有土地是件荣耀之事；而且土地相对可以避免政府的兼并，因此剩余资本总是用来购置田产，但缙绅阶级的财产常常更多的是源于商业活动，而且朝廷也常常百般庇护他们的这类财产。缙绅阶级之所以并非是纯粹的地主阶级的另一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财富只有通过科举入仕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权力。缙绅阶级是直接通过知识而获得全国性的政治影响的，财富、田产不过是间接因素罢了。此外，世袭的爵位到了宋代已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变动的频繁，使得当时经济呈多元化发展局面，平等思想亦深人人心，这样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并进一步影响了高雅文化的内在特性。

社会的都市化

都市化是当时社会的又一特点。8世纪中期有26个超过10万户的大城市，到了12世纪初就发展到52个。不过自此之后，中国文化的都市化主要不是体现为人口的增长，而是体现在城市与市民对社会所起的主导作用上。新的缙绅阶级与旧式贵族不同，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更像寓居的地主而不是农村里的乡绅。由于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也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中就聚集了社会的领导阶层，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与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

这种新型城市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平民思想的胜利。尽管中国直到初唐时期和其他强大的民族一样富于尚武精神，但从宋朝开始中国文明的特点发生变化，和西方现代都市化社会一样，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人们觉得当兵只是适合社会渣滓做的事，即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中，开疆拓边的只有元、清这两个"蛮族"政权，这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在都市化的背景下，高雅文化与前代和比更为精致、多元，参与者也大大增加了。都市的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自然也兴盛起来。尽管在西方，打猎和赛马等乡村娱乐方式在某些圈子中一直持续到今天，但高度文明的中国人早在1000年前就摒弃了这类活动。同时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人亦和西方进入都市化时的欧洲人一样，开始对自然景色产生了迷恋。

宋时的都市生活是自由而奢华的，城市已非朝廷控制下的几个城池的联合，也不再执行政治中心的功能。相反，娱乐场所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当时的城市中有无数各具特色的茶馆、酒肆和饭庄，并有和后世日本艺妓相似的专业歌伎伺候的娱乐场所。这些场所和酒楼常常也是寻花问柳之处。此外，像戏曲、傀儡戏、杂耍、说书等娱乐形式一也是应有尽有。

都市化社会所固有的阴暗现象亦于此时出现了。寓居城市之中的地主和佃户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并且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贫穷现象亦在城市无产者中蔓延开来。晚唐出现了收养弃婴、孤老、收埋死尸的私家慈善机关。这些机构在12世纪初改由国家开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像宋朝的军队就是解决无业人员的一个主要手段，此外政府亦提供救济或开仓放粮来帮助穷人。

文化的都市化发展亦带来了妇女地位的变化。在此之前，妇女本来就一直依附于男子，但由于上流社会的女子无须像农妇一样劳动，宋代之后的几百年中进一步造成了妇女地位的低下。这种低下地位具体表现为：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女子在幼年时就开始缠足，其足弓渐渐弯曲，除大拇指之外的4个脚趾全部折回足底，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三寸金莲"，致使女子终生残疾并成为男子的玩物，而男子的经济地位亦得到了加强。在外国人看来，小脚是令人生厌的，但它往往极大地触发了中国男子的色情联想。后来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社会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

艺术思潮

尽管唐朝对外武功赫赫，宋时外贸事业亦欣欣向荣，但中国8至13世纪的文化却并未显示出多少新的外来影响。恰恰相反，中国文化倒是表现为本土传统的丰富与成熟。无论在艺术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均是如此。如建筑，尽管多层建筑已非鲜见，檐角也日趋上翘，仍旧保持了原先以梁柱为主体的风格。在佛教影响下兴盛起来的造像艺术，在宋时达到新的写实主义高峰，但随之很快就又衰落下去了。各种工艺技术均得到飞速发展，宋期的青花瓷和其他瓷器开始名扬四海。不过，发展最大的是绘画艺术。宋代以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美术领域中最伟大的一种艺术类型，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中国绘画艺术的技法与风格在汉代已大致出现，经过不断的丰富发展而大成于宋代，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后世中国画虽然更为丰富多样，表现技法更具活力。但从宏观角度玩味，就会发现后世中国画的各种题材在宋时就已经无一不备了。以造像为主的佛教题材绘画作品在宋代一直很流行，但世俗题材的绘画作品逐渐后来居上成为主流。后者不再以人像或先朝事迹为中心，而是着力于表现山水风光（人物不过是种点缀罢了）或自然景色（如一丛竹林）。这已不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作品，而是具有印象主义的风格了。色彩变得尤足轻重，水墨画成中国画的主流。画家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并致力于表现他心中认为是真实的事物。一山一水便可表现整个自然，一丛竹林即是宇宙的缩影。这显然溶人了道家或禅宗的竹学思想。

宋代绘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绘画相比，它有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宋时对艺术的整体态度基本上也是现代主义的。在宋代艺术不一再是宗教的婢女；绘画也不仅仅是造像或建筑上的装饰，而是因其本身的美感特质而为人所欣赏。画家也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而是成为人人敬仰的艺术家―一他们往往同时也是文人士大夫。

晚唐与两宋时画坛名家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唐玄宗时期的吴道子，北宋的米芾（1051一1107年）和南宋时的山水名家马远、夏圭等人。中国人对流派的尊崇也应用到了艺术领域，当时出现了许多论述"南宗"与"北宗"画派的文章。另外在艺术与考占领域也出现了好古的思潮。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收藏了大量作品，著名的收藏家还在藏品L上加印迹来表示该作是真品或为本人所拥有，这往往更加提升了藏品的价值。当时还出现了详细的藏品目录与高深的鉴赏文章。同时古董业的兴盛也刺激了造伪业的发展，后者本身亦成为了一种艺术。

文学

尽管绘画艺术对于中国精英阶层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天赋，漂亮的书法和文学技能（尤其是诗才）却是他们的必备才能。文字向来是备受尊崇，而作为获求功名之主要途径的科举制度更是抬高了它的地位。10世纪时私学与书院的数量大增，加上印刷术的发明，自然也推动了各种书写用具的发展，而文学、学术亦因此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六朝以来盛行不衰的诗歌艺术在唐朝达到了高峰，同时在形式上也更为自由挥洒了。诗歌到了李白(701一762年）、杜甫（712一770年）手中可说发展到了极致。李白是个道家信徒，他喜好醇酒，常常自感怀才不遇，一生浪迹四海。据说他在船中饮酒醉后因捞月堕水而亡，这个传说恰合诗人之精神。杜甫则是一严肃的儒家信徒，他忧国忧民，感时讥世二唐宋时有名的诗人无虑数千，像以通俗语言人诗的白居易（772一846年）在整个东亚地区都享有盛名。到了宋朝，由于题材渐渐用尽，诗日渐失去了活力，但还是出现了不少大诗人，如苏东坡（1036一1101年），他不但是大书法家、一代文宗，亦是大思想家。

诗歌衰落了，而脱胎于唱曲的词却兴盛了起来。词的格式多变，语言通俗，起初只是不登大雅的小道，但到了宋朝，所有的大诗人（如苏东坡）都对填词乐此不疲。词到了后来亦日益僵化，而散曲则代之而起，成为元明两代最为风行的诗歌体裁。

晚唐和宋也是古文的黄金时代。韩愈（768一824年）一扫六朝以来讲求对偶、以浮华为能事的骄文风气，复兴了简洁质朴的古文。不过，此时古文已略显过时，又因为它以古代作品为范本，因此加大了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异。但是反对僵化写作的斗争继续了下去。作为一代史家、思想家和词宗的欧阳修认为，作家应不拘一格地采用各种文体来自由抒发思想。这一观念无疑是受了禅宗语录和哲学著作口语化影响的结果。这一时期亦出现了两种全新的文学样式：戏曲与传奇（小说）:，这两种素来不人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在后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逐渐发展为高度成熟的杂剧与小说。当时这种大众文艺的兴起，显然与教育程度和中国文化都市化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唐与宋代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大多数的诗人、词家与学者都属于士大夫阶层（尽管有些人怀才不遇，如李白和杜甫）。反过来，大多数大政治家亦是杰出的文人，像政坛强人王安石就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先前诗人、学者、官员这三种身份是径渭分明的，但宋代儒学发展出的理想人格却是身兼学者、诗人、政治家甚至哲学家与画家的全才型人物：

学术研究

晚唐和宋代的学术研究也有巨大的发展。此时编撰了更为严整、完备的官史，另外还出现了新式的史学作品。当时文献之充足翔实，完全有可能撰写一部新的通史。司马光（1018一1086年）不仅是以反对王安石新政而著名的守旧派政治家，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亦成为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又一部伟大的通史。该书分294卷，按照编年顺序讲述了上至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间1362年间的史事。"资治通鉴"这部书名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所有理想，即"以史为镜来帮助朝廷进行统治"之意。

12世纪时，在朱熹的指导下，人们对这部大书的文献材料进行了删节与加工，编成《通鉴纲目》一书，其中对史实进行了分类，着重强调历史的道德教育意义。袁枢（1131一1205年）亦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分事立目，钞辑了《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这3部书成为后世中国学者了解中国历史的必读书目。

类书编撰亦于此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像801年成书的《通典》96上年成书的《唐会要》均成为后世新型百科全书的雏型。后者作为提供前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主要信息源，逐渐替代了官史在这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