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衰落的开端
军事的衰败
清朝在18世纪显露出的衰败端倪主要体现在八旗部队战斗力的下降、上层官僚的腐败及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生活贫困几个方面。纵横东亚近200年的八旗部队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像官史中大肆渲染的乾隆帝"十大武功"，其中大部分都是前代的军事成果。
这"十大武功"中有3项我们已在前文提到，即对准噶尔部的两次平叛及用兵新疆回部。其余7次都是在已有疆土边界上的自卫战争：对四川叛乱的两次镇压，对台湾起义（1787一1788年）的镇压，4次征伐缅甸(1766一1770年）、越南（1758一1789年）及尼泊尔的廓尔喀族（l790一1792年这次征伐被乾隆算成了两大"武功"）。乾隆手下的将军们（他们多为满洲人）也并不清闲，如福康安（卒于1796年）曾用兵四川、甘肃、台湾及尼泊尔。为打击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福康安于1792年率军西进1000英里，跨过世界屋脊，将入浸者赶回了尼泊尔，后者从此逐年向清廷进贡，一直到1908年才停止。
这几次军事活动都是在边界进行的，其指挥将领均为满人，耗费了大量钱粮，而且大部分都是被这些将军们挥霍掉了。例如，当时川滇山民造反，其人数不足3万户，他们在山寨附近建造了数千石堡，后来清军用炮轰为了平地。但第二次人川平叛共费时5载，消耗了700万两白银，是当时国库收入的两倍。只有仔细研究了清代中期的这些军事活动之后，我们才会对其发动原因有所了解。仗打得越久，朝廷拨给的军晌就会越多。我们知道，福康安不仅在1780年到1795年之间做过好几省的总督，他还是权臣和坤（1750一1799年）的亲信。
和坤是贪官的典型代表，他的发迹史与前代的权阉有些相象，正反映了当权者的年老昏庸。满洲人主曾费尽心机避免前朝的覆辙，如对亲王贵族、封疆重将、新的"蛮族"入侵者、各地豪门巨室、大内宦官、后妃外戚甚至朝中朋党等一切有可能危及帝王集权专制的因素，一律都小心翼翼地予以防范，但惟一不能避免的是皇帝会逐渐变老。乾隆65岁时璧宠一名25岁的漂亮的满族侍卫，即和坤，而此公不久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很快从一名五品侍卫升任大学士，贪赃弄权达20余年之久。他在朝廷的户部、吏部都有亲信，和坤本人则一度身兼20个官职。和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贪官污吏组成的小集团，在朝中颇有势力。和坤倒台时，抄家官员报告中说他的财产竟达巧亿美元之多。
有和坤带头，我们不难理解武官们是如何搜括民财的了。八旗部队装备越来越差，训练则越来越少，士气也越来越低落。靠炯吃饭的将士们都忍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一贫如洗的旗人们禄米不够吃，不得不从艺、经商、干脆挺而走险或小偷小摸来维持生计。最后，在清朝承平100多年以后爆发的农民起义中，满洲军队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无遗。
白莲教起义
1796年至1505年在汉水、三峡一带的鄂、川、陕边境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者多为逃亡农民，他们原本开荒自食，但由于政府管理不力，这些人不堪忍受税吏的催逼，遂仿照元末明初的"白莲会"揭竿起义。他们宣传说弥勒佛即将出世渡人，标榜要反清复明，并许诺将世人渡出苦海。这次起义的矛头对准了满清统治者，但造反者并未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或建立政权制定年号，初期大多为散兵游勇的游击作战，与清兵争夺山寨及人马粮食，最后被和坤部下的清兵镇压广F去。叛乱与平叛双方在交战时都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次平叛与前代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需要整顿八旗军队的纪律，整伤士气。嘉庆帝于1799年掌权后起用了一批强有力的满族将军，旗军渐有起色：另外，清政府还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并且在各地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队。由于起义对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一些剩余劳力纷纷加入团练谋食。政府在围剿之外，还采取了招安政策，通过大赦和封官、悬赏的许诺分化义军的力量。这样清军多管齐下，最终产生了效果，yJ上一节败退的八旗军队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满洲军队百战百胜的神话也就此打破。〕清廷之所以能够最终平叛，实际上靠的是地方上的30万团练武装力量二而平叛以后如何处理这些武装却也成了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人口的增长
18世纪时中国享受着史无前例的承平和繁荣，人日空前增长，但是人日的增长最终却破坏了这种承平和繁荣的局面。官方的人口统计表明，1741年全国人口为1.42亿，到了1851年则增至4.32亿。这样的增长速度放在一个不断有移民加人、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倒还可以理解，但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型前现代社会就着实让人感到惊奇了。
不过．照清朝计算人口的方法来看，这个人门数字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1741年，清政府靠保长或甲长申报的村民情况来统计全国人口。保长除了让每家每户在门牌挂出标明家庭人口情况的号牌以外，还要负责处理地方上的偷盗、赌博、铸私钱、贩私盐种种不法行为以及注意外来人员的动向等事务。此外，这个统计中涉及的出生、死亡、妇儿、移民及少数民族人口既不一致，也难以可信。总之，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并不具备今天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相反，每年的汇报人日成了走过场的例行公事。有些省份汇报的人口逐年按0.3％或0.5％的比率增长，连乾隆都认为："每年增衍人口竟皆相同，可笑之极。"
清代这种带有诗意的人口数字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那么突然，早期人口可能多于统计的数字，而晚期则叮能过多地统计了人口几如明代人日总数不超过6000万，竟与约1500年前汉代的人日差不多。我们不妨认为明代人口至1600年已增至1.5亿，清初人口亦与之大致相仿。清政府在18世纪初开始实行"摊丁入苗"政策，从此赋税均按1711年的人口来征收，这可能导致了虚报人口现象的发生。先前的地方官们为了减轻赋税负担而隐瞒人口，现在为了取悦皇帝、渲染政绩又纷纷增报人口。朝廷要求地方详细统计人口，于是人日越统计越多。到了1800年，中国人口可能为3亿左右，而非当时奏报皇上的3.5亿。
即使如此，这在一个并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农业国家里也是一个惊人的增长数字。史学家们将之归结为国内承平、开发耕地、种植快熟稻种促进了粮食增产的结果。古代种稻在插秧后150天稻子才会成熟。自从南越引进早熟稻种后，成熟期减到了100天，之后又从6O天减到40天，而到了19世纪只需1个月即可成熟了。这样就有可能种植双季稻或3季稻。另外，美洲的玉米、甜薯、烟草和豌豆也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入了中国。甜薯成为南方穷困人口的主食，因为它能在无法种稻的沙壤土中种植，而且产量超过任何一种作物。除去以上原因，卫生保健条件的改善、外贸和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不管清代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增长并未引起清代统治制度的相应发展。人口虽然增长了一倍，但民政、军事却日渐腐败，国内问题也日趋尖锐。这与人口的增长自然不无关系二管理不善，于是问题丛生；问题越多，管理越发腐败。这种恶性循环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不过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势力的侵人，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西方的介入，清王朝的衰落是一种"扭曲"了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