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西方的扩张历史我们都已耳熟能详。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一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欧洲人把他们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中世纪（即中国的盛唐时代）以后城市的发展，并且强调十字军东征、商人阶级的壮大、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业繁荣及意大利一西班牙对印度洋香料生意的控制等因素。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人中国的。

不管怎么看，中国在唐宋乃至马可o波罗时代的元朝，无论是面积还是发达程度显然都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首先是丝绸，接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瓷器、弩机、铸铁、河闸、手推车、船舵、罗盘、火药等等都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与物质技术相媲美的，是中国的官僚统治制度，包括稽查论核制度二简言之，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落后。

葡萄牙不过是一个人口才150万的小国，但正是该国的海上冒险家们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定下了基调。他们于1498年绕道非洲好望角，于15511年攻占了马六甲，并于1514年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即原先倭寇、海盗不断侵扰的地方）。葡萄牙人要求取得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但未获准：其中不少人是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乘坐中式平底帆船登陆中国的，当时的欧洲人还未养成每天洗澡的习惯，航海条件又很恶劣，因此他们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种毛发浓重、体臭逼人的形象。首批来华的葡籍探险家们未能证明欧洲文化足以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1517年，"葡萄牙国工"遣使"中国国王"，使团抵达广州时按照西方惯例鸣炮致敬，这大大触犯了天朝的礼仪，中方官员要求葡方立刻谢罪。就像对付其他国贡使一样，他们把使节关押进市舶司，又按中国惯例将他们解送进京与之同时，其余的葡萄牙人则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在珠江河口外的岛上筑堡架炮准备交战。中方下令停止贸易。按照中国的法律将这些人指为盗贼、绑匪，说他们从中国拐子手里购买幼童云云。1522年所有在华葡萄牙人都被驱逐出了广州，而来华的首批葡萄牙使节则最终老死于中国狱中。后来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才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将其贸易基地建在了澳门。中国政府在澳门四周筑起栅墙，在1887年以前一直定期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和关税。晚明时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活动与荷兰人相比，几乎就黯然失色厂：后者于1641年攻占了马六甲，但在此之后他们主要是在东印度一带扩张势力。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欧洲人是以商业和宗教这两种途径接近中国的，不过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跃、明末清初，一批来华耶稣会会士由于精通中国文化而获得高官的赏识，最终打进中国宫廷并且还担任了职务。

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MatteoRicci,1552一1610年）。他于1582年受教廷派遣入华传教。他是意大利人，身材高大健壮，碧眼长髯，声音洪亮，个性鲜明利玛窦及其同事入华之前在印度和日本已积累了一些传教经验，入华后同样采取了融通阐发（accomodation）的汉化方针，他们首先面向上层人士传教，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采用中国的风俗习惯，同时避免与在澳门的葡萄牙籍商人发生干系。他们到中国不久就脱下僧袍，换仁了儒服，也并未直接开展传教，而是通过与儒家学者们谈天、辨论，用三棱镜、自鸣钟和地理知识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官话讲得十分流利，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利玛窦得以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可与儒学相提并论的知识和伦理体系介绍给了中国人。

1601年，利玛窦像中国的有学之士一样，受到高官的赏识，并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所。他贡上的两座自鸣钟和一架钢琴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于是后者召见他及其同事进宫演示这些机器。利玛窦最终使皇帝明白他并非贡使，并且作为一名学者接受皇家的俸禄。几年之内利玛窦及其同事发展了大约200名教徒，其中有一些还是政府的官员。

利玛窦的继任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西方天文学的成就来修订中国的历法。在中国，天子必须格外注意历法，以求精确预报天体的运行和四季的变化。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的钦天监分别由汉人与回人历官把持，但无论是夏历还是回历都不够精确，如预报1610年的一次日食便出了几个时辰的误差。1622年来华的德籍耶稣会会士汤若望（JohannesAdamSchal上VonBel上)精通天文，后来他在满清官廷担任过钦大监监止的职务，并于1632年在宫廷举行过弥撒。

晚明时期耶稣会会士在皇室中发展了许多教徒，连崇祯帝也渐渐转向了基督教。会士们将大约7000种西文图书带到了北京。17世纪时会士与皈依的中国学者合作译出了其中的大约380种著作这些书多为神学著作，但也有一些涉及天文、数学、地理、医药、气象、机械、解剖学、动物学、逻辑以及欧洲政治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论文和专著。

明清易代使得不少中国学者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西方的科学与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吸引了一大批士大夫皈依者，他们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真正先驱。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徐光启（教名保罗，1562一1633年）。徐氏于1604年得中进士后成为翰林，在此之前他就已经饭依了基督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徐光启于1632年入阁成为大学士，此后他将耶稣会士介绍进了上层官员的圈子，并协助他们通过文言著作来宣传基督教义。"徐保罗"和汤若望神父还帮助朝廷搞来一些火炮之类的西方军械。在抗击满洲人的入侵时，汤若望曾于1636年主持一家军械铸造厂，制造了约20门大炮。简言之，西方的技术比其宗教更为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满人于1644年人关后，汤若望继续在清朝的钦天监中任职。康熙幼年时经常见到他并称他为"爷爷",后来他允许传教士在北京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在康熙统治中期，在京耶稣会会士使团发展到了巅峰。他们与最高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私交，甚至天天晋见皇帝。某次康熙染病，他们将金鸡纳霜进上，治愈了皇帝的病，结果更加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后来还奉旨采用西方技术勘测各地以绘制大清帝国的地图。他们的身份等同朝臣，和众臣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与百官礼尚往来，在朝中广泛结交了许多朋友。

中西文化关系

耶稣会会士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他们力图弥合中西，结果却受到双方的一致攻击。不过有意思的是，攻击主要来自欧洲基督教中其他教派的教士。欧洲主动与中国取得了联系，相对中方而言起初却受到更为巨大的文化冲击。通过耶稣会会士的辗转介绍，启蒙时期的欧洲将中国想象为一个具有不受宗教约束之自然伦理观的古老国度。这种观点被伏尔泰及自然神论者、重农主义者一再称引。18世纪时欧洲大盛"中国风"，他们不仅对儒教的理性思想、伦理道德和仁君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演亦风靡一时。

耶稣会会士作为首批入华的西方技术专家，在京城的宫廷里担任着天文学家、翻译官、绘图师、画家、建筑师及工程师等多种职能。他们在圆明园主持修建了巴罗克风格的宫殿、仿凡尔赛宫的西式喷泉，满清宫廷中一时西风大盛：不过耶稣会会士的首要任务终究是传教，为了使从督教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他们采取了将原则与实际相结合的"汉化"传教方针。）这种融通政策正是他们在亚洲传教取得成功的秘诀。正像徐光启所说的，基督教可以"化佛补儒"耶稣会会士将四书五经视为"古人智慧"而接受下来，但将理学家的注释统统删而不问，同时将道教与佛教视为偶像崇拜而大加抨击这样，基督教就与儒教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耶稣会会士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其他教派会上的指责。祭拜祖先到底是一种可为基督教徒接受的日常礼仪，还是一种必须加以禁止的异教崇拜。儒家家并不反对鬼神，如官员在天旱时常常设坛求雨，这又应如何对待？许多基督教神学家认为，耶稣会会士们的"汉化"政策超过了限度，他们为了使中国大夫接受基督教牺牲了太多的信仰原则。因为中国人说到底并没有"天主"的概念，他们的"天"和"神"都不足以用来描述"God"（上帝）这一精神实体。

17世纪40年代，从菲律宾入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和圣方济各会教士将礼仪问题上呈罗马教廷仲裁。他们原先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墨西路及菲律宾传教，由于当地并无强有力的统治力最取阻止教士的渗透，因而这些教士的传教方式与来华耶稣会会士大不相同。他们来华后一反耶稣会会士的成功做法，以下层民众为突破口，走街串巷进行传教活动。1710年中国共有59名耶稣会士，29名圣方济各会教士，18名多明我会修士，15名主要来自法国海外传教团的世俗传教士以及6名奥古斯丁修会会员。单是耶稣会在中国就有70处传教驻地和208所教堂。当时天主教共有30万教士，但罗马教廷内部争权夺位十分严重。"礼仪之争"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约1640年至1742年），不仅教会内部意见相左，欧洲与在华教士互相辩驳，最终连教皇与满清皇帝也发生了争执。

同时，儒家学者对基督教也心怀敌意，他们对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处女受胎说及耶稣的神性等问题都抱着一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对本国文化中的儒、佛、道三教则采取了一种保护的姿态，对风传的传教士和教徒乱交，拐卖儿童、挖取死人心和死人眼的做法亦深恶痛绝。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杨光先（1597一1669年），其人排斥基督教不遗余力，如摘出耶稣会会士记述汉人为希伯莱人之后的文章来挑拨民族感情，还指控南怀仁用符咒镇魔先帝顺治云云。这使得迷信萨满教的清廷大为震动，拟将南怀仁处决，幸而此时发生了地震，清廷认为是天象示警，南怀仁才逃过一死。不过在此之前已有5名基督徒历官被处决了，而且因为基督教徒们的礼拜仪式大似秘密会社的集会，所以基督教仍旧受到官方的怀疑。

入华耶稣会会士在欧洲也受到了打击。1700年巴黎会议之后，在京的耶稣会会士为了自卫，请康熙下了一道支持中国传统礼仪的圣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看来，康熙无异于越姐代疤代替教皇裁断神学问题。分别代表葡萄牙、法国和不同教派利益的基督教教士们此时则开始破坏耶稣会会士好不容易才在北京取得的成果。在中国皇帝与教皇的争论中，耶稣会会士大多站在中国皇帝的一方。康熙曾派耶稣会会士赴罗马将其69道圣旨宣示教宗，结果却导致罗马于1715年颁布了否定耶稣会做法的教皇谕旨。

入华耶稣会会士的归化政策在100多年中得到了满清朝廷的接受，终康熙一朝，他们都被视为有用并且可以信赖的人才。此时颁布的教皇谕旨否定了耶稣会会士的做法，这就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康照曾派一名耶稣会会士绕道俄罗斯赴罗马交涉，但教皇做出的惟一反应却是更为严厉的拒绝。1722年之后，雍正帝开始驱逐日渐卷人宫廷斗争的耶稣会会士，并大力镇压在华教士的传教活动。许多教堂被充公，除了北京之外的各地教士不得不转人秘密活动。1724年雍正在《圣祖圣谕》中加了一条批注，指责基督教为"异端小教"。1742年罗马颁布的另一份教皇谕旨为此后200年（直到1938年）的礼仪之争奠定了基调，要求人华教士必须严格宣誓拒绝"中国的礼仪"。乾隆执政时期，京师之外的传教士一直受到官方的打击迫害。他们不得不改装换面，远走穷乡僻壤。教友聚会受到了限制，而对基督教的敌视思想亦开始深入民心。

早期中俄关系

中国与欧洲的海上往来以及在京耶稣会会士发往欧洲的信件，往往使西方人忽略了中俄通过西伯利亚进行的陆上交往。当然，在这条路线上俄国人面临着更大的后勤问题。欧洲人能用船将整支自给的机动部队开到马六甲或广东而并无沿途出入异国国境之累。海上调兵遣将往往也比较便利，而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乘坐的帆船也能比驼队运载更多的货物。

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地区逐步进行殖民扩张，进程缓慢但获得了相对持久的成果。俄国人于1637年就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岸，几乎与英国人发现美洲新英格兰地区同时，此后在向东亚地区进行渗透时却落在了从海路而来的西欧人之后。如果说英国人的舰队像一阵威力巨大但难以持久的台风攫取了东亚，那么俄国人则像一条冰川在此进行缓慢的殖民渗透。今天美国人与远东的海上交往也继承了西欧的传统。俄国的做法与西方的做法是迥然不同的。

俄国人于1580年左右开始从奥伯河（ObRiver）流域北上，在几条汇入北冰洋的大河沿岸地区进行扩张。那里的气候和地形都极其恶劣，人烟稀少。莫斯科派到此地的官员都是腐朽的寄生虫，他们设立由释道相连的边防站，向当地人民征收动物毛皮。由于粮食供应缺乏保障，俄国的探险家们开始寻找一块产粮区，于是很自然地来到阿穆尔河一带，从这里他们通过驱船或雪撬可到达较为富饶的土地，而＿且从这里也可以人海。1643年以后，雅库茨克的哥萨克部队开始沿阿穆尔河一带与当地部族交战井建立起军事据点。其他几路哥萨克远征部队则经贝加尔湖南下叶尼赛斯克（即雅克萨，Yeni-seisk)，于1656年在阿穆尔河主要支流上的涅尔青斯克（旧译尼布楚，Nerchinsk）建立了据点，后又于1665年在阿尔巴金（Albazin）以东修建了永久性的哨所和碉堡。

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修筑哨所与清朝发生了冲突，满洲北部各族纷纷向京师告急求援。不过，清朝在与俄国的对峙中起初并不占据优势，清朝直到1681年才真正完全统一了中国，但此时又发生了准噶尔部的叛乱，而西蒙古诸部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人已有接触往来，东蒙古诸部也在涅尔青斯克与俄人进行贸易活动。因此，康熙皇帝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把俄国人驱逐出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还要防止他们与蒙古人的进一步勾结。中俄双方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早在1619年就已形成。1654俄国沙皇遣使致信清朝皇帝，目的是在否认中国为宗主国的条件下发展两国贸易。俄使拒绝向清帝磕头，而负责接待的官员又对贸易不感兴趣，俄使坚持按欧洲各国平等交往的惯例行事更触动了"天朝上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是未得数见便被遣返出境了，当时来华的另一名俄使即为颇富传奇色彩的N.G．斯巴塔一麦莱斯库，其人出身于希腊一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康斯坦丁堡接受教育，后广泛游历欧洲各地。他于1676年到达北京，首次带来用拉丁文写的国书，并请耶稣会会士为他做翻译。他在接受清帝赏赐给沙皇的礼物时拒绝下跪，因此也同样遭到遣返出境的命运。

康熙于17世纪80年代早期巩固了国内统治之后，开始有条不紊地从满洲南部向阿穆尔河流域修筑水陆骤道、哨所、粮库和屯垦驻军，并且建立了一支水军在满洲进行操练。清兵很快就将俄国人赶出了阿穆尔河下游一带。清兵以优势兵力围攻俄军在阿尔巴金的最后一个据点，在这种情况下俄皇决定与清朝进行谈判，并派遣了一名大使赶到涅尔青斯克。这正是谈判的好时机，因为此时清朝正需对付西蒙古各部的内患。仿效斯巴塔一麦尔斯库的先例，康熙指定2名耶稣会会士担任翻译兼顾问，派他们与俄国人进行谈判。耶稣会会士穿梭往来于双方大营之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和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达成了协议，并由耶稣会会士用拉丁文誊写一份条约，另以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各写一份以存照备考。这是一份平等条约，它将俄国的势力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但允许俄国在此建立稳固的基地并通过商队与北京进行贸易活动。俄国人亦同意拆除阿尔巴金的军事设置并撤出阿穆尔河流域。条约划定了满洲北部的界线，但对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的界线则语焉不详。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阻止了俄国向东蒙古各部进行援助。在此之后的10年中，他最终击溃了葛尔丹并巩固了他在西蒙古的统治。此时俄国的商队亦经乌兰巴托从蒙古源源来到北京。这些商队都持有官方护照，随行的使节介于官商之间，统一接受理藩院的管理，与朝贡儿无二致。使团人数通常限定在2000人以下，入华需凭一套编号的符信行事。在北京他们与贡使一样下榻于俄罗斯会馆，四周有卫兵把守，使臣靴见皇帝时照样得叩头如仪。

在当时清朝为控制亚洲腹地而采取的战略中，中俄关系一直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彼得大帝在位时逐步向西进行扩张，与准噶尔部不断进行战争、贸易和谈判。俄国人希望能摆脱耶稣会会士而直接与北京建立永久性的商业和外交关系。结果，一支俄国东正教传教团以解决在京俄国人的精神需要为借口进入了中国，17世纪60年代俄国政府即以此为口实不断随商队向中国派遣传教团。雍正帝为了限制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于1722年后对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团表示了欢迎。另外他还希望阻止俄罗斯与准噶尔部结盟并消除俄罗斯在东蒙古诸部中的影响。

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满洲人的战略计划相结合，促使两国于1727年达成了另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大使率军1500人及100名随员到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半年的磋商后，他撤回到乌兰巴托以北、蒙古与西伯利亚边界上的加塔（kiakhta)，并在那里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俄国被明确排除在蒙古事务之外，作为回报，俄罗斯在加塔与中国定期进行贸易。俄国人获准每3年一次向北京派遣商队，并且在北京派驻东正教传教一外交使团。他们可以在北京建造东正教教堂并派遣"留学生"进修汉语。不过，1730年之前到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有20个，但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只有6个使团来到中国。清政府对商业不感兴趣，政治的稳定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而最好的对策就是与世隔绝。清政府曾两次向俄派遣使团（分别于1731年、17犯年向莫斯科、圣彼得堡派遣使节）以确保俄罗斯不介人西蒙古诸部的事务。清使觑见沙皇时，一如俄使在北京参见清帝，照样一跪三拜行礼如仪。清朝的这种务实性外交取得了成功。到了1760年，清朝已经在西藏建立起稳固的统治，西蒙古的叛乱亦被扫平，而俄罗斯与中国的交往则局限在大清帝国的边境地区。

广州的贸易

清廷的外交政策是通过限制对外交往以维护国内的稳定，但这一政策在处理广州的海外贸易时似乎失去了效力。中国在18世纪时面临着欧洲新兴的更有力的扩张形式。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一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在北美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的特许公司，为一私营组织并集中控制了大量资本，同时通过皇家颁布的特许状在海外拥有广泛的政府权力，垄断了本国同某些地区的生意。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各地均设有军事据点，在当地行使裁判权，同时发展海军力量及商船运输事业，实际上扮演着亦官亦商的角色。东印度公司最终取得了对印度的统治，并且一直维持到1858年方告结束。英国的对华贸易扩张即以印度为基础，而商业精神在公司各项事务中均古据着主导地位。随着英国大众对中国茶叶需求的增加，英国、印度和中国很快就形成了三角贸易关系，而英属印度的财政收入亦在某种程度上逐渐依赖于他们在广州的商业业务。

英国人于1699年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工厂（或曰商业据点）。在此之后的60年中，中英两国的贸易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广州商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渐渐将所有的贸易业务都集中到了广州，而且其出口业务亦逐渐集中在茶叶和丝绸这两项。18世纪时的茶叶生意成为一项高利润的业务项目，并巨它还进一步刺激了两国间贸易的发展：英国致力于装断本国国内的茶叶生意，并通过印度将生意扩一大到中国，清朝则努力维持广州的茶叶生意并从中收取厚利。

对于中国而言，清朝时海外贸易发展之快已然突破原有的朝贡概念欧洲人在广一州的贸易活动即促进了这一变化，而另一个因素则来自中国商人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事实卜，正是这些中国商人打破厂朝贡体制，而后来的西方人不过是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罢了：中国人在生意中使用帆船，船的体积与外国商船大小相仿，但数量远胜后者。中国帆船最大者载重量可达l000吨，载员180人。一艘普通的中国帆船载重量为15O吨，船尾高耸，船帆呈三角形，山木棍支撑以借助风力航行，时速可达6至8海里，与东印度公司帆船的速度相差无几二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每年冬季南下，夏季北上，往返于厦门、广州与马六甲海峡之间、他们遵循琐细的航海规则，穿行于各个中途港LI。由于这类贸易活动是由中国商船开到东南亚地区进行的，因此以往的朝贡制度便不能适用。相反，清朝官员采取了一种传统的做法，即指定商行（英文中讹为"hong")充任中间人来负责中国与国外的贸易活动。

同样，在广州主管对欧贸易的中国商人逐渐也形成了西方人称为"公行"(eohong）的商业行会组织。公行由6至12家政府特许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商行组成，并且直接向政府负责，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外贸生意：在广州负责外贸税收的官员由京城内务府特别指定，外国人一般称之为"Hoppo"，中国商行中人向之交纳巨额税款，并且对来华的洋船和洋商负有责任。抵达广州的每一艘货船均须得到一名公行商人"担保"。在外国人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广东局负责经管一切来华的英国船只和人员。在1760年以前，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在华贸易是在中方控制下进行的。

当时来华外商受到种种限制，如不得携带家眷、不得乘轿等等。他们的住处被划在广州城外沿河一带的"十三行"地区（即洋商、洋行的聚集区）。洋商的贸易活动也受到公行的种种限制，同时他们还得遵从中国的刑法，其公民权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还有遭受逮捕和拷打的危险。

广州这种独特的生活与贸易方式颇富传奇色彩。对于"十三行"的年轻洋商而言，广州意味着异国情调、与商行领袖的应酬往还以及巨大的商业利润。由于中外商人唯生意是谈，他们发展出一种洋径洪语言，即使用汉语的文法但掺人数量有限的一些外语单词。这种语言在今天的香港尚可听到。只要这些年轻人未得疟疾而一命归乎，他们很快就会发财，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少而又少。广州的中外交往相对说来较为容易，因为它取决于商行而非官府，无需为主权国家间的平等问题而大动干戈。

这样广州等于已经纳入了世界贸易的轨道，但中华帝国对此仍是借懂无知，在政治上也依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东印度公司一向注重眼前利益，在他们看来，打破中国这种对贸易扩张的传统冷漠态度似无必要，倒是英国政府的领导人急于为本国产品找到销售市场。这时东西方都已有人呼吁以自由贸易代替贸易保护主义。1784年，雄心勃勃的美国商人加人了广州的商业战场，私营业主函欲进入印度市场并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就是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Macartney）来华的历史背景。

马戛尔尼本人领取东印度公司的薪水，但他这次是奉英王之命乘战舰到达了天津。他请求清政府开放宁波、天津及其他几个近海城市以发展中英贸易。他呈交了一份印制成文的正式税表，但忘了给经手官员送礼。从一开始，这位英使便不得不力使自己同以往的贡使区分开来。他带来的贵重礼品一概被中国官员标为"贡品"，并且他们还敦促马戛尔尼演练三跪九叩的礼节，但遭到了后者的严词拒绝。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还下沼褒奖英王乔治三世的"向化归诚之心"，但同时指出，天朝万物丰庶，不需要什么外贸。通过这次直接接触，英国人对中国开始有所了解，但对广州的情况仍是一无所知。中方的文献一再强调朝贡的礼仪制度，1795年荷兰使节来华更加深了这种看法。因为当时正值春节期间，他们在很多场合都同中国人一样叩头行礼。马戛尔尼来华使命的失败是由于他触犯了广州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由于利益极丰，东印度公司在其最后几年中又格外小心，因此广州的商业体制不论西方人做出何种外交努力都是依然故我。英使阿美士德（Amherst)1816年来华时受到更为草率的接待，而且不幸的是当时英国又正与中国的属国尼泊尔交战。阿美上德抵京后又被中方接待官员引见失次，结果未得觑见皇帝便被草草打发走了。

到1825年为止，正当欧洲准备大规模进行扩张之际，西方与中国的交往还停留在17世纪的水平，清代统治者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国内统治制度，稳定了中央在伊犁、拉萨、加塔及广州的对外关系之、当时欧洲甚至北美同中国已经有所接触，但在头3个世纪里，这些接触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