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人格异常
总体而言，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犯罪人，女性人格异常者显著少于男性（Bolt，Hare，Vitale，＆Newman，2004；Rogstad＆Rogers，2008）。据估计，在普通人群中，男性人格异 常的患病率为1％（Hare，2003），显著高于女性（Nicholls，Ogloff，Brink，＆ Spidel，2005）。 斯奥肯、罗杰斯和斯维尔（Salekin，Rogers，Sewell，1997）报告称，在某监狱的女性罪犯中，人格异常的患病率是15.5％，相比之下，男性罪犯中的人格异常的比例为25％～30％。在另一项调查中，斯奥肯、罗杰斯、乌斯塔德和斯维尔（Salekin，Rogers，Ustad，＆Sewell， 1998）发现，在一组78名具有人格异常特征的女性罪犯样本中，如将PCL—R的临界分值定为29分，则有12.9％的女性符合人格异常的诊断。在最近对威斯康星州某监狱528名成年女囚犯的研究中，维特莱、史密斯、布林克利和纽曼（Vitale，Smith，Brinkley，＆Newman，2002）报告说，如将PCL—R的临界分值定为30分，则只有9％的被试可以被诊断为人格异常。最后，黑尔（Hare，2003）发现，如将PCL—R的临界分值定为30分，则约有7.5％的女性罪犯和15％的男性罪犯可达到人格异常的诊断标准。
黑尔编制的PCL和PCL—R几乎是鉴别白人男性人格异常者所专用的。一些使用PCL—R的早期研究发现，女性人格异常者似乎具有某些不同于男性人格异常者的行为特征（Nicholls ＆ Petrila，2005；Vitale，Smith，Brinkley，＆Newman，2002）。尽管尚未有定论， 但女性人格异常者与男性人格异常者相比：明显缺乏现实的长期目标，她们往往经历多次婚姻，犯罪行为也涉及广泛，性混乱倾向更强烈，等等（Douglas et al．，2015；Grann，2000：Salekin et al．，1997：Warren et al．，2003）。我们要求读者谨慎地解读最后这一点，因为男 性和女性对此的看法不同。此外，女性人格异常者不像男性那样会表现出异常的情绪变化（Sutton，Vitale，＆Newman，2002）。看来，人格异常者的情感特征在识别女性人格异常者上尤为重要，她们的冷漠程度高，共情水平低，这使得她们和非人格异常的女性差异明显(Jackson,Rogers,Neumann,&Lambert,2002;Rogstad & Rogers,2008)。
克莱斯和库克发现，女性人格异常的表现往往更加隐蔽，在对他人进行攻击、利用或操纵的时候，通常会采用技巧，这说明她们的许多有害行为都没有被研究者发现（Kreis，
Cooke，2011）。男性人格异常者倾向于直接的、身体的攻击，追求权力和地位，因此他们的伤害行为更明显，更容易被注意、被正式记录。有研究者提出，与男性人格异常相比，
女性人格异常表现出了更多的关系攻击（Skeem，Polaschek，Patrick，＆Lilienfeld，2011）。 当然，许多相关研究尚不能得到确切的验证，需要进一步研究。
还有证据表明，与男性人格异常者相比，女性人格异常者经历的环境剥夺更多，经受了更多的性和身体上的伤害（Hicks et al．，2012；Javdani，Sadeh，＆Verona，2011），且女性 人格异常者犯罪的开始时间比男性人格异常者晚（Hart＆Hare，1997）。女性人格异常者的重新犯罪率比男性低（Salekin et al．，1998）。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女性人格异常者与女性非人格异常者的重新犯罪率没有显著差异（Salekin et al．，1998）。
与所有犯罪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类似，有报告称，人格异常者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在男性和女性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神经生理差异造成的。女性和男性达到犯罪目
第七章·犯罪与人格异常
的的路径有所不同，对于这种不同，我们经常要探索不同的理由（Salisbury＆Van Voorhis，
2009）。这些差异导致即使要实现同一个的目标，具有人格异常特征的女性往往比男性更依赖尝试各种策略来达到相同的目标（Nicholls＆Petrila，2005）。
最新的研究通过使用PCL—R发现，区分人格异常性别差异的研究大有希望，但很多研究者和专家提醒，在此测评工具被用于女性的临床或诊断前，一定要谨慎（Nicholls et al.，2005）。罗杰斯（Rogers，2000）也曾告诫，“如果心理学家仅用PCL—R针对有犯罪史的白人男性实施风险预测，将是最保险的”（p．600）。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新证据表明，通过PCL—R评估的成年女性人格异常者与反社会行为显著相关。正如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的，迄今为止，对女性未成年人格异常者的研究还鲜有人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