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

依靠依赖的投射性认同与他人交往的个案，在治疗中也会通过将治疗师放置在照顾者的位置上而将此种投射性认同显现出来。在发生这种情况的个案中，治疗师被个案看成是非常敏感、无所不知且无所不能。相应的，依赖的投射性认同运作于其中的治疗也充斥着对建议、指导和支持的要求。在一位最近与第二位妻子离了婚，前来寻求治疗以确保下次婚姻不会失败的个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在治疗过程的某个时段，这位叫道姆的个案得知我已经结婚了，并且从未离过婚。在治疗初期的某个时候，他大声说：“有人告诉我你与同一个女人结婚至今已经15年了，显然你知道如何使婚姻成功。或许你可以给我一些指点。”

我的第一个冲动是要告诉他他想要的东西。这会带来什么危害呢？至少，我可以说维持一份婚姻需要很大程度的耐心和幽默感。但是我知道，这是假

定我真的知道婚姻成功的秘诀，并且愚蠢地让个案也认为我的确是知道的。

后来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个案真正想要的。道姆真正想要做的是与某个人建立一种关系，这个人会告诉他如何与女人相处。

使用依赖的投射性认同的个案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治疗师拥有“答案”似的。治疗师知道个案不知道的某些事情。如果他现在不知道，过段时间他一定会知道并且会透露出来。实际上，治疗师并没有答案。他所拥有的只是他自己，虽然个案或许不会了解这一点，但这就是治疗师必须提供给个案的。

如果个案触及他们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用语言表达出他们真正渴望拥有的东西，他们会承认他们最迫切想要的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感到自己有价值。他们想要确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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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第二阶段：投射性认同所知道的获取这种感觉的惟一方式是通过把自己表现得很无助。只有通过表现自己处于需求之中，只有通过表现得似乎他们没有能力自我安排生活，他们才能感到其他人会站在他们身边，在这个例子中，那个其他人就是治疗师。

在凯瑟琳的个案中，这种情形也很明显。凯瑟琳是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秘书，由于深深的不安全感和偶尔爆发的焦虑而前来寻求治疗。她说她常常有一种神经质的倾向，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中，她的神经质似乎正影响着她的工作。她甚至担心她会由于神经质而被解雇。这些感受并没有现实基础，因为她所服务的律师们对她评价都很高。这些律师从未怀疑过她的胜任性和工作能力。但她仍然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紧张，并担心自己最终会把所有事情“搞得一团糟”。

在治疗过程中，情况变得越发明显了，凯瑟琳的这种无效率和“乱七八糟”的感觉在她与男性的交往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她还告诉我，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发生在她12年婚姻生活的初期，而她的婚姻在两年前以离婚而告终。凯瑟琳说，她除了知道在过去几年中，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这一事实之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丈夫要和她分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讨论了她与前夫的关系，以及婚姻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当她诉说她的故事的时候，凯瑟琳与她丈夫的关系中包含了强烈的依赖的成分这一点便变得很明显。她依赖丈夫付账单、上街购物以及照料家务琐事。她甚至依赖他告诉她穿什么衣服。每当他们两人要出去的时候，她会要求他告诉她要穿什么衣服，要配什么鞋子以及要戴什么首饰。当她告诉我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她看上去似乎有些尴尬，但她用“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掩饰了过去。

刻画凯瑟琳与前夫之间互动特点的行为类型有些与众不同。妻子打扮完毕，或卸妆之后，要求丈夫评论一下自己看上去好不好看，本是很寻常的事。可是凯瑟琳却坚持他的丈夫为她选择衣着。另外，在关于这一点上，凯瑟琳的行为当中有一种仪式化的，几乎是强迫的特质。她似乎更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小女孩，而不是一个34岁的女性。

随着治疗的进行，表现凯瑟琳与她丈夫的关系特点的行为也同样浮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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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之中。例如，凯瑟琳会向我“咨询”有关与老板打交道的事情。她应该以何种方式要求上级给她加薪？要得到提升，她需要做什么？她觉得自己在办公室中承担了额外的责任，如培训新秘书，并且没有为此得到足够的回报。凯瑟琳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地位没有安全感，希望我帮助她解决这些问题，告诉她该如何做。

凯瑟琳也坚持要求我指导她如何与男性打交道。她已经重新开始了约会，但是经过了12年的婚姻生活后，约会对她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游戏。例如，她想要知道，如何开始与一个合适的男人约会？在第一次约会中他们应进行到何种程度？男性期待性在关系中的出现时间是否要比当初她首次开始约会的时候更早？她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抛向了我，期待着我给出答案。它们都是正当合法的问题，但人们会疑惑，治疗师是否应该回答这些问题。

寻求建议本身显然并不是病态的。治疗师有时候或许可以为个案的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观点，只是因为治疗师与个案正在经历的情绪困扰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当治疗性会谈几乎全部被寻求信息、试图获得指导以及寻求支持的请求甚至是要求所占据的时候，人们就会怀疑是否正在发生着一些其他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很有可能是并且常常是依赖的投射性认同。

在治疗以依赖的投射性认同建构人际世界的个案时，常常会发生的情况是紧急的呼叫和反复出现的危机。个案会打来电话告知治疗师他的世界正在倒塌或者他认为自己无法挨到下次会谈。经常地，事实会证明“危机”是被个案超乎比例地夸大了，其实可以很容易地在下一次会谈中得到解决。虽然治疗师难以拒绝一个濒临崩溃的个案，但是也不可能在办公室之外再经营一个急诊室。使用依赖的投射性认同的个案身上出现的大多数危机根本不是危机，而是迫使治疗师成为拯救者的企图。

在寻求指导和渴求帮助的明显要求背后是元信息传递。表明元信息传递存在的线索是治疗师的反移情反应：要以一种超越常人可能考虑到的适当方式去“帮助”个案的强烈欲望。治疗师或许首先会体验到这是一种过度保护的感受。他可能会担心个案或许会变得极度抑郁，或者如果没有额外的支持（如更长时间的会谈、每周更多次的会谈、治疗师的家庭电话）个案可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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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第二阶段：投射性认同法处理事务。在治疗师身上诱导出的反应是帮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照料。

在努力使自己有所帮助的时候，治疗师可能无意中提供了个案所要求的建议。更为常见的是这个建议无法达到它想要达到的事情，最终个案会责备治疗师。在一位女性身上可以见到这种情况，这位女性有点退缩和消极，她抱怨她的丈夫经常恐吓她。她把她的丈夫描绘成一个自大自夸、自以为是的人，他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并常常压制她。

我鼓励个案勇敢地去面对她的丈夫，并建议当她的丈夫下次再摆布她的时候，她可以尝试着更有力地表达她自己。下一次会谈时，她回来了，她说她将我的话记在了心里面，并决定坚决执行。当我问她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她以一种悲哀的语调回答说，“他更过分了。”因为我向她提供了错误的建议，她一直在责备我。

大部分时间，克制这种要给予帮助的冲动是比较好的。克制自己，审视一下自己最初的反应，常常会揭示出这是反移情的，并且显现出了个案的要求中含有操纵性的层面。我的一个个案抱怨说他在跟女性的交往中有问题，他的意思是说性方面的问题。他在床上显得有些笨拙，并感到女性常常倾向于在与性有关的事务上主动。在我们的一次会面中，他带来了一本《读者文摘》，让我看其中一篇他一直在读的文章，题目是“改善你的性生活的十点建议”。他是从报摊上挑的这一本，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的性难题。

不仅如此，个案还希望我回顾每一个条目，并给他提出建议，在这十条中哪一条对他来说是最有用的。当我被诱惑着要去帮助他时（反移情反应），我决定克制自己。很明显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关于性知识方面，我也不比他正在读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更多。当我沉思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发现我正在被“要求”参与一个依赖的投射性认同。个案正在要求我替他做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他或许可以依靠自己来做出。从深层次来看，他正在说，他无法依靠自己做出任何决定。

“利用反移情”意味着对自己的反应做出反应。意思是说：（1）允许自己在情感上对包含在投射性认同中的元信息传递做出反应。（2）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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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作为识别个案病态的方法。这意味着治疗师必须愿意让自己成为各种情绪的压力计。治疗师需要在情感上对自己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同时还要对关系中正发生的事情保持理性的思考。通过允许自己被个案以这种方式来“利用”，治疗师可以通过反移情对个案元信息传递的特性做经验上的评估。

一旦治疗师对关系中正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明确的感觉，如一旦治疗师对于元信息传递的准确特性有了一个认识，就是到了考虑恰当反应的时候了。当然，治疗师是可以“有所帮助”的。当明显存在依赖的投射性认同的时候，“有所帮助”或许意味着提供建议、指引方向并给出指导。但这样做只是强化了个案的病理，而且不会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恰当的反应是治疗师需要迫使隐藏在投射性认同背后的元信息传递显现出来，这样便可以治疗性地应对它。

在实际的术语中，这意味着治疗师在某种程度上要使个案将隐秘的沟通转变成公开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可以触及的沟通。在依赖的投射性认同的例子中，这意味着使个案公开地宣布“我无法离开你而生存”或者是某种近似的表达。除非治疗师能够使个案公开声明他无法依靠自己完成事情，否则在模糊而不确定的沟通压力之下，治疗将会继续陷入停顿之中。

治疗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如何迫使元信息传递转为公开的呢？开始的时候，治疗师需要明确正发生的事的互动本质。他需要将关系带入“治疗室”中。治疗师必须通过将关注点从正发生的事转到此时此地上，将当前的治疗师与个案关系加以具体化和合法化。

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个案会发现谈论其他的关系要比谈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容易一些，有时候治疗师也会这样。他们可能会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来谈论他们与父母、伴侣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客体关系，却从不会触及那些最直接且最易获取的客体关系。治疗师常常与个案达成共谋，谈论过去的事情，或者是发生在治疗室之外的事情，以此来作为防御，不去谈及处理他们自己的关系中发生的事情。

我的一名个案，是位有着严重强迫症的学校老师，她用了大量的时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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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第二阶段：投射性认同谈论她在工作中是如何感到自己不合格的。在我们的一次会谈过程中，她开始描述自己在他人面前如何需要控制自己，担心自己会“像个疯子一样”。她说这些话的意思她自己也很模糊。我问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是否也会像个

疯子一样。她大笑，但只要她提到疯狂这个词，我就会将它转入到我们的关系中，直到最终她可以表达出这个词的意思。对她来说，疯狂意味着失去控制、不可控制的啜泣以及变得无助。于是我们的话题变成了与我在一起，她的失去控制和变的无助意味着什么。

一旦治疗被带进了“治疗室”，治疗师就需要确保构成投射性认同的沟通尽可能直接。个案经常使用诸如此类“如果······，怎么样？”的问题来掩饰他们对帮助的要求和请求。个案或许会这样问：“如果我要求您帮助我做······，会怎么样？”或者这样问：“如果我要求您教会我做······，会怎么样？”这种类型的有条件的和试探性的言论需要转变成具体的人际交往间的要求，可以通过对个案说“你必须要求我之后，你才能知道会怎么样”或者做出这样的反应，“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只有迫使将躲藏在个案模糊要求之后的元信息传递转为公开，治疗师才有可能将它变成治疗师与个案关系的一个可以触及的部分。

最后，治疗师必须拒绝提供个案所要求的同情、指导和支持。对于大多数治疗师来说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这样做看上去与他们的自我的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专业助人者（helping professional）是相反的。要对一个看上去处于困境之中并且伸出手请求帮助的个案说“不”是很困难的。但如果要使治疗成功的话，有时候我们必须严格地做到这一点。如果顺应了个案请求帮助的要求，则会使个案的困境恶化。拒绝顺应个案的要求会迫使个案退回到包含在元信息传递中的威胁中。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将元信息传递转为公开的。在依赖的投射性认同的个案中，这意味着使个案实际上明白他离开治疗师便无法生存。一旦元信息传递浮现出来，它就不再只存在于个案的投射性幻想之中。现在，它就是显现于外的治疗师与个案关系的一个可以触及的特点。现在治疗师就可以就此对它进行治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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