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反移情感受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最为倚重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步骤是反移情的使用。反移情使治疗师能够诊断个案的投射性认同的本质，并且可以提供有关如何与投射性认同做斗争的线索。它的作用就好像是各种各样的石蕊试纸，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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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师必须考虑的四个问题

出的关键信息是个案的反馈最终得以建立的基础。多数客体关系治疗师可能都会认为，一个没有反移情的治疗是不完全的，且是缺乏实质的。

随后出现的问题是，治疗师如何知道反移情实际上就是反移情呢？治疗师如何知道在治疗时体验到的感受是被个案的投射性认同引发出来的，而不是被其他的无关事件引发的呢？治疗师想要去“照顾”一个处于极度需求状态的个案的冲动是被依赖的投射性认同推动产生的，还是被治疗师生活中的一些与个案毫无关系的情境推动产生的呢？

这些问题与反移情的真正本质有关。在前面我们简单提及过此术语在传统精神分析中的解释。在精神分析中，反移情是指分析师自身不受欢迎的、会干扰治疗进程的反应。客体关系中的反移情则大不相同，它是由治疗关系引发的，对治疗中发生的事情起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很显然，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再次面对这样的情况：相同的术语被用来指代不同的现象。史波特尼兹（Spotnitz）曾尝试将“客观反移情”和与它对应的“主观反移情”区分开，以澄清这种混淆。根据史波特尼兹的说法，客观反移情描述的是治疗师体验到的由于个案的“情绪传染”导致的感受。主观反移情基本“等同于弗洛伊德对反移情的描述”。

尽管做这种区分的出发点很好，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使事情更加混乱。这两种反移情的反应都是治疗师主观感受到的，并且都非常强烈。称其中一种为主观的，另一种为客观的，意味着治疗师能够区分他在任意时刻体验到的感受的本质，并且能够识别它们的来源。但在实际中治疗师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能够进行以上区分只不过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状态罢了。

与其谈论反移情的不同种类，倒不如将这一术语的使用限定在治疗师在治疗关系中回应个案行为的情绪反应上。这就是格林柏格和米歇尔对该术语的定义：“反移情是个案和分析师之间互动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分析师婴儿期与驱力相关的冲突的简单干扰物。”该定义迅速成为此专业中的标准。如果通过这种定义来解释反移情这一术语的话，其他情绪影响就可以根据其影响、干扰反移情反应的方式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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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理论、实务与案例

这些影响当中可能有一组本质上真的是心源性的（历史性的），并与传统精神分析著作给反移情贴的标签相一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考虑治疗师情欲的反移情是否是对个案的投射性认同的一种反应，还是治疗师本身未解决的恋母冲突的副产品。尽管可能无法将这两者完全分开，但后者的相对影响还是有可能通过反移情的普遍性、持久性以及治疗师解决它的困难程度来评价的。

另一组影响在本质上就更为同期了，它来源于治疗师当前关系中的压力与紧张。当我们与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互动时，与这些互动有关的紧张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会歪曲个案导致的反移情。很有可能是历史性的影响被过于夸大了，而同期的影响对反移情的作用比我们以前察觉到的要大得多。

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与我的一位同事，也是我的一个私人朋友之间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咨询。她是一位颇有经验的治疗师，一直在治疗一位主要属于分离一个体化问题的个案，但在治疗过程中她陷入了困境。个案是一位成人女性，由于被她的母亲当成幼儿来对待，所以她几乎没有信心脱离母亲过自己的生活。虽然个案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但治疗似乎到达了一个停滞期。会谈中充满了对已谈过资料的无目的的老调重谈，变得相当单调乏味。听完了朋友对此个案的介绍以及对最近几次会谈的描述，很多情况便变得非常清楚了。其中之一是个案的状态似乎很好。导致她前来接受治疗的很多问题已经被成功地处理了，并且她开始像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那样工作。另一个情况是我的朋友和个案都完全避免谈论治疗终止。我的朋友对治疗描述得越多，我就越确信治疗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需要结束了。用客体关系的术语来说，治疗陷入了第四阶段的某个环节。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我的朋友并不是一个客体关系治疗师，但她的工作与客体关系治疗师所做的极为相似。在对她对个案的工作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她们两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就是在早期成为其关系特点的操控（大多带有依赖的特性）已经在治疗中被处理了，如今已成为过去的事。问题在于我的同事仍感到挂念，并有些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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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师必须考虑的四个问题护个案。她将此现象解释成反移情的迹象，认为个案仍需要治疗。

因为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偶然得知她最近离婚了。我还知道她过去一直与她的丈夫非常亲密，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她的丈夫非常依赖她。我问她的离婚有没有可能与治疗中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可能她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对她的影响要比想像的大，并影响了她对特殊个案的工作。她看上去有点怀疑，但说自己会花些时间来思考。

过了一段时间，我碰巧遇到了她。她告诉我治疗进行得非常好，她与个案都快要结束治疗了。她说她思考了我说的话，并认真审视了会谈中发生的一切。在检查了自己的行为之后，她发现她感到个案需要她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她自己需要感到被他人需要而不是个案的依赖在起作用。一旦她明白了这一点，她就可以提出结束这一议题，而使治疗结束。

在治疗师的生活中，除了离婚之外，还有其他感情事件能够影响反移情的本质。其中之一是治疗师直系亲属中有人去世或患上不治之症。夏琵罗提到了她母亲的慢性病和过世对她与一位个案的工作的影响。她谈到自己日益强烈的失落感如何与个案要离开治疗的威胁互动着，以及她母亲即将发生的状况如何增强个案要抛弃她的威胁。其他治疗师也写过类似的体验，以及这些体验对反移情的影响。

由于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个人特点，因此有必要确保构成反移情的感受的确是治疗互动的衍生物。那些不被同事或家人欣赏的治疗师，就很容易将他们的个案看作是更加迎合的—比个案实际的迎合性更强。在婚姻中或在爱情事件中正经历着性困难的治疗师会突然变得对原来并不明显的性线索极为敏感。那些感到不被需要的治疗师将他们的来访者看得比实际情况更加需要他们也并不罕见。

带着所有这些潜在的深层影响，治疗师需要定期仔细审视那些被认为是反移情的感受。有时候，你可以求助同行，让他在这方面帮助你。举例来说，奥格登写到，“由于治疗师难以察觉自己无意识参与进了个案的投射性认同，因此与督导、咨询师或同事进行的对话，常常是在与非常扰人的个案进行工作时不可缺少的附件。”即使个案并不是那么扰人，能够拥有一个有助于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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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感受与其他种类的感受区别开来的令人信服的指导者，常常有助于将相对清晰的治疗和混乱无望的治疗区分开。

如果无法这样，且别无他法的话，治疗师就必须依靠自己。我会定期监控反移情反应，询问它们的来源并思考它们是否可以被依赖。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时间，且常常是枯燥无味的，但如果我希望将自己作为“治疗工具”来依靠的话，我就需要将此种做法看作是某种必备的微调校准。

治疗外的感受可能会干扰反移情的一个指标是，同样的投射性诊断以单调的规律出现的个案数量。如果某一治疗师一个接一个地诊断他的个案属于情欲的投射性认同，那很可能此治疗师的生活中正出现着一些有性意味的事情，这些事情影响了他的治疗知觉力。虽然治疗师的多数甚至全部个案都可能显示出情欲的投射性认同，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很大。如果他们的确是这样的，那么治疗师便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个案群或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转介网络。

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反移情意味着治疗师必须对个案进行治疗的同时对自己也做治疗。这保证了治疗中发生的事情对个案及治疗过程都是最有益处的。它也有利于治疗师的个人成长和职业成长。治疗师与其被深不可测的不可知力量所控制，倒不如利用自己的整体经验来增强自己作为治疗师的认同感，并将获得成功的治疗结果的概率增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