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55]
从写好上述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在此期间，过去只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零星出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它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自己的代表，甚至一跃而成为文坛上有一定影响的流派。而且现在它本身已分裂成许多支派，虽然各个支派被德国人的诚恳和科学精神的共同纽带，被共同的意向和共同的目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彼此仍有显著的不同，因为各派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因此，用格律恩先生风雅的语言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团混乱的光”变成了“井然有序的光”；这一团光凝聚成了星星和星座，在它们柔和的光辉里，德国市民可以无忧无虑地沉溺于他们那种正直获得小量财产的计划，沉溺于他们希望国民中各下层阶级的地位有所提高的幻想。
如果我们不预先仔细地观察一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各个最发达的支派，我们就不能跟它分手。我们将会看到，它的每一支派起初怎样在博爱的银河里浮现，后来又怎样由于开始了氧化发酵过程，由于“对人类的真正热忱”（正如公认的权威吕宁博士先生所说的），而变为单独的碎片，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乳清分离。我们将会看到，它的每一流派后来怎样以星云的状态有时出现在社会主义的天空，这星云后来又怎样变得愈来愈明亮，最后，宛若焰火，散成一群群闪耀夺目的星星和星座。
其中最老的、最早独立发展的一个支派是威斯特伐里亚社会主义派。由于该派同普鲁士王国的警察进行过无比重要的争吵，由于威斯特伐里亚的进步人物在捍卫发表言论的权利方面表现了热忱，德国公众已经在科伦、特利尔等地的一些报纸上看到了该派的全部历史。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把最必要的东西提一下。
威斯特伐里亚社会主义生长在比雷菲尔德地区，产生在条多堡森林里。报纸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奥妙的暗示，说它在最早时期带有神秘色彩。但是，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星云阶段，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创刊号上就令人惊讶地展现出来并呈现为一群耀眼的星星。我们在赤道以北，因此正像这首古诗所描写的那样：
北方可以看见白羊和金牛，巨蟹、双子和狮子，还有那室女头上的花冠。
“室女”的存在早就被“好报刊”证实了；“狮子”就是那个凯拉赛人海尔曼，他在威斯特伐里亚星云出现后不久，就离开了好友们，以后以人民论坛[156]的资格，从美国摇动那金色的长发。过了不久，巨蟹“由于命途多舛”当了他的扈从，威斯特伐里亚社会主义虽然因此而过着孀居生活，但仍旧继续活动。双子之一也曾赴美开辟殖民地；当他在那里销声匿迹的时候，另一个却创作了“未来的国民经济”（参阅吕宁出版的“人民手册”第二年卷）[157]。但这一切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是比较不重要的。整个这一支派的中心人物是白羊和金牛，他们是真正的威斯特伐里亚的巨擘，“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正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平安地破浪前进[158]。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长时期保持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simple〔简单形式〕。它“夜里没有一小时”不是为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而流着辛酸之泪。它宣扬人的福音，真正的人的福音，真正的、真实的人的福音，真正的、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福音；它竭尽全力地宣扬，但它的力量并不太大。它有一颗温柔的心，爱好牛奶稀饭胜于番椒。所以它的批评带着一种浓厚的温情色彩，它喜欢附和那些像它那样仁慈博爱的评论家，而不喜欢附和最近开始流行的冷酷无情的尖锐评论。它胸怀宽大，勇气不足；因此，即使冷酷无情的“神圣家族”，也受到它的宽恕。它非常诚挚地报道了比雷菲尔德、闵斯德等处关心提高各劳动阶级地位的地方协会在各阶段的活动。它特别重视比雷菲尔德博物馆的各次重大事件，为了让威斯特伐里亚的市民和村民知道世界的动态，不惜在每一期的末尾，在“世界大事”每月述评中对于在同一期的其余文章中遭到攻击的同一些自由主义者备加赞扬。此外，它还向威斯特伐里亚的市民和村民报道了维多利亚女王分娩，埃及瘟疫猖獗以及俄罗斯人在高加索吃败仗等等消息。
很明显，“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是这样一种杂志，它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一切善良的人们的感戴和弗·施纳克先生在“社会明镜”杂志[159]上给予的最大赞赏。金牛洋洋得意面带笑容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这块多沼泽的牧场上做编辑工作。尽管书报检查官有时对他的文章加以删削，但他从来没有感叹说：“这是最精辟的地方！”威斯特伐里亚金牛是一条套车的牛，而不是一匹种畜。甚至连“莱茵观察家”也一般不敢谴责“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特别是不敢谴责奥托·吕宁博士有败坏道德的行为。总之，可以作这样的断言：“汽船”自从被禁止在威悉河航行以来，就只是沿着神秘的被迁移到星星世界的波江的河里漂流[160]（因为在比雷菲尔德附近没有其他的河流），这艘“汽船”达到了人类完善的最高境界。
尽管“汽船”使尽了自己的全部气力，但是直到现在，只是进展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简单的阶段。到1846年夏天，它从金牛下面驶出来，靠近了白羊，或者为了更符合历史，不如说，白羊靠近了它。白羊是一个周游各地的人，真正站在时代的顶峰。他向金牛说明了现在人世间的真实情况，认为在目前“现实关系”是最主要的东西，因此必须实行新的转变。金牛完全同意白羊的说法，从这时候起，“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就显出一幅更加不凡的景象：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种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
“白羊和金牛”认为，实行这一优雅转变的最好方法就是发表我们对纽约“人民论坛报”[161]的批评；我们曾把这篇批评的原稿寄给该报，该报当时采纳了这篇批评稿件。“汽船”现在虽然毫不客气地责难自己的远在美国的狮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显得比它的mode simple〔简单形式〕勇敢得多），可是，“汽船”相当狡猾，对上述那篇批评加上了一个富有博爱精神的附注：“如果有人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汽船’的自我批评”（？！），我们绝不加以否认。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现在就沿着新的道路以全速向前疾驰。白羊这个生性好斗的动物，并不满足于先前那种好心肠的批评；这个威斯特伐里亚羊群的新的头羊充满战斗的热情，他的怯懦的同志们还没有来得及阻拦，他就已经挺角向汉堡的格奥尔格·席尔格斯博士撞去了。以前席尔格斯博士在“汽船”舵手的心目中还不是这样坏，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可怜的席尔格斯博士代表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simplicissimus〔最简单的形式〕，而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尽管自己在不久以前还是非常纯朴的，而现在却不能原谅他这一点了。因此，在1846年“汽船”9月号第409—414页上，白羊就毫不留情地在他的“工场”[162]的墙上撞了许多窟窿。我们来稍微欣赏一下这幅景象。
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soi disant〔所谓的〕共产主义者，马马虎虎地看了一下傅立叶针对资产阶级生活条件而写的光辉灿烂的讽刺作品，就把它们译成德国市民道德的语言。同时，他们把过去几世纪启蒙者和寓言家所熟知的富人非福的理论发掘出来，作为写作训诫性长篇文章的材料。格奥尔格·席尔格斯博士还不十分熟悉这种真正教义的秘密，因此决不认为“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幸”。因此威斯特伐里亚的头羊怒气冲冲地挺角向他撞去，这正是“一旦中彩……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得意的人”所应得的惩罚。
对，我们的这只斯多葛派的白羊大声喊道：“跟席尔格斯先生的看法恰恰相反，有了财产并不足以使人幸福，我们的绝大部分富人……决不认为自己幸福，这是千真万确的〈你说得对，诚实的白羊，健康就是一种无论多少黄金都换不来的幸福〉。财主即使不受饥寒之苦，也还有其他的不幸〈例如花柳病，霪雨天气，而在德国还要加上良心的谴责〉，这些不幸的压力他是逃避不了的〈的确，没有使人不死之药〉。如果观察一下大多数家庭的内部……就会发现其中一切都是腐朽不堪的……丈夫埋头从事股票买卖和经商〈beatus ille qui procul negotiis〔“不经商的人才是幸福的”[163]〕——奇怪的是穷人们还有时间去生儿养女〉……下贱到作金钱的奴隶〈可怜虫！〉，妻子被教育成肚里没有货的〈怀孕的时候除外〉、空虚的沙龙太太或只是对洗衣做饭和带孩子感到兴趣〈白羊是否仍然在说“富人”？〉至多也只是对播弄是非感到兴趣的贤妻良母〈显然，我们毕竟完全是在德国的土地上，在这里，“贤妻良母”有绝好的机会献身于“她感到兴趣”的事情；有充足的理由成为极“不幸的人”〉；同时，双方往往处于经常不断的交战的状态之中……甚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因种种社会关系常常陷于破裂”，云云。
我们的作者忘记了一种最大的痛苦。每个“富有的”德国家长都会告诉他说：夫妻间的争吵过些时候会成为一种需要，坏孩子可以送到巴达维亚去，把他们忘掉，但是，狡黠不听话的仆人目前却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祸害”，甚至在凡夫俗女的伤风败俗行为日益普遍的情况下，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
如果巴黎的路特希尔德、菲尔希隆和德卡兹先生，伦敦的赛米尔·琼斯·劳埃德、贝林先生以及韦斯明斯特爵士读了这种描写“富人”苦楚的文字，他们会多么感激仁慈的威斯特伐里亚的白羊啊！
……“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如上面所做的那样〉我们各种关系的压力〈即每平方时十五磅的大气压力〉同样压在富人身上，——尽管不像压在穷人身上那样厉害——我们便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从对我们的各种关系和各种制度的论述中得到的结论：向每个愿意认识这一点的人解释〈也许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下，比在它的mode simple〔简单形式〕下所“得到”的更少〉。富人的不满情绪，当然不会造成有利于无产者的变革，这需要更强大的发条〈即报刊编辑的笔［注：俏皮话：《Triebfeder》——“发条”，《Schreibfeder》——“笔”。——编者注］〉；同样，说‘众人啊，互相拥抱吧！世界，我吻你’这些话，也毫无用处；但是，匆忙地采取一些小的姑息办法弥补缺点〈譬如说，试图调解上述那些不幸的家务事〉，而把重大的真正的改良〈大概指的是离婚〉置于脑后，也同样是不值得的。”
把上述“当然”跟后面的“同样”和“也同样是不值得的”等字眼对照一下，就“当然”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例子，它说明这位威斯特伐里亚人由于从简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到复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糊涂思想。当我们在下一页（第413页）上读到“在政治上先进的各国中出现了一种没有任何限制的局面”这样的话时，我们悲痛的心情“同样”也没有减轻；同一页上说“利己主义……在革命最辉煌灿烂的时期，在国民公会时期，甚至常常遭受惩罚”（大概是鞭打），这也“同样”说明威斯特伐里亚社会主义多么缺乏历史知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望‘我们的白羊’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更好的结论，所以我们也许不会很快就回头来谈他”。
我们最好来考察一下金牛的言行。在这期间他忙于“世界大事”，在第421页（1846年9月号）上提出了“仅仅是必须提出的问题”，他毅然投身于政治，即基佐先生在“喧声报”之后用“大政治”这一绰号来称呼的政治。这与简单的社会主义的初期比较起来，显然是个进步。现在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有这样一种流言传入威斯特伐里亚：普鲁士政府在目前金融困难的压力下，很可能被迫钦赐一个宪法。同时报纸报道说，金融困难笼罩着整个柏林交易所。我们的这条威斯特伐里亚的套车金牛，由于不擅长于政治经济学，tout bonnement〔天真地〕把柏林政府的金融困难同完全不相同的柏林商人的金融困难混为一谈，提出了一个意义深刻的假设：
“……各省等级代议机关也许今年就会联合成全国等级代议机关。因为金触困难依然如故，而银行显然克服不了这些困难。甚至已经开工的和设计好的铁路建筑也可能由于金融困难而遭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够很容易地〈o，sancta simplicitas！〔呵，神圣的轻而易举！〕〉把几条线路的建筑担负起来〈聪明绝顶〉，可是，这也是非借债不行的。”
最后一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在纯朴的威斯特伐里亚，人们仍旧深信他们是生活在家长制的政府领导之下。甚至在我们这位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的极端社会主义者看来，普鲁士政府竟那样幼稚，仅仅为了利用外债来消除柏林交易所的困难，就会赐予宪法。多么幸福的盲目信仰！
可是，我们这位威斯特伐里亚的套车金牛的灵敏嗅觉，在评论外交政策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几个月以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嗅到了下述的巴黎和伦敦的新秘密，我们现在把这些秘密报道出来，以供读者消遣。
九月号。
“法国。——果然不出所料〈除了“不出所料”的东西外，一般说来这位威斯特伐里亚人究竟什么时候还预料过“什么别的的”？〉内阁在选举中胜利了。尽管它用尽了一切贿买手段，尽管有昂利谋杀事件的影响……但旧的反对派（梯也尔、巴罗）终究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且基佐先生再也不能指望有那样一个团结紧密的、quand même〔不顾一切〕支持内阁的保守派了，因为保守派已分裂为两部分：以‘辩论日报’与‘时代’为机关报的conservateurs bornés〔眼光狭小的保守派〕和以‘新闻报’为机关报的conservateurs pro-gressifs〔进步的保守派〕〈金牛恰恰忘记了，正是基佐先生在对里西奥伊选民发表演说时第一次使用了“进步的保守主义”这个用语〉。一般说来〈“果然不出所料”，这儿又开始了上面指出过的白羊的那种稀奇古怪的前后不连贯的笔法〉，仅仅环绕着该由梯也尔还是该由基佐当部长这一点打圈子的各种抽象政治的党派的问题〈这在威斯特伐里亚被叫作“抽象的党派问题”，但那里人们仍认为法国迄今一切都是“仅仅环绕着这一点”！〉已经稍微移到了次要地位。政治经济学家们——布朗基等人——被选入议院，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为了启发威斯特伐里亚人〉，政治经济问题也将要被提到日程上来。”〈在威斯特伐里亚，人们关于那里迄今摆在“日程”上的“问题”的概念原来如此！〉（第426、427页）
问：为什么英国贵族要坚持保留对士兵的体罚呢？答：
“如果废除体罚，就必须建立新的征兵制度；然而如果有了优秀的士兵，就必须同时有优秀的军官〈！！〉，凭自己的劳绩，而不是凭金钱和庇护取得职位的军官。贵族之所以反对‘废除体罚’，正是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要失去新的屏障——对他们的‘幼子’的保障。可是中产阶级都正在一步步地夺取优势，并将在这方面获得胜利。”
（这是多么荒唐的说法！英国人对印度、阿富汗等等的远征表明，他们现时并不需要“有优秀的军官”，无论是优秀的军官，无论是优秀的士兵，无论是别的新兵征募制度都不是英国中产阶级所希望的，它对于废除棍子的问题毫无兴趣。而问题全在于“汽船”从某个时期以来在英国所看到的只是中产阶级同贵族的斗争。）第428页。
十月号。
法国。——“梯也尔先生丧失了多年属于他的机关报‘立宪主义者报’；这家报纸被一个保守派议员收买了，目前正在慢慢地不显著地〈当然，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看来是“显著地”〉转到保守营垒里去。梯也尔先生早就威胁说，一旦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就会重新拿起‘国民报’中的那枝旧笔来。他现在显然真正收买了‘国民报’。”
（非常遗憾，“1830年的国民报”是立宪主义者的和奥尔良派的报纸，也就是说，它与梯也尔先生在1846年“显然真正收买了”的共和派的“1834年的国民报”是根本不相同的。不过“汽船”成了丧尽天良的鬼蜮伎俩的牺牲品。某个厚颜无耻的恶棍和反对善良企图的敌人把几期“海盗－恶魔”悄悄塞给编辑，于是“汽船”却像某个预言者一样，bonafide〔真心诚意地〕重复这家在道德方面根本不合威斯特伐里亚读者口味的报纸上所出现的流言蜚语。而“汽船”当然不会怀疑，“海盗－恶魔”至少具有像它那样的道德品质，像它那样充分地认识到报刊的崇高使命！）
“梯也尔先生在采取了这一步骤以后，是否转为共和主义者，以后就会清楚。”
诚实的凯拉赛人，“是否”一语你不是从“海盗”中引证来的；cela sent la forêt teutoburgienne d’une lieue！〔在一哩远的地方就可以嗅到此语的条多堡森林的气味！〕——可是，他信赖维护贸易自由的“海盗”，并蓄意赋予法国的libre échange〔自由贸易〕的宣传以一种决不会有的作用和成就。
“我们曾经预言过：所有的工业国都必须走英国所走过的道路，都必须达到英国所达到的目的……这些预言显然并不是完全错了，因为它们目前正在成为现实。因此，我们这些‘不实际的理论家’，显然同那些夸耀自己的经验、夸耀自己熟悉实际条件的‘崇尚实际的人们’一样，显然是非常了解现实关系的〈乌拉！〉，而且我们甚至比那些‘崇尚实际的人们’更好地估计到这种关系。”
可怜的条多堡“理论家”！你们甚至连“海盗－恶魔”的“现实关系”都不“了解”！（这些可爱的东西出现在第479页上。）
十一月号。
法国。——“学者们为常常闹水灾的问题徒然地绞尽了脑汁。最初按照科学院的指示把山上茂盛的森林当作祸害的根源砍光了，后来又把这些树林重新培植起来，但祸害仍旧存在。”（第522页）
“学者们”“徒然地绞尽了脑汁”去分辨这里最荒诞无稽的说法是什么：（1）难道这位威斯特伐里亚人认为法国科学院能够发布命令，尤其是砍伐森林的命令；（2）难道他认为砍光森林不是为了取得劈柴，取得利润，而是为了防洪；（3）难道他认为学者们在为寻找这些水灾的原因而绞尽脑汁；（4）难道他认为有人曾经把森林当作闹水灾的原因，但是在法国，甚至连三岁孩子都知道砍光森林正是闹水灾的原因；（5）难道他认为森林在法国被重新培植起来了。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像在法国那样如此地指责对森林的轻率态度，指责那种只管一味砍伐森林却不顾再度造林的行为（除专门杂志外，可参阅1846年10月和11月“改革报”、“国民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其他反对派报纸）。威斯特伐里亚金牛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时运不佳的。如果他听从“海盗－恶魔”，他就会误入迷途；如果他听从自己的天才，他仍会误入迷途。
我们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第二阶段在高尚的政治舞台上建立了丰功伟绩。同过去关于若干“世界大事”的报道比较起来，是多么具有洞察力，多么深思远虑！对“现实关系”的知识是多么深刻！然而在“汽船”看来，最重要的“现实关系”是普鲁士王国军官们的地位。从某个时期起在德国各种期刊上不断出现的安内克少尉，比雷菲尔德博物馆中关于佩剑的重要争论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关于损害名誉的审判案等等，是十月号和十一月号的主要内容。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于“德意志报”的流产，蒙泰所描写的17世纪灭亡的法兰西叫化子王朝以及其他同样“现实”关系的有趣报道。其中有一个乘号[164]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出现，它十足地代表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simple［简单形式］，它极其天真地提出了一大堆口号：德国的理论应当和法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实现共产主义，以便实现人道主义（第455—458页），如此等等。这种过去的余音有时在白羊那里，有时甚至在金牛那里冲出来，然而这丝毫也没有扰乱“现实关系”的神妙的谐和。
我们现在搁下威斯特伐里亚大军的主力，来观察它的一个支队的演习，这个支队隐蔽在幸福的乌培河谷和一个魁伟的涅墨西斯[165]的裙子下。很久以来，一位名叫弗·施纳克的先生就以英仙的资格把“社会明镜”当作蛇发女妖［注：蛇发女妖是希腊神话中的三个生有翅膀和蛇发的女妖怪。根据神话，蛇发女妖的眼睛具有一种魔力，能把一切生物变成石头。其中唯一死去的女妖——米杜萨是被英雄珀修斯杀死的。——译者注］的盾牌持在手中，对着公众，而且成绩很大，不仅公众在“社会明镜”上面睡着了，而“社会明镜”也在公众上面睡着了。然而我们的英仙是一位滑稽家。他取得了这一令人景慕的成绩以后宣称（在最后一期，最后一页上）：（1）“社会明镜”长眠了；（2）为了避免将来发生迟误，最好经过邮局订阅。它改正了最后一批印错的字，就寿终正寝了。
这种对“现实关系”的注意说明我们在这儿正在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打交道。但是白羊和金牛同我们的英仙仍然有本质的不同。应当为白羊和金牛说一句公道话：他们始终尽可能地忠实于“现实关系”，即威斯特伐里亚的和整个德国的关系。上面讲的白羊的那种令人伤心的情景就是证明；金牛对德国政治生活的充满感情的描写（这是我们所没有谈到的）就是证明。当他们转到新观点的时候，他们从mode simple〔简单形式〕中带来了朴素的未加粉饰的市俗习气，即德国的现实性。至于维护人，维护德国理论等等，则交给一切乘号以及其他第二流明星去做。“社会明镜”恰恰相反。司令官英仙尽可能地避开小资产阶级的现实，把利用这种现实的工作交给他的侍从，而自己却神话般地飞入德国理论的以太中去了。而且他持有一种非常固定的观点，因此更可以对“现实关系”表示某种轻视。如果直接的威斯特伐里亚的群星是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那末英仙就是tout ce qu'il y a de plus composé en Allemagne〔德国现有的一切中最复杂的了〕。然而他在大胆的思想的飞翔中，始终是站在“物质基础”上的，而且这一可靠的真实基础在斗争中赋予他一种非凡的勇气，使得谷兹科夫、施泰因曼和奥比茨等先生以及其他优秀人物再过若干年也忘不了。但我们的 英仙的“物质基础”主要是这样的[166]：
（1）“只要消除我们社会的物质基础，即私利，人也就会变成另一种人。”（第10期第53页）
如果经常发表这一陈旧不堪的意见的mode simple〔简单形式〕真的了解到私利是我们社会的物质基础，它就会变成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并在我们的英仙的庇护下，就会在虔诚尚礼的境界里过平静安稳的生活。然而由于它自己并没有任何物质基础，于是就发生了预言家歌德所描写的情景：
既然连屁股也没有，骑士又怎样乘马呢？
[167]
私利这个基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物质的”，可以从下面看得很清楚：
“利己主义、私利〈可见二者是相同的，因而“利己主义”也是“物质基础”〉通过人人为己这个原则来腐蚀世界”，云云。（第53页）
可见，这种“物质基础”是用观念“原则”，而不是用“物质”因素来进行“腐蚀”的。大家知道（如果还不知道这一点，那末在上面提到的地方，英仙自己已经加以说明了），贫困也是“我们社会”的一方面。然而，往下面我们就会知道，不是“利己主义、私利”，au con-traire〔相反地〕，是
“超验性使人类陷于贫困。”（第54页——以上三段引文均摘自同一篇文章）
既然如此，但愿“超验性”赶快把我们不幸的英仙“从”“物质基础”使他所“陷入”的“贫困”中解放出来吧！
（2）“使真正的群众行动起来的不是思想，而是‘正确理解的利益’……在社会革命中……渴望拯救的〈！！〉人民的更高尚的利己主义〈“渴望拯救的”人民闹革命！〉对抗保守派的利己主义……人民正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正确理解的利益’，依靠道义的力量和孜孜不倦的热忱，反对一些个人的特殊的粗暴的利益。”（第12期第86页）
我们这个“渴望拯救的”英仙，毫无疑问，正“依靠道义的力量和孜孜不倦的热忱”，他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在于：“用更高尚的”沉默的“利己主义对抗保守派的利己主义”，因为如果在这里不使“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丢脸，“就不能使任何一个思想行动起来”。
（3）“贫穷是天生有独占性的私有制的后果之一！！”（第12期第79页）（4）“这里指什么样的一种联合，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如果作者指资本家的利己的联合，那末，他就是忘掉了手工业者反对雇主专横的重要联合！！”（第12期第80页）
英仙是比较幸运的。他要制造怎样一种荒诞无稽的东西，那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如果他“指”纯粹文体上的荒诞无稽，那末，他丝毫也没有“忘掉”同样“重要的”逻辑上的荒诞无稽！关于联合，我们还要提一提第84页上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特种意义上的联合”的说明，据说“这种联合能够提高无产者的觉悟并建立反对现存条件的、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的〈！！〉、协同一致的〈！！！〉反对派”。
我们以前谈到格律恩先生的时候，曾经指出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习惯，就是通过死背单个的词句和口号把各种不理解的论断据为己有[168]。Mode composé〔复杂形式〕跟mode simple的论断据为己有〔简单形式〕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匆匆忙忙地囫囵吞下更多的东西，从而引起了胃中剧烈的疼痛。我们看到了：威斯特伐里亚人开口“现实关系”，闭口“政治经济问题”；无畏的英仙运用“物质关系”、“正确理解的利益”、“无产阶级反对派”。此外，这最后一个明镜骑士还采用了“金钱封建主义”一词，然而最好把这个词留给它的创造者傅立叶去用吧。他没有细心思索这个术语的含义，以致在第12期第78页上断言，这种封建主义“不是创造封建贵族，而仅仅是创造有产贵族”，由此可见：（1）“金钱封建主义”即“有产贵族”，自己“创造”自己；（2）“封建贵族”不是“有产贵族”。接着他在第79页上断言，“金钱封建主义”（即银行家的封建主义，如果继续用形象的话来说，它的陪臣是小资本家和小工业家）和“工业”封建主义（它的陪臣是无产阶级）是“一致的”。
在“物质基础”中，当然还包括明镜骑士的下述虔诚的愿望（这种愿望使人想起了一件事：威斯特伐里亚人曾兴致勃勃地期待法兰西议院为他们条多堡人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大有教益的演讲）：
“然而我们应当指出，从我们所收到的几期纽约的‘人民论坛报’里，我们迄今几乎根本没有看到……关于美国商业和工业情况的材料……其中缺乏有关美国工业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富有教益的报道，而社会改革毕竟〈果真吗？〉永远是从这些条件出发的”，云云。（第10期第56页）
可见，“人民论坛报”这家打算在美国直接进行通俗宣传的报纸所以遭到指责，并不是因为它不正确地开始从事自己的工作，而是因为它没有供给“社会明镜”关于上述事物的“富有教益的报道”，尽管这些事物与它是毫不相干的。自从英仙发现了“物质基础”，而又不知道该把它怎么办以来，他要求每个人在这方面加以说明。
此外，英仙还告诉我们：竞争使小的中产阶级破产，
“用沉重材料缝制的奢侈衣裳……是非常累人的”（见第12期第83页。——英仙也许认为绸缎衣裳同环甲一样沉重），如此等等。
为了使读者丝毫不怀疑我们这位英仙的那些观念的“物质基础”究竟是什么，第10期第53页上写道：
“谷兹科夫先生首先必须了解一下德国社会科学，这样对被禁止的法国共产主义，对巴贝夫、卡贝的回忆才不会使他感到惊慌。”
第52页上写道：
“德国共产主义所要写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那里劳动和享乐是相同的，已经不因为外表的报酬而彼此分离。”
我们从上面看到了，“德国社会科学”以及应当“写照”的社会究竟是什么；而且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原来绝对不是处身在最好的社会里。
至于说到明镜骑士的战友们，他们只是一个极无聊的“社会”的“写照”。有一个时期，他们曾扮演德国市民和村民的预言者的角色。不让“社会明镜”知道，也不征得它的同意，不曾有一个修屋顶的工人从房顶上摔下来，不曾有一儿童失足落水。这种竞争对“农村日报”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事情，幸而“明镜”的社友们很快就停止了这种使人疲劳的活动：社友们由于精疲力尽而相继睡觉了。尽管用一切方法去鼓励他们，向该杂志注入新的力量，但都是徒劳的；蛇发女妖的盾牌（它能把生物变成石头）对同事们起了作用；结果我们这位持有盾牌和“物质基础”的英仙，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在行尸之中唯一富有仁爱精神的人”[169]；魁伟的涅墨西斯的惊人腰部变得枯瘦如柴，“社会明镜”也就不复存在了。
愿它安息吧！我们现在转一个方向，找寻一下附近北方天空里另一个更加闪烁的星座。于是Ursa Major即大熊星，或称皮特曼熊少校［注：Ursa Major即大熊星，但Major一字也有“少校”的意思。——译者注］以明亮的尾巴迎着我们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他的绰号是七曜星，因为他为了填满所要求的二十印张[170]，总是以七星同时出现的。这真是一位勇敢的武夫！他不耐烦四只脚立在天图之上，因此他终于用两只后足竖立，并且武装起来，果真是：穿上了人的制服，挂上了信念的饰带，佩起了夸耀的肩章，戴上了鼓舞的三角帽，在雄伟的胸膛上挂满了三级自我牺牲勋章，并插上了憎恨暴君的利刃，准备以尽可能小的生产费用去进行宣传。我们这位少校穿着美丽如画的服装，站在他的一营兵面前，拔出剑来，发出一声口令：立正！接着发表如下的演说：
士兵们！四十个路易币正从出版社的橱窗高处瞧着我们！英勇地捍卫“无所不包的社会改革”的人们，向四周环顾一下吧，你们是否看到了太阳？这就是向我们预示着胜利的奥斯特尔利茨的太阳，士兵们！
“我们要勇敢地、坚定不移地承认，我们仅仅为被压迫的穷人的利益，为受欺骗的绝望者的利益而斗争。我们所要捍卫的东西没有丝毫的不彻底，我们所希求的东西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不如说，有某种彻头彻尾的混乱〉，因此，我们是不屈不挠的，无论如何，我们是永远地忠于人民、忠于被压迫的人民的。”（“莱茵年鉴”第2卷卷头语）
枪上肩！立正！举枪！我们在野战条令14节和63条中按照巴贝夫精神修改了的新社会制度万岁！
“将来是否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当然归根到底是无所谓的，但总跟敌人所想像的不同，总跟迄今的情形不同！千百年来以其无耻的行径促使人民和人类灭亡的一切卑鄙龌龊的制度，都会毁灭！”（“莱茵年鉴”第2卷第240页）
见鬼！立正！端枪！从左向后转！枪放下！擂鼓！前进！然而熊按其本性是真正德国的动物。他以这篇演说博得了普遍的热烈欢呼，从而完成了当代最勇敢的一种行为，于是他就悠然自得，并在一首关于“伪善”（“莱茵年鉴”第2卷第129—149页）的冗长、优雅的诗篇中让他那颗温柔博爱之心，畅吐情思。在我们这个被自私自利的蛆虫所彻底ym蚀了的、腐朽透顶的时代里，有着（唉！）这样一些个人，他们的胸中缺乏一颗火热的心，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流过同情的泪水，他们空虚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发出过灿烂夺目的人类热情的闪光。啊，读者！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让他读一读大熊的“伪善”这首诗，他一定会痛哭，痛哭，再痛哭！他一定会发现，他是多么可怜、渺小和赤身裸体，因为他无论是一个神学家、法学家、医学家、国家活动家、商人、清道夫或看门人，都会在这里看到对每个阶层所特有、所独具的伪善所作的独特揭露。他会在这里看到，到处都是伪善，特别是“法学家的伪善是何等该死的可诅咒的东西”。如果这不足以使他忏悔、改过，那末他决不配生在大熊的时代。的确，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不老练的”（用英国人的话来说）熊，这样才不会处处嗅到邪恶人世的伪善。大熊无论到什么地方，处处都遇到了伪善，他的遭遇正像他的那位前辈在“李丽的花园”[171]中的境遇一样：
啊！我站在十字街头，四处听到吃吃的笑声，
看到华而不实、虚有其表的景象。
我要躲开这一切，
我不想看这一切，
我叹息，——
我重新又站在十字街头，
再次举目四顾，
我叹息，忽然间
我从十字街头转身就走，
最后却又返回原处。
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在我们的腐朽透顶的社会里，怎么能避开伪善！然而这是令人抑郁寡欢的！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medisant，süffisant，perfid，maliziös〔喜欢诽谤、妄自尊大、背信弃义、阴险诡谲的人〕，都可以成为随便什么样的人，因为适当的形式已经找到了。”（第145页）
确实令人悲观失望，特别是在成为大熊时是如此！
“唉！家庭也被虚伪所玷污了……虚伪像一条线，通过家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这真是德意志祖国的家长们可悲的、万分可悲的事情！
他立即开始中魔，从鼻孔里喷出一个强有力的魔怪，
野性大发——
大熊又用两只后脚竖立起来：
“万恶的自私自利！你以多么可怕的姿态在人们的头上翱翔！你张着黑色的翅膀，发出呀呀刺耳的声音……万恶的自私自利！……千百万贫穷的奴隶……在流泪痛哭，控诉哀鸣……万恶的自私自利！……万恶的自私自利！……一群巴力神的祭司……鼠疫的邪风！……万恶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恶魔……”（第146—148页）不习惯工作，
我搔着坚硬的后脑壳。
每一株树都在对我讥笑！
我向打板球的草地哀诉，
那里的草儿修剪得分外漂亮；
然而黄杨却对我嗤之以鼻，
………………………
最后我疲惫不堪，
躺在人造瀑布飞洒的地方。
我半死不活地卧下、呻吟、流泪，
可是，只有奥烈阿得［注：奥烈阿得（Oread）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山神。——译者注］的石膏像，
倾听我的哀诉！
但是，整个这首哀歌最大的“伪善”在于：把这篇用平淡无味的美文学词句和浪漫的回忆拼凑成的东西，冒充为现代社会“伪善”的写照，装腔作势，似乎是为了苦难人类的利益，对这个草人愤慨万分。
稍微了解天图的人，就会知道，大熊在那里跟一个外表看来非常寂寞无聊的人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这人牵着几条猎犬，名叫“牧夫”。这种谈话反复出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星空里，出现在“莱茵年鉴”第2卷第241—256页上。扮演牧夫这一角色的就是那位澤米希先生，他写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道主义”一文以前已经谈到了。一说到他，我们就来到萨克森派之中了。他是该派的泰斗，所以他写过关于“萨克森人的状况”的小册子。关于这本小册子，大熊在我们上面提到的地方发出了同情的.s声，并“极其满意地”整页整页地引证。这些引文已足以说明这本小册子的全貌了，而且顺便还说一句，在外国牧夫的著作是找不到的。
尽管牧夫在“萨克森人的状况”中，从他的思辨的顶峰俯就“现实关系”，但是他和他的整个萨克森派都像大熊一样，仍旧完完全全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mode simple〔简单形式〕。一般说来，复杂形式仅以威斯特伐里亚人和“明镜”的社友为限，其中有白羊、金牛和英仙。因此，萨克森派以及其他各派仅仅是上述简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牧夫作为一个市民，作为一个向我们讲述模范的德意志立宪国家的人，首先放出他的一条猎犬攻击自由主义者。我们无须去注意这种激烈的抨击性的言论，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所有这一类冗长文章，无非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批评按照德国的式样加以平庸的改造而已。牧夫的情形，恰恰同资本家们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盲目地继承别人的资本”，他占有法国“工人”及其著作家“所生产的产品”（“莱茵年鉴”第2卷第256页）。他甚至没有把这些产品按照德国的式样加以改造，因为在他之前别人已经这样做了（见“德国公民手册”，“莱茵年鉴”第1卷等等）。他只是用一些不仅是德国人具有的“盲目性”，而特别是萨克森人所独具的“盲目性”扩大了这种“盲目继承”。所以他认为（同上，第243页），自由主义者赞同“公审程序，目的是利用法厅来练习巧妙的演讲艺术！”因此，牧夫尽管热中于反对资产者、资本家等等，但是他所指的自由主义者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本身，还不如说是资产者、资本家所豢养的仆役即辩护律师。
我们这位牧夫对自由主义进行的绝顶聪明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注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来还没有那样坚决地说出自己的反动政治倾向。
“但是，你们……这些无产者……要当心呀！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曾经把你们煽动起来，唆使你们进行暴乱（请回想一下1830年吧！）。不要支持它的意图和斗争……让它单独去斗争吧。它的一切打算……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而首先是永远不要参加政治革命，因为这种革命常常是心怀不满的少数人发动的，他们贪图权力，企图推翻现存政权，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第245—246页）
牧夫具有领受萨克森王国政府的感谢的最合法的权利，王国政府至少会授予他Rautenkrone〔芸香枝的花冠〕[172]以资奖励。如果让德国无产阶级听从他的这一忠告，那末萨克森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官僚主义的典型国家就可以长久安如磐石了。牧夫似乎觉得，对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法国和英国来说是好的东西，对资产阶级还远未取得统治地位的萨克森来说，也会是好的。不过，牧夫每天都可以在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报纸上看到：甚至那里的无产阶级对于那些首先毫无疑问地仅仅代表资产阶级或其某一派的某种利益的问题，也不会是漠不关心的。顺便说说，这类问题，在英国就是国家教会的废除，所谓公债的equitable adjustment〔公平调整〕以及直接税等等；在法国就是把选举权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就是市税的废除等等。
归根到底，整个萨克森的“被称颂的自由思想是一种空喊……无聊的对骂”，这不是因为这样做将一无所得，这样做资产阶级一步也不能前进，而是因为“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没有任何可能去根治这个病态的社会”。第249页。他们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个社会是病态的。
关于这一点已经够了。牧夫在第248页上放出了第二条经济猎犬。
在莱比锡……“出现了若干完整的新的市区〈牧夫知道有这样一些市区，它们不是作为“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作为旧的“出现”的〉。同时，由于缺乏某种〈！〉中等租金的房屋，在房屋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现象。每一个房屋建造者都追求高额的租金〈！应当说：高额的房租〉，因此，他的房屋只适宜于那些有大家业的家庭租用；由于缺少其他的房屋，这个或那个家庭不得不租赁一些超过它的需要和财力的大房屋。这样一来，负债、查封、拒付证书等等现象日益增加了！〈在这个惊叹号之后应当还加上一个惊叹号〉总之，中产阶级简直是注定要受排挤的。”
这条经济猎犬的幼稚天真，简直令人惊叹！牧夫看到文明城市莱比锡的小资产阶级，正遭受着在我们看来异常滑稽的破产。“在我们的时代里，人类内部的一切差异都正在消失着”（第251页），这种现象本来应当使人类快乐，但相反地，却使人类悲伤，并且不得不去探索原因。这种原因人类在建造房屋的投机商的恶毒心计中发现了，这种人为了追求极高的房租，力图使每个小店主迁入宫殿般的建筑里。牧夫用极端笨拙和混乱的萨克森语——不能把它叫作德语——告诉我们，莱比锡的“房屋建造者”是超脱一切竞争规律的。他们建造了一些非房客所必需的房租比较昂贵的房屋，他们所考虑的不是市场状况，而是“高额的租金”。在其他任何地方，市场状况总是使他们按低价出租自己的房屋，而在莱比锡，他们却能够使市场服从他们自己的bon plaisir〔专横〕，并迫使房客因付出高额的房租而自遭破产！牧夫把苍蝇当作大象，把住宅市场供求暂时的失调当作常态，甚至当作小麦产阶级破产的原因。然而萨克森的社会主义的这种天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还“做着人值得做的事情，并且人们将因此感激‘它’”（第242页）。
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忧郁症患者。不过在“莱茵年鉴”第1卷中表现了令人神往的判断勇气的牧夫，也许有希望治好这种病。完全不是这样。在第252、253页上，牧夫又放出了一条狂吠的猎犬，并使得大熊欣喜若狂：
“在德勒斯顿的射击竞赛会……这个民间的节日里，我们还没有到达草地，迎面便传来了宪法不让吃饱的一群瞎子的手风琴声……听到‘艺人们’的江湖话，他们颠倒着自己的四肢来取悦社会，这个社会的组织本身是奇形怪状，被颠倒成丑恶不堪的样子。”
（在牧夫看来，当走绳索者用头倒立的时候，这表示着现今的被颠倒的世界；转轮子的神秘意义就是破产；耍鸡蛋的秘密就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作家的谋生之道，他尽管能“颠来倒去”，但有时也会失手，使自己的整个“物质基础”为蛋黄所污损；手风琴是不能使人吃饱的宪法，鼓是不能使人吃饱的出版自由，旧货铺是同样不能使人吃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沉入这种象征的想像之中的牧夫，唉声叹气地穿过人群，终于像英仙以前一样，产生了一种骄傲感：他是“在恶魔之中唯一富有仁爱精神的人”。）
“而妓院老板在帐幕中干着他们的可耻勾当〈应当写一首长诗〉……卖淫，你这像瘟疫一般的恶魔，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最新的产物〈不永远是最新的，也许还要附带出现私生子〉……我可以说出一个少女被迫向一个陌生人屈膝的故事〈应当写一个故事〉……我能够讲若干完整的故事，然而不，我不愿意〈问题在于这些故事他刚才已经讲过了〉……不，它——社会——并不哀怜贫困和诱惑的不幸的牺牲者，但是它也许会把厚颜无耻的皮条匠拉上法官的宝座……不，不，不是他们！他们的所做所为也就是其他一切人的所做所为，他们做生意，也正像所有的人做生意一样”，如此等等。
因此，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滌除了一切个人的罪过，而将它推给不可侵犯的“社会”。Cosi fan tutti〔全都是这样做〕[173]，归根到底，问题只是在于要对整个世界保持友好关系。卖淫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它使得“产生行动的心中痛苦”（第253页）及其淡而无味的道德杂碎汤遭到破产，它燃起了复仇的火焰，激起了阶级仇恨，而卖淫的这一最显著的方面是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不知道的。相反地，他看见妓女时就为没落的杂货铺女售货员和小缝纫女工表示悲伤，因为他已经不能赞美她们是“创造的顶峰”，“浸透了最神圣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芬芳情感的花萼”了。Pauvre petit bonhomme！〔可怜的蠢材！〕
萨克森社会主义之花是一个小周刊，叫作“紫罗兰。无辜的现代评论小报”[174]，编辑和出版者是包岑的格·施吕塞尔。因此，紫罗兰原来是报春花［注：双关语：《Schlüsselblume》是“报春花”，也可以解释为“施吕塞尔的花”。——编者注］。“特利尔日报”[175]驻莱比锡记者也是这一流人物，他曾在该报（今年1月12日）上这样来描写这些娇嫩的花朵：
“我们可以把‘紫罗兰’当作萨克森文艺的一种进步，一种发展来欢迎；这一刊物尽管很年轻，却竭力使古老的萨克森政治上的不彻底性同现代社会理论调和起来。”
在这些极端的萨克森人看来，“古老的萨克森的不彻底性”还够不上真正的不彻底性，他们还必须掺进“调和”。真是“无辜”极了！
我们只看到这些紫罗兰中唯一的一朵。然而：
它虚怀若谷，意深情长，这是一朵温柔的紫罗兰[176]。
牧夫朋友在这一期（1847年第1期）上，写了几首经过精心润色的小诗，献给“无辜的现代的”女士们，以表示尊敬。其中说：
对暴君的仇恨啊！你的刺装饰着一切，甚至装饰着妇女温柔的心——
这个比喻的勇敢精神，也许暂时是以良心的苛责的“刺”“装饰着”我们牧夫的“温柔的心”。
秀丽的脸蛋，不仅是由于调情而泛起红潮——
难道这位牧夫（他诚然“能够讲若干完整的故事”，但因为他已经讲过了所以不“愿意”再讲了，他除了谈到“对暴君的仇恨”的刺没有谈到任何其他的“刺”），这位正派的有教养的人，真正会使太太小姐们“秀丽的脸蛋”由于语意含糊的“调情”而“泛起江潮”吗？
秀丽的脸蛋，不仅是由于调情而泛起红潮，
而且还燃烧着神圣光明的、热爱自由的火焰，
像鲜艳夺目的玫瑰一样。
把“热爱自由的火焰”具有的更纯洁、更体面、更“光明”的颜色，同“调情”的深红的火焰区分开来自然是很容易的；这对于牧夫这样一个善于把“对暴君的仇恨的刺”同其他一切“刺”区分开来的人来说，尤其容易。
“紫罗兰”立刻使我们有机会认识了这样一位美人，她的“温柔的心”“装饰着对暴君的仇恨的刺”，她的“秀丽的脸蛋”“燃烧着热爱自由的火焰”。她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星空里的仙女（鲁易莎·奥托小姐），这位被锁在反常状态的岩石之上的现代妇女（早已陈旧的偏见在她四周怒号），对阿尔弗勒德·迈斯纳的诗，作了“无辜的现代评论”。这是一个真正独特而令人迷醉的场面：这里德国少女的娇柔的羞怯和对“诗王”的过分的赞美互相斗争，“诗王”拨动了女性心灵深处的琴弦，使它们发出了同更深更温柔的感觉相近的欢悦的音响，这种天真坦率的音响是对歌手的最好的奖赏。请听一听这些天真直爽的音响所表达的少女心灵的引以为荣的自白吧，这位少女的心灵还不明白这个充满灾难的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请听一听，但不要忘记：在纯洁的心灵看来，一切都是纯洁的。
是的，“迈斯纳的诗篇中所包含的深情挚意，人们只可以意会，对于不能意会的人，是不可以言传的。这些诗篇，是诗人把自己心中的圣物奉献给自由祭坛时燃烧起来的炽热火焰的金光返照；这种返照的光辉，使我们想起了席勒的话：诗人如果不超过他的作品，则将为后世所不齿。这里我们感到，这位诗人本身还超过他的‘美丽的诗歌’〈一点不错，仙女小姐，一点不错〉，他有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像哈姆雷特说的，某种‘无法表现出来的’东西〈你真是想像丰富的天使呀，你！[177]〉。这种东西是许多歌颂自由的新诗人所缺乏的，例如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和浦鲁兹就完全没有〈难道真是这样吗？〉，海尔维格和弗莱里格拉特也只有一部分；也许这某种东西就是天才。”
也许这就是牧夫的“刺”吧，美丽的小姐！
同一篇文章中说：“当然，批评有批评的职责，但在我看来，对于这样的诗人来说，批评却显得异常笨拙。”
多么姑娘气啊！的确，一颗幼稚的纯洁的处女心，同具有那样妙不可言的“某种东西”的诗人比较起来，必然会“显得异常笨拙”。
“我们继续读下去，一直到最后一首诗，这首诗我们大家都应当永远牢记在心里：那一天终于来到了……
那一天……
各族人民坐在一起，手拉着手，笑逐颜开，
像一群孩子，坐在天宫之中，
一再举起酒杯，
举起各族人民友爱的筵席上友爱的酒杯！”
在这以后，仙女小姐就陷入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像一群孩子，手拉着手”。我们不要去打扰她。
然后我们的读者一定很想进一步认识这位诗王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和他的“某种东西”。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星空里的猎户，他确实很称职。他佩着寒光逼人的诗歌之剑，披着他的“苦恼的外衣”（阿·迈斯纳“诗集”1846年莱比锡第2版第67页和第260页），用神经质的手，抡起神秘的狼牙棒，所向无敌，打倒了一切正义事业的敌人。有一位名叫摩里茨·哈特曼的人，跟在他后面当小犬，此人也为了捍卫正义的事业，以“杯与剑”（1845年莱比锡版）这个标题，发了一阵狂吠。我们的话又从天上回到地上，现在我们和这些英雄们到了一个地方，这儿多年来已经给“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大批强壮的新兵，这个地方就是波希米亚森林。
大家知道，波希米亚森林的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卡尔·穆尔。他未能把复兴的事业进行到底；他的时代不了解他，他将自己交给了法庭。猎户迈斯纳决心步这位志士的后尘，至少是在精神方面使他的崇高事业接近目标。在这件事情上，从旁支持这位卡尔·穆尔第二的是摩里茨·哈特曼，即Canis minor〔小犬〕，他扮演着正直的施魏采的角色，以悲怆的诗篇赞美上帝、国王和祖国，特别在那好心肠的约瑟夫皇帝的陵前，洒下了感恩怀德之泪。至于其余的一伙，我们只须指出，其中似乎迄今还没有一个人显示了充分的聪明才智，足以担任斯皮格尔勃的角色[178]。
一见便知，卡尔·穆尔第二不是一个平凡人。他向卡尔·贝克诗派学过德语，因此他在表达自己思想时所用的词藻比东方人还要华丽。在他那里，信仰是“一只蝴蝶”（第13页），心是“一朵花”（第16页），后来又是“一座荒林”（第24页），最后又是“一只兀鹰”（第31页）。在他心目中，黄昏的天空（第65页）
又发红又发呆，像一个
没有瞳仁、光泽和神采的眼眶。
他情人的微笑是“一个向上帝的孩子们谄媚的人间的孩子”（第19页）。
无限的人世苦恼，远比他譬喻丰富的华丽词藻更使他超群出众。在这一方面，他是卡尔·穆尔第一的真正的儿子和继承者；他在第65页上指出，“强烈的人世苦恼”是每一个“救世主”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人世苦恼而论，猎户穆尔的确胜过了他所有的前辈和对手。听他自己说吧：
“我被苦恼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第7页）“这是一颗献给死亡的心。”（第8页）“我心情沉闷。”（第10页）他的“昔日的痛苦在心的荒野中发愁”（第24页）。“最好是根本不诞生，但死去也不错。”（第29页）心啊，在痛苦的不幸时刻，
冷酷的世界在碌碌琐事中把你忘却，
用苍白的嘴唇承认吧，
你的痛苦真是无法诉说（第30页）。
在第100页上他的“许多隐藏的伤口在出血”；在第101页上，他为了人类的利益，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痛苦不堪，只有用双手“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地按住胸膛，“才不致使它爆裂”；在第79页上，他是一只中弹的仙鹤，秋天不能同他的兄弟们飞往南方，而在灌木林里，摇晃着“被子弹射穿的翅膀”，“抖动着华丽的血迹斑斑的羽毛”。这一切苦恼是从哪里来的呢？莫非这一切哀怨都是一般的维特式的爱情烦恼，只是由于我们诗人的个人痛苦而更加加深了吗？完全不是。我们的诗人固然经历过千辛万苦，然而他善于从他的一切苦痛中揭示出某一普遍性的方面。他时常指出（例如在第64页上），女人一再恶毒地玩弄他（这是德国人，尤其是诗人的通常遭遇），他平生有过许多不幸的经历；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向他证明人世的乖戾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必须改变而已。他的痛苦并不是阿尔弗勒德·迈斯纳个人的痛苦，而是全人类的痛苦，因此他从他的一切悲痛中，仅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做人是一种很大的艺术和沉重的负担。
心啊，一辈子在这里〈在荒野中〉学会更轻松地
忍受人生的沉重负担吧！（第66页）
啊，做人真是一种甜蜜的忧愁，
充满幸福的灾殃，快乐的痛苦呀！（第90页）
这种高尚的苦恼，在我们这冷漠无情的世界上，只能受到冷遇、侮辱性的回答和讥笑。卡尔·穆尔第二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在上面看到，“冷酷的世界忘却了”他。就这一点来说，他的遭遇确实很坏：
为了逃避人间冷酷的讥笑，我给自己造起了一间像坟墓一样冷酷的监牢（第227页）。
有一次他又打起精神：
你这面色苍白的伪君子，诽谤家，你说哪种苦恼不曾把我的心刺痛，
你说哪种高贵的热情不曾在我的心中燃烧！（第212页）
可是，他毕竟变得异常沉重起来了，他逃开人世，在第65页上，他逃往“荒野”，在第70页上，他逃上“荒山”。同卡尔·穆尔第一完全一模一样。在那里，小溪向他解说，因为万物都在受苦，例如被鹰撕碎的羊羔在受苦，苍鹰在受苦，在被风吹得发出呼哧声的芦草在受苦，这样看来，“人的苦难是多么无足轻重”，因此人只有“欢呼着去死亡”。但是，因为他觉得“欢呼”不会完全出自内心，而“死亡”也不完全对胃口，他于是骑着马去听“原野的声音”。然而他在那里的遭遇更坏。三个神秘的骑士，鱼贯地来到他跟前，用相当残酷的话劝告他把自己埋葬：
“你不如把自己埋在落叶里，在潮湿的泥土和青草下死去。”（第75页）
这就是他的痛苦的结局。人们把他和他的悲伤一齐抛弃，他向大自然求援，而他在这儿遇到的也是一些心怀不满的人和粗野的回答。卡尔·穆尔第二的痛苦，“抖动着华丽的血迹斑斑的羽毛”，使我们感到十分厌烦，而后我们在第211页上发现了一首十四行诗，在这首诗里诗人认为必须为自己辩白：
……我沉默地小心地忍受着我的痛苦和创伤，
我的嘴不屑作无益的悲叹，
没有力量欢嘘我可怕的经历！！
然而“救世主”不仅应当是一个受苦人，而且应当是一个狂人。所以“在他的胸中滚翻着疯狂的感情冲动”（第24页）；当他恋爱的时候，“他的太阳就熊熊燃烧”（第17页），他的“爱情是雷电的闪耀，他的诗篇是暴风骤雨”（第68页）。我们很快就有实例证明，这种疯狂达到了什么地步。
我们现在浏览一下猎户穆尔的几首社会主义的诗。
从第100页到第106页，他展开了他的“华丽的血迹斑斑的羽毛”，匆忙地对现社会的不幸作了一次鸟瞰。一阵“强烈的人世苦恼”剧烈发作，他就顺着莱比锡的街道疯狂地奔跑。他周围是夜，他的心也被夜笼罩着。最后，他停了下来。一个神秘的魔鬼走到他面前，以巡夜者的口吻问他：这么晚在街上寻找什么？卡尔·穆尔第二这时候正忙着用他的双手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地搂住“有爆裂危险”的胸膛，就用像“熊熊燃烧着的太阳”似的两眼凝视着魔鬼，最后，大声说出这样的话（第102页）：
从信仰的星夜里醒来，我借着理性之光看到这么多：
那个在各各他［注：各各他（Golgoltha）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译者注］受折磨的人，
还没有使世界得救。
卡尔·穆尔第二所看到的就是“这么多”！我们可以凭着心的“荒野”，“苦恼的外衣”，“人生的沉重负担”，凭着我们诗人的“被子弹射穿的翅膀”以及卡尔·穆尔第二视为神圣的一切起誓，不必仅仅为了最后告诉我们这一发现而冒着胸膛爆裂、感染肺炎并招致某一特殊的魔鬼纠缠的危险，黑夜里在街头奔跑！我们还是听下去吧。魔鬼并不因此而满足。于是，卡尔·穆尔第二就告诉魔鬼说，一个娼妇怎样拉住他的手，从而引起了他千万种痛苦的沉思，这些沉思最后迸发为如下的呼吁：
女人啊！你的不幸是冷酷无情的社会的过错！
你是一个悲惨的可怜的牺牲品，
躺在罪恶的异教〈！！〉祭坛上，
使别的妇女的贞操
在家中保持洁白无瑕。
魔鬼现在表明原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资产者，他并不赞同这几行诗里配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卖淫制度的理论，却简单地反驳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幸福的铸造者，“每个人对自己的罪恶都有责任”，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资产阶级的论调。魔鬼指出，“社会是一个空洞的字眼”（他大概读过施蒂纳的著作），并要求卡尔·穆尔继续说下去。后者叙述了他怎样看见了无产者的住宅，听见了孩子们的哭泣。
那儿母亲干瘪的乳房，没剩下一滴甜蜜的饮料，
那儿孩子在无辜地死去。
可是大自然毕竟〈！！〉神妙地
在乳房里用鲜红的血
制造一滴滴白色的乳汁。
他认为，谁看到了这种奇迹，谁就不应该悲伤，即使他不能相信基督曾把水变成酒。关于迦拿的娶亲筵席的故事，似乎使我们的诗人对基督教发生了好感。卡尔·穆尔第二的人世苦恼在这里已经变得这样厉害，以致使得他语无伦次。魔鬼资产者极力安慰他，并建议他继续说下去：
在那烟囱喷着浓烟，笨重的轮子在火中
打着沉重的舞蹈拍子的地方，
我看见一群憔悴的孩子。
卡尔·穆尔第二看到“轮子在火中”，而且还“打着”舞蹈拍子的工厂；究竟是什么，了解到这点倒是饶有趣味的！这样的工厂只能是制造我们诗人那些也“打着沉重的舞蹈拍子”的词句的地方。接着稍微谈到工厂里孩子们的状况。说这些话是要魔鬼资产者掏腰包，这个魔鬼资产者无疑也是个厂主。这位资产者甚至激动地反驳道：这全是无稽之谈，这些无产阶级的孩子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氓，我们同他们丝毫无关，一个天才从来没有因这种小事而毁灭，个别的人是无足轻重的，整个人类才是重要的，就是没有阿尔弗勒德·迈斯纳，人类也会得救。贫穷困苦是人们的命运，而且，
造物主没有创造好的，人们再也无法修改。
说罢他就消失了，剩下我们的诗人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那里。诗人摇了摇糊涂的脑袋，他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有回家去，把这一切逐字逐句地写在纸上，然后再拿去发表。
第109页讲到“一个穷人”要投水自尽，卡尔·穆尔第二很侠义地挡住了他，并追问原因。穷人说，他曾经四处漂泊流浪：
在英国烟囱冒着血红的〈！〉火焰的地方，我痛苦地看见了，
新的地狱和地狱里的人，
那儿死气沉沉，静寂无声。
这个穷人在英国看到了稀奇古怪的事情：宪章派在任何一个工业城市中所开展的活动，要超过全德一切政治流派、社会主义派别以及宗教派别活动的总和。想必他自己是“死气沉沉，静寂无声”。
此后，我渡海到了法国，看到工人群众热情沸腾，
像火山爆发，
使我胆战心惊，恐怖万分。
这个“穷人”看了这种现象，感到“胆战心惊，恐怖万分”！可见，他就处处看到“贫富的斗争”，他自己也是“奴隶之一”；因为富人不肯听从他的劝说，“人民胜利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因此，他认为他只有投水一死。迈斯纳听他说得有理，就放他走开，说道：“再见，我不能再阻拦你了！”
这个愚蠢的胆小鬼，在英国什么也没有看见，而看到法国无产阶级运动时就胆战心惊，恐怖万分，他那样卑鄙无耻，不去参加本阶级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我们的诗人让他安然地去投水自杀，这做得很好。这个家伙反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在第237页上，猎户穆尔写了一首“致妇女”的忒提阿斯 ［注：古希腊斯巴达诗人。——译者注］式的颂歌。“现在，正当男子既然胆怯地犯罪的时候”，他就号召日耳曼的金发女郎起来，“为自由说一句话”。我们的温柔的金发女郎不一定等待他发出这一号召，早已使公众“胆战心惊，恐怖万分”地看到了一些实例，只要德国妇女穿上长裤，抽起雪茄烟，就有本领做出一番多么崇高的事业。
在分析了我们的诗人对现社会的批判之后，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在社会关系上的piadesideria〔善良愿望〕是怎样的。在诗的末尾，我们发现了用支离破碎的散文笔调写成的“调和”，这是卡尔·贝克诗集末尾的“复活”的翻版。在“调和”中说：
“人类并不是因为它给了个人以生命就生活下去，奋斗下去。人类本身就是一个人。”这样说来，我们的诗人，既是“个别的人”，当然也就“不是人了”。“一个时代将要到来……那时候，人类就会作为一个救世主，作为一个展示一切的神站起来了”……可是这位救世主“几千年”之后才会出现，“这位新的救世主会鼓吹〈他让别人去实行〉大地上一切孩子之间兄弟般的均等的分工”……那时候“犁头将作为精神所笼罩着的大地的象征……作为内心崇敬的标志……而高高升起，大放光芒，冠以玫瑰，甚至比古老的基督教十字架还美”。
老实说，“几千年”以后才到来的事情，对我们简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们用不着去研究：那时候活着的人会不会由于新救世主的“鼓吹”而前进一寸，他们肯不肯听从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的博爱理论是否行得通，或者是否有破产的危险。我们的诗人这一次却没有“看到这么多”。在这一段引文中有趣的只是他对未来的圣物，对牧歌中的“犁头”作了虔诚的顶礼膜拜。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列里，我们一向所遇到的只是市民；现在我们却已经觉察到，卡尔·穆尔第二也要把穿着盛装艳服的村民介绍给我们了。的确，我们看见，他（在第154页上）从山上鸟瞰一个令人神往的欢乐的溪谷，那里农民和牧人怀着对上帝的信仰，怡然自得，快快活活地劳动着。
听啊，充满怀疑的心，穷人会多么愉快地歌唱！
这里穷人“不是卖淫妇，而是孩子，他们的裸体洁白无瑕！”
我明白了：穷苦的人类，只有当它在农夫的劳动中
得到极乐的忘怀和宁静的时候，
才能变得快乐而善良。
为了更明确地向我们说明他真正的见解，他在第159页上给我们描写了一个乡村铁匠的家庭幸福，并希望铁匠的孩子们
永远不会遇到瘟疫，那瘟疫，
就是坏蛋或傻瓜们
以狂妄自大的口吻
所说的文明。
当农民的牧歌还没有和市民的牧歌同时恢复，盖斯纳的牧人场面还没有和拉丰泰的小说同时恢复的时候，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决不罢休的。以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先生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站到了罗霍夫的“儿童之友”[179]的立场上，并从这一崇高的立场出发宣布：人的使命就是变成农民。谁能想到这位具有“强烈的人世苦恼”的诗人，这位具有“熊熊燃烧着的太阳”的人，这位“大发雷霆”的小卡尔·穆尔会有这样的赤子之心呢？
虽然他像农民一样，留恋幽静的农村生活，他还是宣称，大城市是他活动的真正场所。因此，我们的诗人动身到巴黎去了，以便在这里看到
“……工人群众热情沸腾，像火山爆发，
使我胆战心惊，恐怖万分。”
Hélas！il n’en fut rien〔可惜，此行一无所得〕。他在“国外消息”的一篇巴黎通讯中说，他感到异常失望。可敬的诗人曾到处寻找这些热情沸腾的无产者群众，连当时在大砲声和定音鼓声中表演法国革命的奥林匹克马戏院[180]都找遍了；但是他找到的不是一些阴郁的有德行的英雄和严酷的共和党人，而只是一群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人，这些人对漂亮女人远比对人类重大问题更感兴趣。同样地，他到众议院去寻找“法国人民的代表”，而找到的却只是一小撮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空谈家。
巴黎无产者没有举行这样一次小的七月革命来迎接小卡尔·穆尔，使他能够在“胆战心惊，恐怖万分”之中对他们产生一个较好的印象，这实在是不可铙恕的。由于所有这一切不幸，我们可敬的诗人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他作为一个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腹中吐出来的新约拿，预言塞纳河畔的尼尼微必将倾复 ［注：参看旧约“约拿书”。——译者注］，其细节可参阅1847年“国外消息”上的巴黎通讯；在这篇通讯中，我们的诗人还津津有味地叙述了他怎样把bon bourgeois du marais〔善良的沼泽里的小市民〕当作一个无产者，以及由此发生的种种奇怪的误会。
至于他写的“齐斯卡”，我们乐意赠给他自己，因为这本书太枯燥无味了。
我们既然已经谈到了诗，就用三言两语提一提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于1846年在黑里骚以《?a ira》为标题所提出的六条呼吁革命的号召。第一条就是一支德国的“马赛曲”，它歌颂“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称之为革命”的那个“慓悍的海盗”。对这艘打起独特的旗号，给in partibus infidelium[181]的著名的德国舰队输送强大援军的船，发出了如下的号召：
把砲口勇敢地瞄准那满载财宝的银色舰队！
让那可怕的海底
埋葬贪求珍宝的欲望吧！
而且，整个歌曲都写得那样轻松愉快，尽管韵律不同，按照“水手们，开船了，起锚吧！”的调子唱起来还是最好不过的。
“这怎么办”（即弗莱里格拉特怎样搞革命）这一首诗要算最典型了。灾难的年头来临了，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哪里弄到面包和衣服呢？”正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他懂得怎样挽回乖运。他把这一群人都领到后备兵军需库，把军服分给大家，他们就在那里穿上了。他们还拿起枪来“试试”，并认为，要是能把枪带走，才“有意思”。这时候我们那位“勇敢的小伙子”忽然想到：“人家也许会把更挽衣服的玩笑叫作造反、盗窃和抢劫”，所以必须“为自己的衣服而殴斗一番”。于是决定把钢盔、军刀和子弹带都统统拿走，还把一个讨饭袋当作旗帜竖起来。他们就这样来到街上。这时候“皇家的部队”出现了，将军下令射击，而士兵却欢呼着投入这支有趣地换上制服的后备军的怀抱。由于大家很高兴，就仍然“开玩笑地”向京城进发，在那里可以得到支持。于是，由于这一场“更换衣服的玩笑”，结果“御座倒塌，王冠堕落，国基动摇”，而“人民胜利地昂起了低垂很久的头”。这一切进行得这样迅速，这样顺利，以致“无产者大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可能在这全部过程中连一袋烟都来不及抽完。必须承认，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没有像在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脑子里完成得那样愉快和从容不迫。只有害着“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的忧郁症的人，才会把这种天真烂漫的、牧歌式的郊游看作是叛国。
我们现在要谈“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最后一个支派，即柏林派。我们也只是从这一派中提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即恩斯特·德朗克先生来谈谈，因为他创造了一种文艺创作的新形式，为德国文学立下了卓越的功绩。我国的长篇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好久以来就苦于缺乏材料。他们这一行所必需的原料从来还没有感觉这样缺乏过。法国工厂固然供给了许多可用的材料，然而仍然是供不应求，何况其中许多东西常常立刻以译品的形式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从而展开了一种对小说家说来极其危险的竞争。就在这时候，德朗克先生的才能显示出来了：他以蛇夫，“真正的社会主义”星空里的蛇夫的姿态，高高举起德国警察法这条蟠卷着的巨蟒，把它加工制成“警察故事集”中的许多极有趣的短篇小说。的确，这一套错综复杂的、像蛇一样光滑的法律，蕴藏着可供这类写作之用的无比丰富的材料。在每一节中都隐藏着一部长篇小说，在每一条中都隐藏着一部悲剧。德朗克先生身为柏林文人，曾对警察局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在这里很可以根据亲身经验来发挥一番。道路一旦踏出来，不会后继无人，因为这个园地具有丰富的蕴藏。顺便说说，普鲁士法就是种种紧张冲突和动人场面的无穷无尽的泉源。单是关于离婚、瞻养和处女身分方面的法律就给德国整个生产长篇小说的工业提供了足够几世纪用的原料，至于那些关于反常的私人娱乐的章节更不必提了。并且，把这些章节中的一节从诗的角度加以改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冲突及其结局都已经是现成的，只要，随便从布尔韦尔、大仲马或者欧仁·苏的任何一篇长篇小说中摘出一些细节添补上去，一篇短篇小说就做成了。这样一来，德国的市民和村民以及studiosus juris或camera-lium〔研究法律或财政的大学生〕将来就有希望得到一整套关于现行法律的注释，使他们毫不费力地切实精通这门学问，而不沾染一点学究习气。
从德朗克先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希望并不过分。单是利用国籍法的材料，他就泡制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警察局里的一件离婚案）讲到黑森选帝侯国一位文人（德国文人常常把文人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取得市政局法定的同意就娶了一个普鲁士女子。结果，他的妻子和子女就丧失了取得黑森选帝侯国国籍的权利，因此夫妇俩到警察局离婚。这位文人勃然大怒，对现行制度大加叱责，为了这件事一个少尉要求和他决斗，并把他杀死了。警察局里的这些纠葛使得他倾家荡产。他的妻子由于和外邦人结婚而丧失了普鲁士的国籍，现在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第二篇关于国籍权的短篇小说讲到一个穷人被从汉堡送到汉诺威，又被从汉诺威送到汉堡，送来送去，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他在一个地方尝到了苦役的甜味，在另一个地方领会到了监牢的美妙，并且在易北河两岸遭到了鞭笞。这篇小说以同样的方式描写了只能向警察申诉警察滥用职权的这种弊端。它动人地刻划出，柏林警察执行驱逐失业女仆出境的条例如何助长了卖淫，还有其他一些动人的冲突。
“真正的社会主义”老老实实地让德朗克先生愚弄了一顿。它把这些警察故事，这些以“恨世和懊悔”[182]的笔调来描写德国小市民悲哀的如泣如诉的作品，当作是对现代社会冲突的描绘；它相信，在这些作品中进行了社会主义宣传；它丝毫没有想到，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这类悲惨的场面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虽然在这些国家里占统治的制度是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的；它丝毫没有想到，德朗克先生所进行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宣传，而是自由主义的宣传。在这一点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连德朗克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这一切。
德朗克先生也写了一些“民间故事”。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篇关于文人的小说，它描写了职业作家的贫困，以博得公众的同情。这篇小说似乎感动了弗莱里格拉特，使他写出一首动人的诗，哀求关心文人，他喊道：“他们也是无产者呀！”一到德国无产者向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阶级算账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街灯向这些文人先生们，向这个一切卑鄙的阶级中最卑鄙的阶级证明，这些先生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无产者。德朗克先生书中其余的短篇小说，都是一种毫无想像力的杂碎，充分暴露了对实际生活的无知；这些小说的用处仅仅在于：通过一些同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人的嘴说出德朗克先生的社会主义思想。
此外，德朗克先生还写了一本论柏林的书，这本书达到了现代科学的水平，也就是说，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近年来在文献中流行的形形色色的观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鲍威尔派的观点、费尔巴哈派的观点、施蒂纳派的观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的观点）的混合物。全书最后的结论是：不管怎样，柏林仍然是现代文化的中心，是知识界的中心，是一个拥有40万居民的世界城市，巴黎和伦敦可要提防它的竞争。柏林甚至还有巴黎式的浪漫女子，——可是，天晓得，她们与这个城市是完全相称的！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柏林派中，还有弗里德里希·扎斯先生，他也写了一本关于他的精神故乡柏林的书，我们只看到这位先生的一首诗，这首诗刊登在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皮特曼编辑的“诗册”第29页上。在这首诗里，我们的作者仿效着“列奥纳尔作了一个可怕的梦”[183]的曲调，用他只能在德语中找得到的令人非常恶心的字眼和错误百出的语法歌颂了“古老的欧罗巴的未来”。扎斯先生的社会主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风流荡妇”欧罗巴不久定要灭亡。
墓中的蛆虫是你的未婚夫，在新婚的笑声中你听见
哥萨克人和鞑靼人
爬上你的陈腐的灵床吗？
你的棺材行将和亚细亚空虚的石棺
并列在一起……
你的庞大的尸体
破裂〈呸，见鬼！〉而化为乌有，
就像门菲斯和巴尔米拉［注：门菲斯（Memphis）是古代埃及的都城，巴尔米拉（Palmira）是古代叙利亚的城市。——译者注］破裂了〈！〉一样。
衰老的荡妇，
孤苦伶仃的山鹰
会在你腐朽的脑门上筑巢。
很明显，这位诗人的想像力和他的语言的“破裂”程度不下于他的历史观。
现在我们以这位诗人对未来的展望结束我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各星座的观察。在我们的望远镜前面，的确有一系列闪烁的星座掠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军所占领的正是天空中最光亮的那一部分！“特利尔日报”这家全心全意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报纸，以银河的形状，环绕着所有这些明亮的星座伸展开来，放射着市民慈善的柔和光芒。只要任何一件哪怕是稍微牵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事件发生了，“特利尔日报”总是慷慨激昂地出来应战。从安内克少尉一直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从比雷菲尔德博物馆一直到阿斯通夫人，“特利尔日报”都大卖气力，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斗争，弄得满头都是高贵的汗珠。这家报纸实实在在是一条温柔、慈悲、博爱的银河，只有在异常稀有的情况下它才变成酸牛奶 ［注：双关语：银河（MilchstraBe）一语的字面意思是牛奶路。——译者注］。但愿它像真正的银河那样，沿着自己的河床，安安静静地流着，继续以仁慈心肠的奶油和小市民的干酪供应正直的德国市民们；它丝毫用不着担心有人来揩它的油，因为像它那样一碗清汤，哪里还有什么油水。
可是，为了让我们怀着高高兴兴的心情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分手，它通过“诗册”（海·皮特曼编，1847年赖希附近的波尔拿出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庆祝会作为收场。在大熊的庇护之下，放出了旋转焰火，就是在罗马复活节也看不到比这更明亮的焰火。所有社会主义诗人都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供应了几把必不可少的焰火。这些焰火状如麦束，咝咝作响，闪闪发光，升到天上，噼啪地散在空中，化作亿万颗星星，把我们黑夜般的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不消片刻焰火就熄灭了，剩下只是浓烟一片，使夜色比实际上更加漆黑。只有海涅的七首诗，像一颗颗永远闪烁的明星，透过这片浓烟射出光芒，这七首诗出现在这伙人中间，使我们非常惊讶，也使大熊狼狈不堪。但是我们不要为此事感觉不快，也不要担心：这里转载的许多篇维尔特的作品同这一伙人在一起，一定会感到不舒服。我们且来回味这场焰火留给我们的印象吧。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主题。他们歌颂春天有三四次之多，每次都表现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热情。从一切可能的角度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至少有八个被诱奸的女子。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诱奸的行为，而且还看到诱奸的后果；妊娠的各个主要时期至少都有一个人来代表。接踵而来的当然是分娩，再跟着就是杀婴和自杀。遗憾的仅仅是席勒的杀婴的母亲没有在这里出现；但是，编者可能认为，只要人所共知的“约瑟夫，约瑟夫！”等等[184]的呼喊响彻了全书，也就够了。这些描写诱奸的诗歌究竟是怎样写成的，只要看一段根据大家熟悉的摇篮曲的曲调写的诗就可以了解。在第299页上，路德维希·克勒尔先生吟道：
母亲啊，痛哭吧，大声痛哭吧！女儿的心在疼！
哭吧，日夜不停地哭吧！
女儿丧失了贞操！
你的遗训：“学好吧，我的孩子！”
她却把它当作耳边风！
“诗册”根本是一首犯罪行为的真实颂歌。除了上述许许多多杀婴行为以外，卡尔·埃克先生还歌颂了“森林中的暴行”；士瓦本人希勒杀死了自己的五个孩子，约翰·谢尔先生写了一首短诗，大熊则亲自动手写了一首无限长的长诗来加以歌颂。人们好像在德国的市集上，听到手摇风琴师没完结地反复地说唱凶杀故事：
鲜血淋淋的孩子，你这地狱里的孩子，说吧，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你的强盗的巢穴，
无数的人都见了害怕。
你这卑鄙的侏儒
谋害了九十六条人命；
你轻而易举地杀害了他们，
砍断他们的脖子和脊骨……
在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诗人和他们的充满生活温暖的作品中，要进行挑选是异常困难的；不管人的名字叫泰奥多尔·奥比茨，还是叫卡尔·埃克，叫约翰·谢尔，还是叫约瑟夫·施韦泽，本质并没有区别，所有他们的作品都一样美好。我们就随便抓一个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就碰上了我们的老友牧夫泽米希。他正努力把春天提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辨的高度（第35页）：
觉醒吧，觉醒吧，春天就要来到……自由开始以狂飚的步伐，
穿越山谷，无拘无束地奔驰……
这是什么样的自由，我们立刻就会知道：
你们为什么奴颜婢膝地注视着十字架？自由人不能在上帝面前跪倒，
上帝把祖国的橡树推倒，
把自由之神赶跑！
这原来指的是德国原始森林里的自由，在这些森林的树荫下，牧夫可以安安静静地思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道主义”，随心所欲地培植“对暴君的仇恨的刺”。关于刺我们知道：
没有一朵玫瑰没有刺，
因此可以期望，仙女这一朵初放蓓蕾的“玫瑰”不久也会找到自己的“刺”，那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显得异常笨拙”了。牧夫为了“紫罗兰”的利益——诚然，这些紫罗兰那时还不存在——也进行了活动，作了一首诗，题目和叠句是：“买紫罗兰吧！买紫罗兰吧！买紫罗兰吧！”（第38页）
N…h…s ［注：诺伊豪斯（Neuhaus，Gustaw Reinhard 1823—1892）。——编者注］先生的热心很值得称赞，他努力写了三十二页平淡无味的诗篇，其中没有表达任何一点思想。“无产者之歌”（第166页）就是一个例子。无产者来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作了冗长的开场白以后，最后（如果我们要叙述一下他们是从哪里走出来的，就会没有止境，不会有“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喊：
大自然哪！你是一切生物之母！你用爱哺育整个世界，
你让一切共享极乐，
你真是不可思议地崇高伟大！
请听我们热烈的誓言！
请听我们神奥的决定！
江河呀，你们把这个消息带到海洋里去吧！
春风呀，你把它吹到松林里去吧！
写到这里，抓住了一个新题目，然后又以同样的腔调啰嗦了很久。最后，在第十四节里我们才明白这些人的希求是什么，然而那种希求在这里是不值一谈的。
同约瑟夫·施韦泽先生认识一下也不是没有意思的：
思想是灵魂，一切行动仅仅是肉体；认识之光是丈夫，行为是妻子。
说到这里，就很自然地联系到约·施韦泽先生所希求的东西，即：
我要像熊熊的自由火焰一样燃烧、噼啪发响，直到那叫作死亡的灭火器把每一块燃烧的木片浇灭（第213页）。
他的愿望实现了。在这些诗里，他已经尽情地“噼啪发响”，而且他是一块“木片”，这是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不过他却是一块滑稽的“木片”：
我昂着头，握着拳，幸福自由地站着！（第216页）
他的这种姿势应当是无与伦比的。不幸，莱比锡八月暴动[185]驱使他走到街头，在那里他看见了惊心动魄的事情：
啊，可耻、可怕！我面前是一片食人喝血的景象，人的嫩芽吸吮着死亡的露珠（第217页）。
海尔曼·艾韦贝克也没有丢脸。他在第227页上唱起“战歌”来，毫无疑问，凯拉赛人早已在条多堡森林里哼过这支歌：
为自由，为我们胸中的实体，我们英勇地战斗。
莫非这是一支孕妇的战歌么？
既不是为金钱，也不是为勋章，也不是出于无聊的嗜好，
我们是为后代而战斗……
在另一首诗里我们知道：
人类的思想是神圣的，他们的感情也是神圣的，
一切温柔的心灵都由于
这样的思想和感情而衰颓。
正如这一切心灵由于“感情和思想”而衰颓一样，它们由于这些诗句也是可以“衰颓”的。
我们热爱这大地，热爱它的善和美，
我们在人类纯洁的田地上，
孜孜不倦地劳动。
而这片田地所付给我们劳动的报酬，却是这样一些连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也都写不出来的惹人伤感的拙劣诗篇。
理查·莱茵哈特先生是一位安静沉着的青年人。他“以自我发现的安静平稳的步伐走了许久”，献出了一首祝贺“年轻人类”生日的诗，在这首诗里他只满足于这样歌颂：
纯洁自由的爱情的太阳，纯洁爱情的自由的光明，
爱情与和平的亲密的光明。
我们读这六页诗时心里觉得很舒畅。“爱情”出现了六次，“光明”出现了七次，“太阳”出现了五次，“自由”出现了八次，像“星星”、“灿烂”、“白昼”、“喜悦”、“欢乐”、“平静”、“玫瑰”、“热情”、“真理”以及生活中其他次等的快慰就更不用说了。谁要是有福气受到这样的歌颂，那真是死也瞑目了。
但是，我们一旦能够欣赏鲁道夫·施韦尔特莱因先生和大熊这样的巨匠，我们何必留恋拙劣的作者呢！我们且搁下这一切虽然可爱，但确实还很不完美的尝试之作，而去看看登峰造极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吧！
鲁道夫·施韦尔特莱因先生吟道：
“前进！”我们是生活的骑士。乌拉！（三次）
上哪儿去，你们这些生活的骑士？
我们奔赴死亡。乌拉！
我们吹起号角。乌拉！（三次）
你们的号角发出什么声音呢？
号角发出死亡的吼声。乌拉！
军队留在后面。乌拉！（三次）
你们的军队在后面做什么？
它长眠不醒了。乌拉！
听啊！敌人不是在吹号么？乌拉！（三次）
你们好苦啊，可怜的号手！
现在我们奔赴死亡。乌拉！
你好苦啊，可怜的号手！——我们看见，这位生活的骑士不仅以可笑的勇气奔赴死亡，他还以同样的无畏精神闯进胡说八道的泥潭。在那儿他觉得好像虱子在羊毛里那么舒服。往后在好几页上，这位生活的骑士开“火”了：
我们是这样聪明，知道世上的一切，生活已经急速地前进……
可是，你划船时掀不起波涛，
幽灵仍在你耳边喧嚣。
但愿有一个极其坚硬的躯体在这位生活的骑士的“耳边喧嚣”，以便打消他乐于同幽灵打交道的嗜好。
啃一口果子！在果子和牙齿之间，马上就冒出一个怪影来，
在飞驰中抓住马鬃，
一个长着马耳的怪影立刻竖立起来。
这位生活的骑士的脑袋两旁也有什么东西“竖立起来”，但那并不是“马耳”——
思想的鬣狗在你周围奔驰，你心里看中哪个就拥抱哪个吧。
这位生活的骑士的情形和其他勇敢的斗士一样。他不怕死，可是“精灵”，“怪影”，尤其是“思想”却使他和白杨树叶一样发抖。为了摆脱这些东西，他决定放火烧掉世界，决定“冒险制造一次世界大火灾”：
破坏——这是伟大的时代口号，是调和纠纷的唯一法宝；
在认识存在的一切道路上，
让肉体和精神燃烧。
让世界像在坩埚中的矿砂一样，
在火中沸腾起来，铸成新的样式，
魔鬼用火的审判清洗世界，
这就是世界新纪元的开端。
这位生活的骑士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在伟大的时代口号中，在呼吁走完认识存在的一切道路的号召中，调和纠纷的唯一法宝就是把坩埚中的矿砂烧成肉体和精神，也就是说，使世界新纪元的破坏铸成火的审判，换句话说，让魔鬼把在开端之火中燃烧的整个世界夺走。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老友大熊那里去。我们曾谈到过他的“希勒之歌”。这首诗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蒙上帝之恩的人民，你们是否了解，作为流浪汉去欢迎世界是多么痛苦；
我们永远也不能获得自由。
大熊迫使我们无可奈何地听完了群尽无比的全部痛史之后，突然又重新大吟其关于“伪善”的诗篇：
我诅咒你，你这邪恶的世界，诅咒你，你这黄金偶像；
诅咒有钱的妖魔们，
你们残酷暴虐，犯下了滔天罪行。
诗人的口对你们讲出了实况真情：
四周流着无辜的孩子们的鲜血！
我当着你们的面揭发这个真理，
我正在等待复仇时刻的来临！
看起来大熊的胆量简直令人吃惊，他当着人们的面从“诗人的口里揭发这个原理”。然而，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用不着为他的肝脏和他的安全担心。富人们一点也不危害我们的大熊，正像我们的大熊一点也不危害富人们一样；大熊认为，人们不把老希勒砍头，就得
把最柔软的绒毛枕头小心翼翼地垫在凶手的脑袋下，
让他——为了你们的幸福——在酣睡中忘掉
你们夺去了他的快乐；
当他醒着的时候，就得有两百架竖琴
在他周围奏着悦耳的音乐，
好让孩子临死时喉咙里格格的响声
永远不会刺破他的耳膜，不会使他的心房破碎。
还有其他赎罪所需要的东西——
爱情所能提供的最美妙的东西——
那时候，你们也许能摆脱罪行，
而良心也会获得安慰（第263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真理，实际上是一切温情之中的温情！“为了你们的幸福”！“良心的安慰”！大熊年老昏瞆，讲起童话来了。大家知道，他仍旧在“等待复仇时刻的来临”。
他的几首“墓地牧歌”比“希勒之歌”还要快活得多。作者先看见埋葬一个穷人，并且听见他的寡妇啼哭；后来他看见埋葬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阵亡的士兵，是他老父亲的唯一依靠；后来又看见埋葬一个被母亲杀死的孩子；最后看见埋葬了一个富人。他看见了所有这一切以后，就开始“思索”：
我的眼睛变得明晰，炯炯发光，看透了墓穴（第285页）。
可惜他的诗句并不“明晰”，要想看“透”它们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神秘的东西。
然而，有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完全“神秘的”，而在全世界看来却是“明白的”，这就是他的诗毫无价值。这位目光锐利的大熊看见“天大的奇迹飞快地发生了”。那个穷人的手指变成了珊瑚，头发变成了丝，这样一来，他的寡妇就发了大财。那个士兵的坟里冒出了火焰，烧毁了国王的宫殿。那个孩子的坟里长出一株玫瑰，玫瑰的清香飘进了母亲的监牢。那个富人来世变为一条毒蛇，大熊还给自己安排了一桩私人乐事：让自己最小的儿子把这条毒蛇踩个稀烂！大熊以为这样“我们大家都会命定长生不死”了。
不过，我们的大熊仍然是有勇气的。在第273页上，他用霹雳般的声音向“他的不幸”挑战；他敢抗拒它，因为：
有一头猛狮在我心中，它是那样勇敢，那样强大而敏捷，——
要当心它的铁爪！
不错，大熊“感觉到了战斗的欲望”，并且“不怕受伤”。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7年1月—4月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2年第一次用原文出版，1933年用俄文出版
按手稿刊印
原文是德文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155]恩格斯的著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直接继续。
1847年初，“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总流派范围内发展成了各种派别（威斯特伐里亚派、萨克森派、柏林派）。因此，恩格斯打算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重新修改增订一遍，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各个派别。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已经谈到了这个计划。这部著作至少是在4月写完的（在正文中曾提到1847年4月10日出版的“国外消息”杂志），流传下来的是一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手稿。按照手稿最后一部分来判断，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没有写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部著作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2年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参看Marx-Engels Gesamtausgabe，Abt．I，Bd．6，S．73—116）。——第641页。
[156]暗指海·克利盖曾经是“人民论坛报”的编辑。
“人民论坛报”（《Der Volks-Tribun》）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立的周报。出版时间从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第642页。
[157]指尤·迈耶尔的一篇论文：“论现代和未来的国民经济”。这篇论文曾刊印在1845年比雷菲尔德出版的“人民手册”第二年刊中。
“人民手册”年刊（《Dies Buch gehört dem Volke》），是奥·吕宁1845年在比雷菲尔德、1847年在帕德波恩出版的。共出了三卷。——第642页。
[158]这都是星座的名字，它们用来讽刺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狮子座”指海尔曼·克利蓝，“巨蟹座”指尤利乌斯·海尔米希，“双子座”大概是指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耶尔，“白羊座”指约瑟夫·魏德迈，“金牛座”指奥托·品宁。——第642页。
[159]“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由莫·赫斯任编辑，1845—1846年在爱北斐特，一共出版了十二期。——第643页。
[160]恩格斯指的是“威悉河汽船”杂志的查封。
“威悉河汽船”（《Weser-Dampfboot》）是小资产阶级的刊物，后来逐渐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杂志了。1844年在敏登发行：从1月至10月，每周两次，从11月至12月每月一次。奥·吕宁从11月起成为该杂志的副编辑。1844年年底，该杂志被封闭，1845年初它又以“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的名称出版。
波江座是南半球的星座，形状像一条河。——第644页。
[161]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20）。——第644页。
[162]“工场”（《Werkstatt》）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杂志，由格·席尔格斯任编辑，1845—1847年在汉堡出版。——第645页。
[163] Beatus ille qui procul negotiis（不知忙碌的人才是幸福的；这里的意思是：不经商的人才是幸福的）。见“贺雷西诗集”抒情诗2，第1首。——第645页。
[164]乘号（×）是“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的一个写稿人的通讯记号。——第651页。
[165]在“社会明镜”月刊的封面上曾印着一个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画像。——第651页。
[166]以下恩格斯引证了弗·施纳克发表在“社会明镜”上的反对谷兹科夫、施泰因曼、奥比茨的那些文章。——第653页。
[167]引自歌德的警句“完整无缺”。——第653页。
[168]指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的一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这篇文章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是有有机联系的（见恩格斯于1847年1月15日写给马克思的信）。——第654页。
[169]席勒的诗“潜水者”（《Der Taucher》）。引文已经改变了：在原文中不是《Leichen》（尸体），而是《Larven》（恶魔）。——第656页。
[170]按照许多德意志国家过去的出版法，只有超过二十印张的书籍才可以不受预先检查。——第657页。
[171]以下恩格斯从歌德的诗“李丽的花园”中引了三段引文。——第658页。
[172]芸香枝花冠（Rautenkrone）是萨克森的最高勋章。——第622页。
[173] Così fan tutti（全都是这样做）是一句成语，起源于莫扎特的一个喜歌剧的名称《Così fan tutte》（“全都是这样做”）。——第664页。
[174]“紫罗兰。无辜的现代评论小报”（《Veilchen．Harmlose Blät-ter für die moderne Kritik》）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周刊，由格·施吕塞尔担任编辑，1846—1847年出版于包岑（萨克森）。——第665页。
[175]“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1815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40年代中叶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因而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第665页。
[176]摘自歌德叙事诗“紫罗兰”。——第665页。
[177]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见“浮士德”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部第186页）。——第667页。
[178]卡尔·穆尔、施魏采、斯皮格尔勃都是席勒戏剧“强盗”中的主角。——第668页。
[179]弗·艾·罗霍夫“儿童之友”（乡村学校读本）1776年勃兰登堡和莱比锡版（F．E．Rochow．《Der Kinderfreund．Ein Lesebuch zum Gebrauch in Landschulen》．Brandenburg und Leipzig，1776）。关于此书的评价，请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五章。——第676页。
[180]奥林匹克马戏院（Cirque olimpique）——巴黎的一个戏院。——第677页。
[181] 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真正的现实以外（直译是：“在无信仰的国度里”。这是对非基督教国家里的那些形同虚设的天主教主教的称号的补充）。
正文的内容暗指海尔维格的爱国诗“德意志舰队”（1841）以及弗莱里格拉特的爱国诗“舰队的愿望”（1843）、“两面国旗”（1844），在这些诗歌中，歌颂了当时还没有的德国舰队的未来。——第678页。
[182]“恨世和懊悔”（《Menschenhaβ und Reue》）是奥·科采布的戏剧名称。——第680页。
[183]哥·奥·毕尔格尔的叙事诗“列奥纳尔”的开始部分。——第682页。
[184]指席勒的诗“杀婴母亲”。——第684页。
[185]指1845年8月12日萨克森部队向人民游行队伍的枪击。游行的目的是反对萨克森政府迫害“德国天主教徒”的资产阶级运动。——第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