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中的舞弊

马克思

1852年8月20日星期五于伦敦

上届下院解散以前，议员们决定给自己的继任者尽量制造困难，阻挠他们进入议会。他们通过了一条严峻的法律，禁止行贿、舞弊、恫吓和一切选举中的诈骗行为。

他们拟定了一大串详尽的和琐碎得难以想像的问题，根据上述法律，这些问题可以向呈交选举抗议书者提出，也可以向当选的议员提出。可以要求他们宣誓说明：他们的代理人是谁，他们和代理人的联系如何。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并要求加以说明：不仅就他们所知，甚至就他们“推测、估计和猜想”，在选举中他们自己花了多少钱，或者别人替他们花了多少钱——经他们同意的或者没有经他们同意的。一句话，任何一个议员，只要稍微怀疑也许有人曾为了他而违犯法律，他就无法经住这种奇异的考验 ［注：“考验”原文为Ordeal，原意是古代条顿族所实行的一种裁判法——令受裁判者将手插入烈火或沸水中，或服毒药，倘若不受伤或不中毒，便算无罪；此外，同原告举行决斗而获胜也算无罪。——译者注］而不犯违誓罪。

总之，即使新的立法者也像僧侣对待三十九信条[257]那样自由地——只相信其中 几条，却在 全部信条上签名——对待这个法律，在这种条件下，这个法律中也仍然有足够的条款使新的议会成为曾经代表三个王国发表演说并为它们制定法律的历届议会中最清白的一届。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个法律和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选对比一下，就会看出这个法律使托利党获得了无可争辩的光荣：在他们执政期间，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新的选举正在进行，其间演出了从过去托利党人的垄断以来的空前未有的行贿、舞弊、暴行、酗酒和谋杀的活剧。我们听说有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抓住自由派选民，强迫他们在地主的监视下违背自己的信念投票；如果人民对被迫害的选民表示同情，这些士兵就冷酷地瞄准这些人开枪，他们大批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指六里桥、克勒尔郡和里美黎克的事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发生在爱尔兰啊！不错，可是在英格兰托利党人利用警察去捣毁对手的讲坛；他们派遣成群的匪徒和打手到街上去拦截和吓唬自由派选民；他们开设了道地的酒窟；他们不惜巨资进行收买，例如在得比就是这样；几乎在每一个竞选的地方，他们都不断恫吓选民。”

上面是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258]描写的情形。听了宪章派这个周报的报道以后，现在我们来听听同宪章派敌对的政党的周刊——工业资产阶级最稳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伦敦的“经济学家”怎样说吧。

“我们确信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大选中发生的舞弊和恫吓，出现的谄媚、狂热和放肆，都是以往的类似情况所不及的。据说，这次选举中行贿的规模比往年大得多……最近这次选举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恫吓和非法影响选民的手段超过了最大胆的想像……大摆酒宴，玩弄卑劣的阴谋，大规模地行贿，野蛮地恐吓选民，诬蔑候选人的声誉，蹂躏正直的选民，收买和侮辱软弱的选民，光天化日之下露骨地无耻地进行造谣、陷害、诽谤，亵渎神圣的语言，诋毁高尚的名声，——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在一大堆肉体被践踏、灵魂受折磨的牺牲者面前感到毛骨悚然；而新议会就是在这些牺牲者的坟墓顶上建立起来的。”

恫吓和舞弊是司空见惯的方式。首先是政府方面直接施加压力。例如，在得比，有一个选举代理人在行贿时被当场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军务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的一封信，这位少校借给他一笔钱作竞选费用，要他凭信到一家商行去支取。“普尔公报”公布了由一个海军基地司令官签署的海军部给预备役军官的通告，要他们执政府提名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直接使用了武力，在科克、拜尔法斯特和里美黎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里美黎克打死了八个人）。地主威胁佃户，如果佃户不和他们投一样的票，就要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得比勋爵的地产管理人在这方面给他们的同行做出了榜样。店主遭到失去主顾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到处都使用了把选民灌醉的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了使用这些 世俗的舞弊方法外，托利党还采用了 宗教的手段。女王颁布了禁止天主教举行游行仪式的告谕，借以煽起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到处都是“打倒天主教徒！”的喊声。斯托克波尔特的骚动[259]就是这个告谕造成的一个后果。当然，爱尔兰的神甫也用类似的武器回敬了敌人。

在选举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只是一个皇家法律顾问就已经收到二十五个地区递来的抗议书，要求由于选举中的行贿和恫吓事件而宣布议会选举无效。在得比、考克茅斯、巴恩斯特珀耳、哈里季、坎特布里、亚马斯、威克菲尔德、波士顿、哈得兹菲尔德、温莎及其他许多地区都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当选的议员的抗议书，并筹集了相当的诉讼费用。可以肯定，即使在事态的发展对议会中拥护得比政府的议员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至少会有八个到十个人由于这些抗议书而被取消议员资格。

当然，行贿、舞弊和恫吓的主要场所自然是农业地区和贵族统治下的城镇。在通过1831年的改革法案时，辉格党曾费尽心机把这些地区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工业地区的选区，由于情况特殊，是非常不适于采用这些手段的。

举行大选的日子，在英国向来是狂饮滥醉的酒神节，是照例的政治信仰交易的结账期，是酒店老板生意最兴隆的日子。有一家英国杂志 ［注：即“经济学家”。——编者注］这样说：“这种定期举行的 农神节每一次都长久地留下伤风败俗的痕迹。”这是很自然的。这是道地的古罗马的农神节。在这个节日里，主人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主人。可是如果奴隶只当一天主人，那末这一天粗野的本能就会统治一切。主人就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的达官显贵，扮演奴隶角色的就是这些阶级的大批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他们周围则有成千上万个没有选举权的人，后者的唯一使命就是充当单纯的配角；这些人的口头支持或举手赞成向来都是很需要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如果回溯一下英国百余年来的选举史，那末产生的问题就不会是英国历届议会为什么这样糟糕，反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为什么居然还能成为它们过去的那个样子，并且还能模模糊糊地多少反映出一些英国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样，反对代议制的人在发现下面的事实时想必也会感到惊奇：只凭抽象的多数、只凭票数的偶然对比来决定一切的立法机关，有时却能按照形势的要求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至少在其全盛时期是如此。任何时候，单从票数的对比，即使借助于最牵强的逻辑推理，也不能得出表决必然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相反，议员的一定的对比的必然性，却是由当前的情况自然而然产生的。英国选举中传统的行贿，不正是表现互相竞争的政党之间力量对比的一种粗野而露骨的特殊形式吗？这些政党在其他场合以寻常的方式采用的影响和统治的手段，在选举的这几天中则以特殊的方式，以相当离奇的形式实行着。而这两种不同情况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互相竞争的政党的候选人代表着全体选民的利益，而这些有特权的选民又代表着没有选举权的群众的利益，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没有选举权的群众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德尔斐的女巫必须被一种气体迷倒，才能得到神谕；不列颠人民必须用杜松子酒和黑啤酒把自己灌醉，才能找到带来神谕的立法使者。至于到哪里去找这些使者，那是不说自明的。

从工商业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正式的政党与辉格党和托利党平起平坐的时候起，特别是从1831年改革法案通过的时候起，各个阶级和政党彼此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者对耗费颇大的竞选手段，对大选的这些faux　frais〔非生产费用〕丝毫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同土地贵族竞争，利用一般的道德手段要比个人出钱来得便宜。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他们代表着普遍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利益。因此他们能够要求选民本着全民的利益、而不本着个人或地方的利益行事。用来影响选民的陈旧手段愈是（由于选民的成分本身）主要地成为土地贵族的武器，而为资产阶级所不能使用，资产阶级也就愈是坚持上述的要求。因此，资产阶级就为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选举而斗争，并且强迫议会通过根据这种精神制定的法律，其中每一项法律都是用来抵御土地贵族的地方势力的。的确，从1831年起，贿赂行为采取了比较文明比较隐蔽的形式，大选也在较为平静的状态下进行了。现在，人民群众总算是不再做应声虫了，过去他们或多或少热心地参与了那些抽签决定胜负的官场英雄们的斗争，当议会偶像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克里特岛上的库列特在丘比特诞生时一样痛饮狂欢[260]，并因热烈地参加对这些偶像的歌颂而获得相当的酬金和款待。现在，宪章派则成群结队，来势汹汹，团团围住了要演出官方的竞选斗争的场所，并且用充满怀疑的目光仔细地监视着场上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条件下，1852年这样的选举不能不引起公愤。甚至保守党的机关报“泰晤士报”也破天荒第一次替普选权说了几句话，而不列颠的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则异口同声地喊道：改革的敌人给改革的拥护者提供了最好的论据；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的选举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产生的下院就是这个样子！

要了解最近这次选举中所采用的这一套行贿、舞弊、恫吓手段的真正性质，必须注意到同样也在这一方面起作用的一个情况。

如果看一下1831年以来的各次大选，那就会发现，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对享有特权的选民圈施加的压力愈大，资产阶级要求扩大这个圈子的呼声和工人阶级要求彻底消灭这个圈子的呼声愈高，真正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就愈来愈少，因而，选民圈也就愈来愈缩小。这在最近这次选举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就拿伦敦做例子来看吧。在西蒂区，有26728个选民，参加投票的只有10000人。在哈姆雷特塔区，登记的选民有23534人，参加投票的只有12000人。在芬斯贝里，20025个选民中投票的还不到一半。在竞选斗争最剧烈的利物浦，17433名登记的选民中投票的只有13000人。

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选举特权的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选民圈已经过时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决不是说，选民们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谷物法是谁废除的呢？当然，不是选出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纯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才废除的。现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议会的手段了。他们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

因此，托利党人使用贿赂和恫吓手段，只不过是想拚命挽救那个已不能有什么积极作为的、在选举中再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和选出真正国民的议会的垂死的选民圈而已。结果怎样呢？旧议会解散了，因为在它快要完结的时候，它已经分裂成一个个互相使对方不能有丝毫作为的派别集团了。新议会开始时的情形则同旧议会完结时一样。它一生下来就陷于瘫痪状态。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8月16日前后

载于1852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2号和1852年10月16日“人民报”第2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257]三十九信条是1571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英国国教会的信条。——第398页。

[258]见注244。——第399页。

[259]指1852年6月29—30日一群狂热的英国新教徒在地方当局和警察的纵容下在斯托克波尔特城（英国柴郡）蹂躏爱尔兰人的暴行。占全城居民三分之一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住房被捣毁，有些爱尔兰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而当时警察却把一百多名无辜的爱尔兰人拘禁起来，拘禁的借口是他们参加了骚动。斯托克波尔特事件使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民族纠纷重新加剧起来。——第400页。

[260]据希腊神话，库列特在克里特岛上保护了婴儿宙斯（至高无上的天神，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丘必特）。宙斯的父亲害怕自己的孩子篡夺自己的王位，想把他吃掉，他的母亲女神蕾娅把他藏起来。康列特用矛击盾牌发出的一片响声盖住了新生的宙斯的哭声。——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