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科伦案件
[283]
1852年12月1日星期三于伦敦
你们也许已经从欧洲报刊上看到许多关于迫害普鲁士共产党人的科伦的巨大案件及其结局的报道。但是，鉴于这些报道没有一个哪怕是比较真实地说明了事实，鉴于这些事实能够揭穿使欧洲大陆受到束缚的各种政治手段，我认为有必要回头来谈谈这一案件。
由于结社权和集会权的废除，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政党一样，都失去了在大陆上建立合法组织的可能性。更何况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袖们都已被逐出自己的国境。但是，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如果说在自由资产阶级以及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那里，它们的社会地位、它们的物质优势以及它们的成员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日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代替这类组织的话，那末，没有这种社会地位和资财的无产阶级，便不得不在各种秘密的联合中寻求这种组织。正因为如此，无论在法国或者在德国都出现了许多秘密团体，这些团体从1849年起就被警察当局一个个地破获了，并且被扣上阴谋家组织的罪名而遭到迫害。这些团体中，有许多的确是阴谋家的组织，的确是为了推翻现存政府而建立起来的，——谁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动手组织密谋，那他就是胆小鬼，同样地，在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那就是胡闹。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团体，它们抱有更远大更崇高的目的，它们懂得：推翻现存政府只不过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中的过渡阶段，它们竭力把以它们为核心的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训练党去进行最后的决战。这一决战或迟或早将必然在欧洲不仅永远消灭“暴君”、“专制君主”和“王位追求者”的统治，而且永远消灭无比强大的极端可怕的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
德国先进的共产主义政党[284]的组织就是这样。这个政党根据它的“宣言”（发表于1848年）的原则以及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载的题为“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注：见本卷第3—115页。——编者注］这组文章中所阐明的原理，从来不抱这样的幻想：似乎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那种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它的思想的革命。它研究了1848年革命运动的起因及其失败的原因。它认为，阶级间的社会对抗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因此它去探究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上，一个社会阶级能够而且必然要担负起代表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使命，也就是担负起在政治上领导该民族的使命。历史向共产主义政党表明：继中世纪的土地贵族之后，后来也夺取了政权的最初一批资本家的金融实力怎样成长起来；这个 金融资本家集团的社会影响和政治统治怎样被 工业资本家的日益增长（从使用蒸汽时起）的威力所排挤；另外两个阶级即小资产者阶级和工业工人阶级目前在怎样要求统治权。1848—1849年的实际革命经验证实了一种理论观点，从这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首先必须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当政，然后它才能指望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消灭使它处于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雇佣奴隶制。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不能抱有推翻德国 现存各邦政府的直接目的。它建立这种秘密组织不是为了推翻这些政府，而是为了推翻迟早必将取它们而代之的那个叛乱政府，该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当时都能给予并且无疑地会给予反对status quo〔现状〕的革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但是，在给这种运动作 准备的时候，除了在群众中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是不能有其他方法列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任务的。这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对它的这些基本原则都是十分明了的，因此，当它的某些成员为虚荣心和个人野心所驱使，企图把同盟变成ex tempore〔即兴地〕进行革命的阴谋家组织时，他们很快就被开除出盟。
世界上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提出理由把这样的同盟叫做阴谋家组织，叫做为策划叛乱而建立的秘密团体。如果这也算是密谋的话，那也不是反对现存敌府的密谋，而是反对它的可能的继承者的密谋。这一点普鲁士政府当局也是知道的。当局之所以把十一名被告单独监禁了十八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来干最惊人的法律勾当，原因也就在这里。在八个月的监禁之后，“由于缺乏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竟又把被告们关了好几个月来继续进行侦查，简直岂有此理！最后，当被告们终于出现在陪审法庭上的时候，竟没有办法给他们扣上某种带有叛国性的预谋勾当的罪名。但是他们毕竟被判了罪，现在不妨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是怎样被判罪的。
1851年5月，同盟的一个特派员 ［注：即诺特荣克。——编者注］被捕，根据从他那里查获的文件逮捕了其他一些人。一个叫 施梯伯的普鲁士警官很快就接到一项命令，要他监视莫须有的密谋在伦敦的据点。他终于从上述一些被开除出盟以后真的在巴黎和伦敦组织了密谋的叛徒们那里获得了若干文件。这些文件是通过双重的罪行获得的。收买了一个叫罗伊特的人，砸开了该协会秘书 ［注：即奥·迪茨。——编者注］的写字台，从抽屉里偷走了文件。但是这还仅仅是开始。这种盗窃行为的结果是揭发出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并给密谋的参加者判了罪，但是仍然没有提供出共产主义者大同盟的线索。顺便提一下，巴黎的密谋的领导人是住在伦敦的几个爱虚荣的傻瓜和政治chevaliers d’industrie〔骗子〕以及一个过去曾经因伪造行为被判了罪但目前已在巴黎当上了警探的人 ［注：即舍尔瓦尔。——编者注］。受他们愚弄的一些糊涂虫老是用狂暴的豪言壮语和杀气腾腾的浮夸辞藻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的极端微不足道。
因此，普鲁士警察当局不得不去寻求新的发现。它在普鲁士驻伦敦的大使馆里设立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分署。一个叫格莱夫的警探以大使馆随员的头衔为掩护进行他的卑鄙活动——老实说，这种作法足以把普鲁士的所有大使馆都置于国际法之外，甚至连奥地利人也还不敢这样做。在格莱夫的领导下工作的，有一个叫弗略里的伦敦西蒂区的商人，这个人在上流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联系，是一个天生下贱专干卑鄙勾当的下流坯；另一个暗探是店员，名叫希尔施，不过，他在伦敦时就已经有人怀疑他是一个密探。他曾经混入流亡伦敦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中间。他们为了查明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曾容忍他在自己人中间混了一个时期。他勾结警察当局的罪证不久就被发现，这位希尔施先生从此也就隐藏起来了。这样一来，他虽然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获得可供出卖的情报，但他毕竟还不是无事可干。当他幽居在肯辛顿时，虽然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上述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每周都要编造一些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根本无法破获的那个阴谋家组织的虚构中央委员会的虚构会议的虚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是最荒唐不过的。没有一个名字是确实的，没有一个姓是真有的，强加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的话，没有一句是多少有点像这个人可能说出的话。希尔施在伪造这些假货时曾得到他的老师弗略里的帮助，而且也绝不能证明“随员”格莱夫没有亲自动手干这一卑鄙的勾当。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普鲁士政府当局还是把这些荒谬绝伦、胡说八道的东西当做神圣的真理，可以想像，把这类证据当作提交给陪审法庭的诉讼材料，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混乱。案件开始审讯时，上述的警官施梯伯先生亲自出马坐在证人席上，发誓证明所有这些荒谬的捏造材料都是真实的，并洋洋自得地硬说什么他手下的一个密探和在伦敦的那些应当被看作这一可怕密谋的主要组织者的人们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个密探的确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因为八个月中他在肯辛顿一直没有露过面，生怕真的碰到密谋的某一个参加者。但是他似乎每周都在报告这些人的最秘密的思想、言论和活动。
然而，希尔施和弗略里这两位先生还留了一手，他们还有一个杰作。他们把他们所捏造的全部报告改编成秘密的最高委员会（普鲁士警察当局硬说有这么一个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而施梯伯先生发现，这个本子竟同他过去从这两个人那里得到的报告一模一样，所以他立刻把它交给陪审员，并再一次发誓说，经过一番慎重的研究之后，他坚信这个本子是真的。就在那个时候，希尔施所报告的那绝大部分荒谬的捏造材料公布了。当这个秘密委员会的虚构成员听到了他们在此之前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关于他们的报道时，他们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洗礼时本来命名为威廉的人，在这里却被改名为路德维希或卡尔；一些人硬被说成在伦敦发表演说，其实当时他们在英国的另一个地方；一些人被报告说他们读过某些信件，其实这些信件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报告中还说什么他们每星期四都举行例会，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在每星期三照例举行一次友谊聚会；一个刚会写字的工人竟成了记录之一，并且以记录的身分签了名；他们所有的人发表意见时都被迫一律用也许是普鲁士警察派出所的语言，但决不用多半是由在本国享有盛名的著作家组成的那个协会的语言发表意见。除了这一切，还捏造了一张伪造者们为收买记录本而向臆造的中央委员会的虚构的秘书付款的收据。但是这个虚构的秘书的存在，其根据只不过是某个诡谲的共产党人用来愚弄不幸的希尔施的一个迷阵而已。
这种拙劣的捏造是太糟糕了，结果竟弄得事与愿违。虽然被告的在伦敦的朋友们根本不可能向陪审员说明事实真相，虽然他们寄给辩护人的信件在邮局里被没收了，虽然文件和发誓写成的书面证词（它们毕竟被交到这些律师的手里了）不允许作为证据，但是由于激起了公愤，甚至连国家起诉人，以及曾发誓担保这个记录本的真实性的施梯伯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捏造的。
但是，这种伪造并不是警察当局所干出来的唯一的伪造行为。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还发生了两三件这样的事情。警察当局在罗伊特伦来的文件上加油添醋，借以歪曲文件的原意。有一个满纸荒唐的文件是模仿马克思博士的笔迹写成的，这个文件直到最后起诉人方面不得不承认是捏造的以前，有一个时候硬被说成是马克思写的。但是，在警察当局的每一种无耻勾当被揭穿之后，又干出五六种无法立刻揭穿的新的无耻勾当，因为当局千方百计地要把辩护人弄得措手不及，不得不在伦敦弄证据，而辩护人同流亡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的每一次通信在法庭上都被说成是参与假定的密谋的一种行为！
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两个人的真面目就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这是连施梯伯先生本人在他的证词中也已经表明了的。至于说到希尔施，他在伦敦治安法官面前曾经供认，他在弗略里的指使和协助下伪造了“记录本”，后来他为了逃避刑事处分而逃离了英国。
在审判过程中所进行的这样可耻的揭露，使政府当局狼狈不堪。它为这个案件物色的陪审员都是过去没有在莱茵省露过面的人物：六个贵族——十足的反动分子、四个金融巨头、两个政府官员。这帮人毕竟不很愿意去细心地分析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证据；这些证据竟在他们的面前堆了六个星期之久，而这时经常在他们的耳边发出这样的叫喊声：被告们是可怕的共产主义密谋的头子，这个密谋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神圣的东西：财产、家庭、宗教、秩序、政府和法律！可是，如果政府当局在当时不向特权阶级暗示：在这个案件中宣判被告无罪，这将成为废除陪审法庭的信号，并将被人理解为直接的政治示威，理解为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准备甚至同极端革命派结成同盟的证据，那末终归是会宣判无罪的。不管怎样，政府当局最终还是把普鲁士的新刑法典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给七名被捕者判了罪，而只有四人被宣判无罪。被判罪者分别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监禁[285]。毫无疑问，当你们得到这个消息时，你们一定会及时地把它报道出去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2年11月29日
载于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4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283]“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后来，这篇文章被收集在经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整理并于1896年出版的单行本“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论文集里，以代替恩格斯答应过但未见报的这个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第449页。
[284]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俗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正义者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阴谋组织，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月初返抵德国，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民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绍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34）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1848年年底，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中断的联系，派约瑟夫·莫尔作为特派员去德国整顿同盟组织。伦敦中央委员会曾修改了1847年的盟章，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譬如，不提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宣布同盟的宗旨是建立社会共和国。1848到1849年的冬天莫尔在德国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人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一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中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断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坚守着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阵地。
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许多盟员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失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停顿了。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于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前的组织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850年3月，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新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1850年9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本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450页。
[285]根据1852年11月12日科伦陪审法庭的判决，被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毕尔格尔斯、彼·诺特荣克和彼·勒泽尔三人被判处六年徒刑，海·贝克尔、卡·奥托和威·赖夫三人被判处五年徒刑，弗·列斯纳被判处三年徒刑。罗·丹尼尔斯、约·克莱因、约·埃尔哈特和阿·雅科比四人被宣判无罪。罗·丹尼尔斯因在监狱中得了肺病，获释后过了几年就死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斐·弗莱里格拉特为躲避逮捕和审判而逃亡伦敦。——第456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