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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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1月28日星期五于伦敦
1月25日“泰晤士报”上有一篇题为“自杀成风”的文章，发表了如下见解：
“常常可以看到，在我国每当公开执行绞刑之后通常会立即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或不幸事故；这是处死某一著名罪犯对神经过敏病患者和神经衰弱的人的强烈影响的结果。”
“泰晤士报”列举了一些事件来证实这种论断。其中一个事件是：在设菲尔德有一个疯子，当他同另一些疯子谈过关于巴尔布尔被处死的情形之后，就上吊自杀了。另一事件发生在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身上，他也是上吊自杀的。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大概也不会认为所举事实可以作为哪一种说法的论据。这里简直是在公开歌颂刽子手，因为死刑被称赞为社会的ultima ratio〔最后的手段〕，而这一切居然登载在一家“指导性的报纸”的社论上。
“晨报”对“泰晤士报”的酷爱绞架和该报的血腥逻辑提出非常尖锐而又恰当的批评，并附有下面一个在1849年四十三天内发生的事件的很有趣的日志：
死刑
杀人和自杀 米尔兰……………3月20日
这个统计表证明（“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不仅自杀而且连最残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奇怪的是，上述文章甚至没有拿出任何一个论据和前提来阐明它所宣扬的野蛮理论。的确，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从抽象权利的观点看，只有一种刑罚理论是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的，这就是康德的理论，特别是当黑格尔用了一个更严谨的定义来表述它的时候。黑格尔说：
“刑罚是罪犯的权利。它是罪犯本身意志的行为。罪犯把违法说成是自己的权利。他的犯罪是对法的否定。刑罚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对法的肯定；这种法是罪犯自己要求的，并且是他强加于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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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些观察问题的本质，就会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这种把刑罚看成是罪犯个人意志的结果的理论只不过是古代《jus talionis》〔“报复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思辨表现罢了。直截了当地说：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比刽子手更好的自卫手段，并通过“世界指导性的报纸”把自己的残酷宣称为“永恒的法律”，这样的社会也实在是太美妙了。
阿·凯特勒先生在他的高超的科学著作“人和人的能力”[338]一书中写道：
“有一种预算，是我们根据它有规律地进行开支的，这就是监狱费、拘留所费、断头台费……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预计每年出生和死亡人数的方法来预算出将会有多少人用自己亲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将有多少人进行欺诈，将有多少人进行毒杀。”
凯特勒先生在1829年发表的对可能出现的罪行的估计，不仅仅以惊人的准确性预算出了后来1830年在法国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总数，而且预算出了罪行的种类。凯特勒引用的下面这个1822—1824年间的统计数字证明，社会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国民犯罪行为的平均数与其说决定于该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不如说决定于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基本条件。美国和法国的一百个被判刑的罪犯的情况是这样的：
年龄 费拉得尔菲亚 法国21岁以下…………………… 19 19
21岁到30岁………………… 44 35
30岁到40岁………………… 23 23
40岁以上…………………… 14 23
合计 ……………………… 100 100
这样，如果说大量的犯罪行为从其数量和种类就会揭示出像自然现象那样的规律性，或者如果说，照凯特勒的说法，“在两个领域〈物理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哪一领域中动因非常合乎规律地导致一定结果，这是很难断定的”，那末，应不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改变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相当数目的罪犯来为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呢？
理查·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40页）[339]的出版是哄动一时的事件之一。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考察了1793年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前的时期，由于作者公开和大力地抨击了英国人对这个时代的陈旧的偏见，这一部分是值得称赞的。科布顿先生证明，在革命战争中英国曾是侵略的一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独创的见解，实质上他只是重复英国过去的最伟大的小品文作家、已故的威廉·科贝特下过的结论，而且要逊色得多。另一部分虽然用经济学观点写成，却多少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科布顿先生极力证明：关于路易-拿破仑企图入侵英国的臆测是完全荒谬的，关于英国未设防的流言并没有现实的根据，而且这些流言只是希望增加国家开支的人散布出来的。他根据什么来证明路易-拿破仑对英国不怀一点敌意呢？他根据的就是拿破仑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跟英国翻脸。他又根据什么来证明敌人不可能侵入英国呢？照科布顿先生的说法，就是根据英国在八百年间没有遭受过侵犯这一点。最后，他根据什么理由来证明关于国防情况令人不满的叫嚷是纯粹自私自利的欺人之谈呢？他根据的就是最高军事当局的声明：他们感到非常安全！
路易-拿破仑甚至在立法议会上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一个崇拜者是如此地轻信他的真诚意愿与和平意愿，而现在他却十分意外地发现以理查·科布顿先生就是这样的崇拜者。拿破仑的一贯维护者——“先驱晨报”——发表了（在昨日那一号）一封信，这封信是给科布顿先生的，而且大家确信是在波拿巴本人直接唆使下写成的；萨托里的至高无上的英雄[340]在信中向我们担保，只有在女王［注：即维多利亚。——编者注］遭到起来暴动的民主派的威胁因而需要他的二十万名décembraillards，或呐喊者［注：décembraillards（décembre＋braillaids）直译是：“十二月会的呐喊者”；指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编者注］的时候，他才会光临英国。但是，按“先驱报”的意思，这个民主派不是别人，正是科布顿一伙人！
必须承认，仔细读过上述的小册子之后，我们自己也开始担心，是不是会发生像侵犯大不列颠这样的事。科布顿先生不能算是幸运的预言家。在废除谷物法之后，他旅行了大陆，甚至访问了俄国；回国后他说，一切都很正常，暴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国人民都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商业和工业活动，现在都给自己选择了一条平静的、没有政治风暴、爆发和震荡的纯业务的发展道路。他的预言还未来得及传到大陆，整个欧洲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科布顿先生简短的预言的讽刺性的回答。在根本没有和平的地方，他却说那里有和平。
如果认为曼彻斯特派的和平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只是把问题说成应当用商业方法代替打仗这种封建方法，应当用资本代替大炮。和平协会昨天在曼彻斯特开了会，会上几乎一致宣称，只要报刊停止它们对路易-拿破仑的统治进行的令人讨厌的攻击而沉默下来，就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什么侵犯英国安全的意图。在注意这篇声明的时候，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下院通过了增加陆海军费用，竟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且没有一个出席和平会议[341]的议员讲一句反对扩军提案的话。
在因议会延期召开而出现的政治沉寂的时期，报刊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当前的改革方案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规定。
本月24日“泰晤士报”向公众报道说，新的改革方案正在草拟中。关于改革方案的性质，从查理·伍德先生在哈里法克斯的竞选演说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演说中表示反对各选区一律平等的原则；其次，从詹姆斯·格莱安在卡赖尔的演说也可以看出，他在演说中反对秘密投票；最后，根据下面流传的一种看法也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就是：甚至约翰·罗素[342]在1852年2月开的极小的改良主义药丸也是过于强烈和过于危险的。但是，还有一些迹象使人产生了更大的怀疑。联合内阁的喉舌“经济学家”在1月22日的这一期中不仅肯定：
“我们的代议制的改革被列为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才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而且硬说“我们还没有从事立法活动的初步材料。选举权的扩大、平等化、调整、修改、保护和重新分配，这就是问题的各个方面，而其中每一方面都需要深入考虑和认真研究……不能说我们有一部分国家活动家对所有这些问题或其中若干问题缺乏应有的有用知识，不过他们的知识是偶然获得的而不是经过一番功夫得来的，因而这些知识很杂乱、片面和不完全……显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选出一个问题研究委员会来研究同这个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全部问题。”
这样，coram publico〔当着全体人民，当着公众〕研究政治的任务又摆在我们的玛土撒拉的内阁[343]面前了。皮尔的同僚、墨尔本的同僚、坎宁的助手、老格雷的副手以及在利物浦勋爵手下或在格伦维耳勋爵内阁里供职的人们，原来所有这些半个世纪前才开始自己的活动的新手，都因为经验不足而不能向议会提出什么有关选举改革的彻底的建议。看来，“经验随年岁而增加”这个旧谚语也得被推翻了。“每日新闻”惊呼道：“各派老将的联盟的这种谦虚态度可笑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同时它质问道：“你们的改革方案又在哪里呢？”“晨报”回答说：
“我们的意见是，现在这次会议根本不会讨论任何改革法案。也许会试着采用一些立法措施来防止贿选和惩罚贿选，对其他一些次要问题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也许会努力去清除在国内议会代表名额的分配中产生的缺点，不过这种立法措施是不能称为新改革法案的。”
至于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规定，那末初期由于这些规定而引起的混乱，现在已经平息了。实业家也和理论家们一样相信，目前的繁荣景象不会再有大的中断或根本中止。但是，请读一读“经济学家”的下面这段话吧：
“今年我国种植小麦的广大地区什么东西也没有长出来。在我国土壤肥沃的广大区域有许多用来种植小麦的地方至今没有播种，某些已经播种的地方情况也不妙，因为麦苗不是死了就是很不茁壮，要不就是遭了严重的虫灾，以致这些地区的所有者的前景未必会比根本没有下种的好。要把全部用来种植小麦的面积重新翻耕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和矿井的开发而暂时推迟了的危机无疑地将在歉收时发生。银行关于贴现率的规定只不过是第一个不祥之兆罢了。1847年，英格兰银行曾十三次变更贴现率。1853年这种措施将会有几十次。最后，我想向英国经济学家们提个问题：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反对重商主义时曾证明：黄金的流入和流出对国家没有什么意义，产品只是同产品交换，黄金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是产品，可是现在，同一个政治经济学在其生命终结的时候又以极其恐慌的心情注视着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经济学家”说：“银行必须通过自己的业务来达到的实际目的，就是阻止资本输出。”但是，“经济学家”是否打算阻止棉织品、生铁、毛织品和衣料的输出这样的资本输出呢？难道黄金不是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是产品吗？“经济学家”是不是在晚年也变成了重商主义者呢？它是不是打算让外国资本自由输入而禁止英国资本输出呢？它是不是希望废除文明的保护关税政策而恢复土耳其式的保护关税政策呢？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政界里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好像格莱斯顿先生与阿伯丁内阁的许多领导人物在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且这位可尊敬的绅士的辞职可能会是这些分歧的结果。如果是这样，墨尔本勋爵政府的前任财政大臣弗兰西斯·贝林先生也许就是格莱斯顿的继承人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月28日
载于1853年2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336]本文是马克思用英文写的第一篇论文（见注244）。——第577页。
[337]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年柏林版（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Berlin，1821）。——第579页。
[338]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经验”1835年巴黎版第1—2卷（A．Quetelet．《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To-mesⅠ－Ⅱ，Paris，1835），马克思曾引用的是本书的英译本（1842年爱丁堡版）。——第579页。
[339]理·科布顿“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853年曼彻斯特版（R．Cob-den．《1793 and 1853．In three letters》．Manchester，1853）。——第580页。
[340]指在萨托里阅兵的路易·波拿巴（见本卷第176页）。——第581页。
[341]指1853年1月底和平协会（见注104）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自由贸易派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的反法战争宣传和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然而这些决议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第582页。
[342]见注255。——第582页。
[343]暗指阿伯丁联合政府成员的老迈的年龄。玛土撒拉是圣经故事中的大主教，传说他活到九百六十九岁。成语“玛土撒拉之年”是长寿的同义语。——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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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