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马克思
1852年10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目前英国工商业的状况；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状况所引起的政治后果。
预期的工商业危机的到来，会使不可避免的反对托利党人的斗争带有更激烈和更革命的性质。相反地，现在的繁荣在当前是这个党的最好的同盟。诚然，这个同盟者不允许他们恢复他们自己已经放弃了的谷物法，但是的确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并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反动，如果这种反动不遇到什么阻碍，就一定会为他们争得根本的阶级利益，因为从一开始这种反动就是为了物质的阶级利益而实行的。迪斯累里并没有宣布任何谷物法，而是为了负担过重的租佃农场主的利益宣布重新分配税收负担。为什么租佃农场主的负担过重呢？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交纳像在保护关税政策时期那么多的租金，而保护关税政策时期的谷物价格却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贵族也不想降低自己土地的地租，但是它想实行一种新的税收形式，借以补偿农场主向贵族多交纳的那部分税金。
我再重复一遍：当前的商业繁荣有利于托利党的反动。为什么？
“劳埃德氏新闻周报”[267]抱怨说：“爱国主义甚至可以栖身于餐柜之中，只要它能在那里找到饮食。因此，自由贸易现在是得比伯爵的支柱；他高卧在用科布顿和皮尔采集的玫瑰花铺成的床榻上。”
人民群众有足够的工作，并且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当然贫民（他们的存在与不列颠的繁荣是不可分的）除外；因此在目前人民是不大听信政治鼓动的。但是，得比勋爵的诡计首先得到资产阶级投身于强大的工业生产过程的那种狂热的帮助，这个过程是：开办工厂，设计机器，制造船只，生产棉纱和棉制品、毛织品，充实库存，出售商品，交换，出口，进口，以及其他各种多少有益的事；但是他们从事这些事情的目的总不外是发财致富。在生意兴隆的时候，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这样幸运的时机将愈来愈少、愈来愈难遇到，所以它所渴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希望并且一定要弄到钱，弄到尽可能多的钱，除了钱它什么也不需要。资产阶级让自己的ex professo〔职业〕政治家监督托利党。但是这些政治家（请看约瑟夫·休谟在“赫尔报”[268]发表的信）完全正当地抱怨说，他们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活动，正如人的机体在没有大气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活动一样。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能够摆脱那种不愉快的预感：在最高当权派当中正发生某种可疑的事情，内阁非常厚颜无耻地利用目前的繁荣所引起的政治冷淡。所以它有时在自己的刊物上用这样的话来警告内阁：
“很难预测，民主派〈请读作：资产阶级〉会多么长久地保持自己现在这种英明的忍耐，保持对自身的力量和别人的权利的尊重，而不打算利用当时贵族所使用的那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贵族不应当从民主派的一般行为中得出结论说，民主派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温和态度。”（伦敦的“经济学家”）
对此，得比回答说：难道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傻瓜，以为我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你们给吓住？难道在随着经济风暴和营业停滞时期的到来你们无暇认真过问政治的时候我会袖手等待？
托利党人的活动计划日益清楚地暴露出来。
他们首先是阻挠召开露天群众大会；在爱尔兰他们迫害刊登对他们不利的文章的报纸；现在他们对那些散发小册子反对在民军中使用体罚的和平协会[269]的活动家提出控诉，说他们造谣惑众，煽动骚乱。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声不响地镇压那些在大街上和报刊上进行活动的孤立的反对党。
然而他们却逃避同自己的反对者作任何重大的公开的争论，延迟议会的召开，并且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在议会的会议开幕之后，正如一家激进派报纸 ［注：即“人民报”。——编者注］所说的，为“死去的公爵 ［注：即威灵顿。——编者注］的葬礼，而不是为活着的人民的利益”奔忙。议会将在11月的第一周召开，但是毫无疑问，严重的辩论不会在1月以前开始。
托利党人用什么来填补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呢？用选民登记运动和建立民军来填补。
选民登记运动的目的是把反对托利党的人从明年的议会选举的新名单中删除，或者阻挠把他们列入这些名单；为此就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意见，以便为阻挠把某人列入选民名单提供法律根据。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律师作为代表，并由自己开支有关诉讼手续的一切费用。关于因未被列入名单而提出的申诉或对某人列入名单而提出的异议二者孰是敦非的问题，须由皇家法院[270]的首席法官所任命的资格审查律师加以裁决。这个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一直是郎卡郡和密多塞克斯。为了获得在北郎卡郡开展运动的经费，托利党人发出了认捐签名簿，上面有得比勋爵本人的签名，他慷慨地捐献了五百英镑。在郎卡郡反对选民登记的意见非常多，甚至达到六千七百四十九条，其中南郎卡郡四千六百五十条，北郎卡郡二千零九十九条。在南方，三千五百五十七条反对登记的意见是由托利党人方面提出的，一千零九十三条是由自由党人方面提出的；在北方，一千三百三十四条反对意见是由托利党人方面提出的，七百六十五条是由自由党人方面提出的（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农村选民，而不涉及本郡的城市选民）。托利党人在郎卡郡成了胜利者。在密多塞克斯郡有三百五十三个激进主义者和一百四十个保守分子被从选民名单上除名，这样一来，后者就赢得了二百多票。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托利党人，另一方是辉格党人和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大家知道，后者成立了一些自由农土地协会，即制造新选民的机构。托利党人不去触犯这个机构，而是破坏它的产品。根据密多塞克斯的资格审查律师沙德维尔先生的判决，许多属于上述自由农土地协会的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他宣布，凡是土地的价值不足五十英镑的土地占有者不得享有选举权。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权利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判决不能向普通法法院[271]提出上诉。大家都很清楚，对事实问题和权利问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就会使始终为现存内阁所左右的资格审查律师在编制新的选民名单方面握有极大的权力。
托利党人在进行选民登记运动上所花费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们的领袖对这个运动的直接干涉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得比伯爵对于新议会的长久存在没有寄以特别的希望，如果议会不俯首听命，他就会解散它，而现在，他企图借助资格审查律师来保证保守党人在新的大选中获得多数。
因此，托利党人一方面想掌握住他们通过选民登记运动所操纵的选举机器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民军法案来支配刺刀，而刺刀是实施最反动的议会法令和沉着地对付和平协会的威胁所必需的。
宪章派的机关刊物［注：即“人民报”。——编者注］喊道：“只要反动派控制了赋予它以合法外表的议会和作为常备军事力量的武装民军，它在英国什么都干得出来！”
正在这个特别危急的时刻，“铁公爵”这位平淡无奇的滑铁卢英雄之死使贵族摆脱了讨厌的守护天使，这位天使在军事上是颇有经验的，他往往为了掩护得很好的退却而牺牲表面的胜利，为了及时的妥协而牺牲十分顺利的进攻。威灵顿是上院的安抚者；在决定关头，他可以全权代表六十个或更多的人发表意见；他阻止了托利党人向资产阶级和社会舆论公开宣战。但是现在，由于存在着一个以争论的爱好者 ［注：即得比。——编者注］为首的、渴求冲突的托利党内阁，上院
“不再像在公爵领导时那样，作为一个压舱物来稳定这艘国家的船，它可能成为危及这艘船的安全的多余的索具”。
上述关于作为压舱物的上院对于国家的安全是必要的意见，当然不是我们的意见，而是自由派的伦敦报纸“每日新闻”的意见。曾经被称作杜埃罗侯爵的新威灵顿公爵，立即从皮尔派阵营转到了托利党人阵营。所以，现有的一切迹象都说明，贵族准备作最冒险的尝试来重新占领失去了的阵地，重温1815—1830年的黄金时代。而目前资产阶级既没有时间进行鼓动，也没有时间造反，甚至没有时间适当表达自己的不满。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10月12日
载于1852年11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267]“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英国自由派报纸，1843—1918年以这个名称出版。——第424页。
[268]“赫尔报”（《The Hull Advertiser》）——英国报纸，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1799—1867年出版。——第425页。
[269]见注104。——第426页。
[270]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皇家法院审理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426页。
[271]指的是民事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在这里诉讼程序根据英国普通法进行。民事法院的职权范围是，除了其他问题外，还可以审理对资格审查律师就选举人名单所作的决定提出的上诉。根据英国的普通法，上诉法院只审理法律问题，即有关破坏法律的和诉讼程序的准则问题；至于事实问题，即有关案件的实际情况问题，根据普通法，则归陪审员审理。——第427页。
马克思 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