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

[360]

1853年2月25日星期五于伦敦

本周的议会辩论是不大令人感觉兴趣的。22日在下院，斯普纳先生提出一项取消梅努特神学院津贴[361]的议案，斯科菲尔德先生又提出一项“废除由国家负担教会或宗教事宜的任何开支的全部现行条例”的修正案。斯普纳的提案以一百九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二票被否决。斯科菲尔德的修正案要等到下星期三才讨论；可是这个修正案也有可能根本撤回。在关于梅努特的所有讨论中，值得注意的只有“爱尔兰旅”的达菲先生的发言，他说，在他看来，

“要说美国总统或法国新皇帝会乐于恢复他们的国家同爱尔兰僧侣之间的联系，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昨晚的会议上，约翰·罗素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他的“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提案。这一提案以二十九票的多数被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又一次在下院获得了解决，但是毫无疑问，它在上院还是要成为悬案的。

高利贷精神早已统治了不列颠议会，而犹太人却不准进入下院，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尤其是当犹太人已经有资格被选举担任一切地方公职的时候，不准他们进入下院就更加荒谬了。但是，“顶点约翰”没有提出他曾经向英国广大人民许诺的那个消除他们的无权状态的改革法案，而只是提出废除对拉约涅尔·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权利限制的议案，这件事倒是完全符合他这个人和他的时代的特点的。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情多么不感兴趣：在整个大不列颠，没有一个地方向议会提出一封要求准许犹太人进入议会的请愿书。小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说揭穿了这场可怜的改革滑稽剧的全部秘密：

“说实在的，议会管的只是勋爵阁下的私事。（高声喝采）勋爵阁下是同一位犹太人一起被选为伦敦的代表的，（喝采声）他并且起誓每年要提出一个有利于犹太人的法案。（喊声：“对！”）毫无疑问；路特希尔德男爵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这丝毫也不能使他有权利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特别是当人们想到他这些财产是如何得来的时候。（政府党席位上发出“对，对！”和“哦，哦！”的喊声）昨天我刚刚从报上读到，路特希尔德银行同意在有可靠保证的条件下以百分之九的利息贷给希腊一笔款项。（喊声：“听啊！”）利息这样高，难怪路特希尔德银行大发横财。（喊声：“听啊！”）商业大臣曾经谈到压制报刊的问题。其实，谁也没有像路特希尔德银行这样厉害地、用贷款帮助专制国家的手段来压制欧洲的自由了。（喊声：“对，对！”）可是，即使男爵具有的美德像他的财产一样多，我们也还是有理由期望在下院中代表由一切反对前任内阁的政派领袖组成的政府讲话的勋爵阁下，能够提出比今天所讨论的更重要的措施。”

对选举抗议书的审查工作已经开始了。坎特布里和郎卡斯特的选举，已被宣布无效，因为情况证实了某一阶级选民的习以为常的受贿行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案件都将通过妥协暗中了结。

“每日新闻”写道：“很明显，那些使改革法案的意图化为乌有并在本届议会中重新取得优势的特权阶级，是非常害怕完全的彻底的揭发的。”

本月21日，约翰·罗素勋爵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他的继任人克拉伦登勋爵宣誓就职。约翰勋爵是第一个没有任何官职而参加内阁的下院议员。他现在只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幕僚，没有官职，也没有薪俸。可是，凯利先生已经宣布，对于可怜的约翰没有薪俸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将提出一项提案来加以补救。外交大臣一职在目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德意志联邦议会突然决定要求大不列颠把一切政治流亡者驱逐出境，而奥地利人则提议把我们全部装上轮船，送到太平洋南部的一个荒岛上去。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我已经指出过，保障爱尔兰租佃者权利的运动，不管它现在的领袖们的观点和意愿如何，很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反对教权主义的运动［注：见本卷第589页。——编者注］。我指出了上层僧侣已经开始对同盟［注：指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译者注］采取敌对的立场。从那时起，舞台上又出现了一种把运动朝这个方向推进的力量。北爱尔兰的地主竭力要使他们的租佃者相信，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和保卫天主教徒协会是同样的东西，他们正假借反对天主教的传播为名，努力组织力量来对付这个同盟。

爱尔兰地主就是这样号召他们的租佃者反对天主教僧侣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新教僧侣则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工厂老板。英国工业无产阶级以双倍的力量重新展开了长期以来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废除厂内店铺和实物工资制［truck　and　shoppage　system］的斗争。这样的要求必然会在已经接到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请愿书的下院提出来，因此，在以后的文章里，我将有机会详细地谈谈那些惯于把报纸和议会讲坛变成散布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的传声筒的暴虐的工厂主所使用的种种残酷而卑鄙的手段。这里我们只需提起这样一件事情：从1802年起，英国工人就不断地为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工厂工作日而斗争，直到1847年通过了有名的约翰·菲尔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个法案禁止工厂中强迫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但是自由主义的大工厂主们很快就看出这一法案为在工厂实行轮班工作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1849年，有人向高等控诉院提出控诉，法官的判决是：实行童工两班轮流工作而成年工人在机器转动的全部时间内不停地工作的轮班制［《relay　or　shift-system》］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又提到议会里；于是，在1850年，轮班制被宣布为非法，可是在这同时，十小时法案却变成了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目前工人阶级要求in　integrum〔不折不扣地〕恢复原来的十小时法案，而为了使这一法律更加有效，工人们又加上了一条要求：限制机器转动时间。

简单说来，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公开的历史就是如此。至于这个历史的内幕则如下述：资产阶级以通过1831年的改革法案打击了土地贵族，工厂主因要求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而侵犯了土地贵族的“最神圣的利益”；因此土地贵族就决心把自己装扮成工人的利益和要求的保护人，支持工人反对厂主的斗争，特别是支持他们的限制工厂中的工作日的要求，以此来反击资产阶级。这些所谓的慈善家老爷们当时在一切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会议上都是打先锋的。艾释黎勋爵甚至由于他在这个运动中的言论而获得了某种“声誉”。土地贵族由于1846年谷物法的真正被废除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他们在1847年就迫使议会通过十小时法案作为报复。可是，工业资产阶级通过司法权又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失的东西。1850年，地主老爷们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他们和厂主老爷们取得了妥协，即一方面宣布轮班制非法，另一方面则给工人阶级每天加上半小时的额外劳动，作为老板们被迫遵守这项法律而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惩罚。而目前，贵族们感到同曼彻斯特派决斗的时候迫近了，所以又想来操纵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可是，他们又不敢亲自出面，于是就通过国教会的教士来鼓动人民群众反对棉纺大王，企图用这种手段来拆后者的台。这些神父怎样毫不留情地对工厂主进行十字军征讨，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克兰普顿曾举行过一次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集会，主持会议的是圣布拉梅尔博士（国教会的代表）。在这个会上，斯泰里布雷芝的教区牧师圣约·雷·斯提芬斯宣称：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各民族是受神权政体统治的……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法律的精神依然如故……劳动者应当首先分享他亲手生产出来的大地的果实。工厂法被肆无忌惮地破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这里的工厂区的首席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先生不得不亲自写信给内务大臣说，没有警察的保护，他不敢派也决不派他手下的任何视察员到某些区里去……要防的是谁呢？防的是工厂主！防的是区里最有钱有势的人，防的是区里的地方官，防的是女王陛下的治安法官，防的是以王室代表的身分出席地方审判庭的人……可是老板们犯法受到过处罚没有呢？……在我那个区里，星期日睡到九十点钟甚至十一点钟已成了工厂男工和大部分女工的习惯，因为一星期的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得精疲力竭了。星期日是他们疲乏的躯体能获得休息的唯一的一天……而且，一般总是工作时间愈长，工资愈少……我宁愿在南卡罗莱纳当奴隶，也不愿在英国工厂里当工人。”

在贝恩利举行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大会上，哈伯翰-伊夫斯的教区牧师圣埃·阿·维利提向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当郎卡那的人民受尽压迫的时候，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以及其余的曼彻斯特派的先生们在做什么呢？……富翁们暗地里在打什么主意呢？他们在盘算怎样更好地通过欺骗的办法从工人那里再夺取一两个钟点。这就是所谓的曼彻斯特派的代表们所抱的目的。这就使他们成了如此无耻的伪君子，如此狡猾的流氓。我以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身分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

这些可敬的国教会的教士们所以会摇身一变成了保护工人权利的游侠骑士，而且是如此见义勇为的骑士，其原因我们已经指出过了。他们不仅要笼络人心，以防苦难的日子、民主主义胜利的日子的来临，他们不仅意识到国教会实质上是一个和地主寡头政权共存亡的贵族机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曼彻斯特派的信徒都是国教的敌人，他们都是非国教徒[362]，而光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国教会每年就要从他们腰包里掏去一千三百万英镑，这首先就使他们非常心痛，他们决心要让这些世俗的金钱和僧侣阶层断绝关系，以便使这阶层的人更不愧为上帝的使徒。这就是说，这些虔诚的教士进行斗争是pro　aris　et　focis〔为了他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对曼彻斯特派的代表们来说，这次攻击则应当促使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他们决心——不管他们怎样不乐意——把人民所应当享有的一份权力完全给予人民，他们就不可能把政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

在大陆上，绞刑、枪决和流放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些把他们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们的意识中的刽子手们，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饿死。

本月在伦敦又发生了一些饿死的事件。我只指出其中的一件：玛丽·安·桑德利，年四十三岁，死于伦敦市沙德威尔的煤巷。参加验尸的医生托马斯·皮恩指出，她是因虚弱和寒冷致死的。死者躺在一小堆干草上，身上什么也没有盖。屋子里面用的、烧的、吃的什么也没有。五个小孩子坐在靠近母亲尸体的光秃秃的地板上，由于饥寒而不住地号哭。

关于“强迫移民”的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里加以论述。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2月25日

载于1853年3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371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360]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本文的标题作了修改。“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这篇文章时使用了一个与内容不符的标题：“议会辩论。——反对社会主义的僧侣。——饿死”。——第609页。

[361]见注256。——第609页。

[362]非国教徒（dissident），见注256。——第614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