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柏林“ 人民报”、汉堡“ 改革报”[330]以及德国其他报纸上，我发表了一项注有“1860年2月6日于 伦敦”的声明。声明开头说：
“茲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331]起诉，因该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332]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
我为什么决定用文字回答 卡尔·福格特，而对“ 国民报”却采取法律手续呢？这一点，从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出来。
1860年2月间，我向法院控告“国民报”进行诽谤。案件经过四级的预先审理以后，我在今年10月23日收到了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该决定剥夺了我在终审法院的起诉权；因此，这一案件还未进行公开审理就被撤销了。如果像我有权期待的那样，真的进行了公开审理，那末本著作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以省去不写，而光转载法院审理的速记记录就够了，这样我也就可以避免用极不愉快的写作来回答对我本人的攻击，从而也就可以不必谈论我自己了。我总是尽量避免谈论自己的，以致福格特指望他的造谣诽谤会取得某些效果。但是，sunt certi denique fines〔一切总归有个限度〕 ［注：贺雷西“讽刺诗集”第1卷，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福格特在他那本内容拙劣的书里，——“国民报”用它所特有的手法叙述了该书的内容，——硬说我干了许多丑事，现在，当我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通过法律手续来 当众驳斥这类货色的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驳斥了。但是，既然我要进行这项工作，那末，除了上述的别无他途的考虑之外，我还有要更详尽地揭露福格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谈怪论的其他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所谓“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一致的欢呼；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代表了整个流派的这位人物作一论定。
对福格特言论的答复，使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流亡者历史中的partie honteuse〔阴私〕有所揭露。我在这里只不过行使了“自卫”权利。可是，对流亡者(少数几个人除外)所能责难的，只不过是他们曾经抱过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是当时的各种情况使然的；此外，他们还干了一些蠢事，但这些蠢事也是他们所碰到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特殊环境所必然引起的。当然，我这里所谈的不过是流亡者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把大约从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跟同一时期流亡者的历史比较一下，那就会是给流亡者所能写出的最出色的辩护书。
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忧虑地摇头的那些聪明人，现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花费时间去驳斥这一类胡说；而那些曾经幸灾乐祸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话和无聊谎言的“自由派”文丐们，却会认为我对付他们和他们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测和粗鄙无礼的。But never mind！〔但是这不要紧！〕
对于本书的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无须加以任何特别的说明。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只指出下面一点：1848年以前，那些同意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维护这些国家的 权利、而且也是维护德国和欧洲的 利益的人，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德国对路易·波拿巴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却表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333]这种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对 事实前提所作的相反估计产生的，而对这些前提的最后结论则应留待将来。至于我，我在这一著作中只准备分析一下 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观点。甚至那些他扬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没有判断力的人的 想像中已经加以维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准备分析一下他的确维护过的那些观点。
最后，在我写这一著作时，给以热情帮助的，不仅有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而且还有许多我过去并不知道、其中有的到现在还不相识的流亡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人，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尔·马克思
1860年11月17日于伦敦
[329]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对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著作“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的答复，福格特的这一著作是反对马克思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福格特的小册子出版于1859年12月，而在1860年1月，柏林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就用两篇社论转述了该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用文字回答福格特，而对“国民报”所进行的诽谤则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就着手为写一本反对福格特的书和对“国民报”提出诉讼收集材料。为此目的，他写信给许多同他在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有过联系的人，请他们提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从1860年2月中起，马克思开始把控告“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材料寄往柏林，寄给他的法律顾问维贝尔律师。但是在1860年4—10月这一期间，马克思的起诉却被普鲁士的各级司法机关毫无理由地拒绝了。
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继续撰写抨击福格特的著作。他研究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论述外交政策问题的书籍和报纸中作了大量摘录，并且到曼彻斯特去找恩格斯，以便查阅由恩格斯保存的那些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以及他们同各种敌对派别进行斗争的书信和文件。1860年9月，马克思基本上写完了这一抨击性著作；但是，在普鲁士的各级司法机关驳回了他对察贝尔的控诉书之后，他又补写了“一件诉讼案”这一章，对普鲁士的司法制度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批评。马克思于11月写完抨击福格特的著作，把它题名为“福格特先生”。
“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于1860年12月1日问世：它由伦敦佩奇出版社出版，由希尔什菲尔德印刷厂印刷。该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没有再版过。“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曾被转载，被当做1875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经作者同意的(第二)版本的补充。1885年出版“揭露”的第三版时，恩格斯对这一附录稍微作了补充。
“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第一个俄译本是在1933年出版的。——第397页。
[330]“人民报”(《Volks-Zeitung》)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
“改革报”(《Die Reform》)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1848—1892年在汉堡出版。——第401页。
[331]“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1848—1915年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第401页。
[332]C.Vogt.《Mein Prozess gegen die《Allgemeine Zeitung》》.Genf，im Dezember 1859.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保守派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401页。
[333]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同拉萨尔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上的分歧(见本卷说明第ＸＸⅧ页)。
关于意大利战争，见注324。——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