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硫磺帮
[334]
Clarin：Malas pastillas gasta；…hase untadoCon ungüento de azufre．
（Calderon）
［注：克拉林：他胡说八道；
……他给自己擦上硫磺膏。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家”第二幕）。——编者注］
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 海尔曼律师委婉地把他的那个长得像球儿似的委任人、疑虚堡的世袭州官[335]称之为“ 圆满的人物” ［注：文字游戏：《abgerundete Natur》既可理解为“身体肥胖的人物”，也可理解为“智力成熟的人物”；海尔曼律师用的是后一意义。——编者注］；这位“圆满的人物”是这样开始他的“长篇历史故事”的：
“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这些同行们的政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日内瓦版第136页）
载有这一重要消息的这本“主要著作”[336]，出版于1859年12月。但在八个月以前，即在1859年5月，这位“圆满的人物”在 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337]，这篇文章应当看成是上述更为冗长的“历史故事”的 纲要。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原来的文字：
俾尔“推销员”这样写道：“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有一帮流亡者逐渐在伦敦聚集，其成员当（！）时在瑞士流亡界以制刷匠帮，或硫磺帮著称。他们的首领是马克思，即科伦‘莱茵报’的前编辑，他们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工人专政，他们的职业是组织同盟和策划密谋。”（这段话又转载在“主要著作”中。第三编，文件第7号，第31、32页）
这帮“在瑞士流亡界”以硫磺帮著称的流亡者，过了八个月以后，在更多的人面前，竟变成了“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一大伙人，而且“在流亡者中间”都以 硫磺帮著称了。这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不朽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 ［注：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讲述他同一帮恶棍进行械斗的虚构故事时，每提到一次，就把对方的人数加以夸大，而且由于吹嘘得得意忘形，竟一会儿说对方穿的是草绿色衣服，一会儿又说对方穿的是麻布衣服。）——编者注］兴高采烈地讲述的那个关于草绿色麻布衣的老故事。这位爵士现在又借卡尔·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丝毫也未减当年的风韵。从俾尔“ 推销员”的原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无论 硫磺帮或者 制刷匠帮，都是 瑞士的土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发展史吧。
我从朋友们那里得知，在1849年到1850年间，的确有一个取名硫磺帮的流亡团体曾在日内瓦盛极一时；并且得知，伦敦西蒂区有一位著名商人 西·路·波克罕先生能够提供有关这个独特团体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详情细节，于是我就在1860年2月写信给这位我当时还不相识的先生，会面之后，我真的从他那里得到了下列扼要材料，现在我把它照抄如下：
“1860年2月12日于伦敦
万茲沃斯路林苑协会18号
敬爱的先生：
尽管我们九年来都住在同一个国家里，而且大部分时间还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三天以前我们还互不相识。不过你的设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绝向你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你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那末，现在我就来谈谈硫磺帮。
1849年，我们起义者离开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轻人很快就到了日内瓦，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自愿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兵或者商人，有的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结识的。
当时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谓的政治领导者彼此推卸失败的责任。军事领导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侧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责难。流亡者彼此骂对方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传单，这种传单丝毫无助于使大家平静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细。除此而外，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而且许多人都面带饥色。上述年轻人，就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结成一个亲密的小团体。这些人是：爱德华·罗森勃鲁姆，一个出生在敖德萨的德国人；曾在莱比锡、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康海姆，弗劳施塔特人，商业职员，革命爆发时是近卫军炮兵里为期一年的志愿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工、药剂师；
贝克尔，莱茵区的工程师；还有我本人。我于1844年在柏林维尔戴中学毕业以后，就在布勒斯劳、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上大学；1848年革命前夕，我在故乡（格洛高城）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24岁。我们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同一所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机会找到职业，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贫困而苦恼和沮丧，不要抱有政治上麻木不仁的情绪。气候和自然景色都是非常宜人的，——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勃兰登堡的过去，我们认为die Jegend jottvoll〔这个地方是天堂〕［注：柏林方言。——编者注］。我们当中谁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们全都一无所有，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肠的小饭馆老板，或者别的好心人，他们一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如此乐观，都乐于赊一点东西给我们。大概我们这些人都显得非常老实而又如痴如狂的缘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巴’咖啡店老板伯尔登，他不仅真正是源源不断地‘贷款’给我们，而且还‘贷款’给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许多流亡者。1856年，在离开了六年以后，我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访问了日内瓦，去偿还我欠他的债务，这只不过是为了向他表示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谢意。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伯尔登感到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给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个人，虽然他曾借给流亡者一两万法郎，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懊悔。他非常热情地问起我的一些密友的情况，但并没有提起债务问题。可惜我能够告诉他的却很少。
言归正传，我现在还是回头来谈1849年。
当时我们常常畅怀痛饮和尽情高歌。我记得，我们的座上有过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dulci jubilo〔亲密无间的欢乐气氛〕中度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绿洲。有些当时已经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或者后来成了议员的朋友们，有时也来参加我们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内西，九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见过三四次，当时也常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假期旅行期间，他们往往同我们一起喝酒，往往喝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价廉的马康葡萄酒。我们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内瓦湖上遨游而不登岸。我们高唱情歌，手弹吉他，在靠萨瓦或瑞士湖畔的别墅窗前‘讨取欢心’。
应当承认，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轨事情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非常好的、现已去世的阿伯特·加累尔——日内瓦公民法济的一位有点名气的政敌，就用极其友好的语气告诫我们。他说：‘你们真是一些发了疯的小伙子。不过说实在的，你们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活中还能保持这种愉快心情，说明你们的身体并没有变弱，你们的精神并没有颓唐。这可需要相当大的韧性。’这算是这位好心人对我们的最严厉责备了。他当时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
至于决斗，据我所知，只有过一次，那是我同一位R…n先生用手枪进行的。但是，决斗的原因根本不是政治性的。我的助手是日内瓦的一位只会讲法语的炮兵，而公证人则是年轻的奥斯卡尔·加累尔，即上述的那位大会议议员的弟弟，可惜他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因患伤寒而早逝了。罗森勃鲁姆和一位巴登的流亡者——冯·F…g中尉之间，本来也有一次决斗，但也不是政治性的；这个冯·F…g中尉后来很快就返回祖国，大概又参加了重建的巴登军队。由于恩格斯先生——大概就是那位据说目前住在曼彻斯特、而我从那时以后就不曾见过面的恩格斯先生，——的调解，这次纠纷在进行决斗的当天早晨、没有开始行动以前就顺利解决了。这位恩格斯先生当时路过日内瓦，我们在同他的愉快交往中喝了不少瓶酒。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同他会晤之所以感到特别愉快，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支配他的钱袋。
我们既没有附和所谓‘蓝色的’或者‘红色的’共和党党魁，也没有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领。我们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我并不认为这种判断始终是正确的，——那些帝国摄政、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以及其他清谈馆成员、那些革命的将军和军士或者共产主义的达赖喇嘛的政治手腕，我们甚至为此目的，也为了寻开心，创办了一家周报，报名是：
‘喧声’
游民群[Lausbubokratie] ［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绰号是送给德国的某一个小议院中或者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的。我们想永远保存这个绰号。”（波克罕）］机关报
这家报纸只出了两期。后来，当法国把我抓起来要驱逐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法国警察当局没收了我的全部文件和日记本，因此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报纸是因缺乏经费自行停刊的呢还是被当局查禁的。
‘凡夫俗子们’——他们之中有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也有所谓共产主义工人队伍中的人，——给我们起了硫磺帮这样一个绰号。有时候，好像我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团体仅仅采取了这个德文名词的敦厚意义。我现在还同一些被驱逐出来的同志和福格特先生的朋友，还同其他一些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你的朋友的流亡者，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轻蔑地评论我所提到的硫磺帮的成员，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个硫磺帮。它在1849—1850年存在于日内瓦。1850年年中，这个危险团体的寥寥无几的成员，除科尔恩外，都被迫离开瑞士，因为他们被列为应被驱逐的一类流亡者。从此我们的硫磺帮就不再存在了。其他地方是否有过别的硫磺帮，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
科尔恩大概留在瑞士，在那里当药剂师安家落户了。康海姆和罗森勃鲁姆，在霍尔施坦的伊德施太特之战前夕离开了。他们两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场战斗。后来，他们于1851年到美国去了。罗森勃鲁姆于同年年底回到英国，于1852年前往澳大利亚；从1855年起，我就再没有从该地得到过有关他的点滴消息。据说，康海姆已经在‘纽约幽默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贝克尔也在当时，即在1850年到美国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可惜我不知道底细。
我本人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度过1850年—1851年冬季的。上面已经提到，1851年2月法国警察当局用暴力把我驱逐到英国，而且在三个月当中，把我转移了25个监狱，在途中，经常给我带上沉重的铁镣铐。我把在英国居住的第一年用来学了英语，接着就经商。我对祖国的政治事件时刻都兴趣盎然，但我始终不参与政治流亡团体的任何图谋。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或者像英国人所说的：very well，sir，thank you！〔好极了，先生，谢谢你！〕如果你一定要把这段冗长的而且绝不是很有教益的历史看一遍，那得怪你自己了。
顺致敬意
西吉茲蒙特·路·波克罕”
这就是 波克罕先生的信。也许硫磺帮预感到自己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预先就用木刻把自己的户籍登记表放进这本历史书里去，也就是说，在“喧声”报的第一号上刊登了它的创办人的肖像。
硫磺帮的出类拔萃的先生们，曾经参加1848年9月司徒卢威领导的共和派起义，后来被关进布鲁赫萨尔监狱，一直到1849年5月，最后当兵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战斗，结果被赶到瑞士境内。[338]1850年，硫磺帮的两位主角——康海姆和罗森勃鲁姆到了伦敦，“聚集”在 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先生的周围。我不曾有同他们结识的荣幸。从政治上说，他们同我是有接触的，因为当时他们企图在司徒卢威领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同当时由我、恩格斯、维利希等人所领导的伦敦流亡者委员会[339]相抗衡。顺便提一下，该委员会发表的敌视我们的声明，是由司徒卢威、罗森勃鲁姆、康海姆、博布秦、格隆尼希和奥斯渥特签署的，并曾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过。
在神圣同盟全盛时期， 烧炭帮（烧炭党人）[340]曾经是警察活动和贵族幻想的渊薮。我们帝国的高亮都亚，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更大利益，是否想按照烧炭帮的方式去利用硫磺帮呢？要是再有一个 硝石帮多好，那就可以完成警察的三位一体了。 卡尔·福格特也许不喜欢硫磺，因为他非常讨厌火药味。或者他就像某些病人一样，憎恨特效药的吧？大家知道，庸医拉德马赫尔是按照治病的药来区分病的。[341]如此说来，海尔曼律师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对他的委任人的称呼——“ 圆满的人物”，拉德马赫尔所说的“绷得像一面鼓似的肚子”，而更为著名的大夫菲沙尔特叫做“法国式大肚子” ［注：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6章。——编者注］的东西，都该归入硫磺病之列了。这样一来，一切福斯泰夫的天性就不只是在一个方面受到硫磺病的折磨了。或许 福格特的动物良知提醒他：对疥虫来说，硫磺就意味着死亡，因而多次改变自己表皮的疥虫是特别厌恶硫磺的吧？最新的研究证明，只有经过蜕皮的疥虫才有繁殖力，从而达到自觉。一方面是 硫磺，另一方面是达到自觉的疥虫，真是妙不可言的矛盾！但不管怎样，福格特有责任向他的“皇帝”和德国自由资产者证明：“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一切不幸都是由日内瓦的 硫磺帮造成的，而不是巴黎的 十二月帮[342]造成的。为了惩罚我多年来对“十二月十日帮”首脑和成员们的粗暴攻击，他得把我封为被他搞得非常臭的、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前我毫不知悉的硫磺帮的头目。为了使“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的义愤易于为人理解起见，我在这里从我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有关“十二月帮”的某些片断（见该书1852年纽约版第31、32和61、62页）。
“这个帮[343]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帮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做短工的、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la bohè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帮，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像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sans phrase〔不加掩饰的〕波拿巴。甚至到后来，当他成了全能者，对他的一部分旧时的同谋者进行清洗，把他们同革命者一起流放到凯恩去的那时候，也仍然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344]在他的十二月十日帮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做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一样……
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345]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这个帮的成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做迎驾的群众，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帮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团体，依靠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帮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茲公爵在弗伦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更确切些说，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法庭、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
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和成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注：《vol》这个字有两个意思：飞翔和盗窃。（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无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卡尔斯特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吧”〕［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把每分钟都计算进去。
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籍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注：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维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是十二月十日帮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帮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346]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注：德·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抹去整个国家机器的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347]来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348]
[334]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成了普通用语。——第404页。
[335]马克思经常用卡尔·福格特的姓同中世纪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州官（叫做“福格特”或“兰德福格特”）——名称的巧合来嘲笑他。“疑虚堡的世袭州官”，即世间不存在的一个城堡的州官（nihil按拉丁文的意思是一无所有），是约翰·菲沙尔特的讽刺小说“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的卷头提到的人物。菲沙尔特的这部作品是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的德文改写本，于1575年问世。马克思在下面引用了这部作品中的话。——第404页。
[336]马克思这样来称呼他所分析的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以别于福格特用同一题目在报刊上发表的其他一些单篇文章。——第404页。
[337]马克思指福格特的“警告”一文，该文写于5月23日，发表在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是资产阶级日报，在瑞士的俾尔城（在伯尔尼州）出版。1853—1909年用这一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反映了波拿巴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有时讥讽该报为俾尔“推销员”。——第405页。
[338]巴登共和派起义发生于1848年9月底，是由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9月21日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在巴登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几天以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捕，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并押往布鲁赫萨尔城（在巴登）监狱去执行。1849年5月，巴登爆发新的起义，司徒卢威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起义者释放。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宪法）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宪法遭到了德意志大多数邦政府的否决。1849年5月，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91—104页）这两本著作中评述了这一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410页。
[339]1849年9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想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企图，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建议改组成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派别的影响。——第410页。
[340]烧炭党人（carbonaro——直译是：烧木炭工人）是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存在于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存在于法国的密谋性团体的成员。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抱的目的是实现民主解放、恢复意大利的统一和实行政治改革。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们抱着推翻波旁王朝的目的。——第410页。
[341]马克思把拉德马赫尔称为庸医，是暗示他的一本书名：约·哥·拉德马赫尔“为不被学者们承认的一位从事炼丹术的老庸医的合理的实用医疗学辩护、对二十五年中采用这门学科的临床结果所作的真实说明”（J.G.Rademacher.《Rechtfertigung der von Gelehrten misskannten，verstandesrechten Erfahrungsheillehre der alten scheidekünstigen Geheimärzte und treue Mittheilung des
Ergebnisses einer 25 jährigen Erprobung dieser Lehre am Krankenbette》）。——第410页。
[342]马克思把参加1851年12月2—4日波拿巴派政变的人称为十二月帮，这次政变的结果是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第二帝国（1852—1870）的反革命制度。在策划这次政变中，1849年创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的十二月十日会（这样称呼这个会，是为了纪念该会的庇护人路易·波拿巴于1848年12月10日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起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在下面对该会作了评述。——第411页。
[343]马克思在摘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把“会”均改为“帮”。——第411页。
[344]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年10月30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但只经过几小时判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无期徒刑，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412页。
[345]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由法国临时政府（其中大半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想使路易·勃朗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而且国家工厂的工人更加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因而使得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关闭这类工厂的措施。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无产阶级6月23—26日起义的原因之一，在起义期间，起义者利用了国家工厂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别动队是临时政府为了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在1848年2月25日下令建立的；这支队伍主要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曾被用来镇压1848年的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第412页。
[346]指1715—1723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力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还处于童年。——第414页。
[347]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第415页。
[3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5页和第225—227页。——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