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SÎn kumber was manecvalt》〔“他的忧愁是多种多样的。”〕
福格特本人声明，他在“主要著作”里“必须”（同上，第162页）“ 阐明他本人对这个集团〈马克思之流〉 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他所谈的冲突，都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而他所经历过的冲突，却又是他从来不谈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荒诞的故事同少许真情实况对照一下。如果翻阅一下“新莱茵报”合订本（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那就会发现，在1848年，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福格特的名字既未见于“新莱茵报”的社论中，也未见于该报的通讯中。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有关议会辩论的日常报道中，而且，法兰克福的这些报道的撰写人为了取悦于福格特先生，从来都不忘记认真地写上“他发表的演说”所博得的“掌声”。我们看到，当法兰克福议会右派拥有像 利希诺夫斯基那样的喜剧小丑和像 冯·芬克那样的 马戏团小丑的联合力量时，左派却只好满足于福格特一个人扮演的单人滑稽剧。我们了解，他需要夸奖——
《that important fellow，the children’s wonder—Signor Punchinello》，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孩子们的活宝——潘奇内洛先生，”〕
因此，我们就让这位法兰克福的通讯员去为所欲为。1848年9月中以后，报道的语气开始有了转变。
在辩论马尔摩停战协定中用夸张的革命空谈来煽动起义的福格特，在紧要关头却竭力阻挠接受那些由普芬斯特瓦得人民集会提出的并得到一部分极左派分子赞同的决议[424]。在街垒战失败，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兵营，并在9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却同意 立即讨论察哈里埃提出的关于赞同帝国内阁迄今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向帝国军队表示感谢的建议。在 福格特登上讲台之前，甚至连 费奈迭也反对“ 立即讨论”这些建议，他宣称：在这样的时刻进行这类辩论，是同议会的尊严不相容的。但是福格特 胜过了费奈迭。为了惩罚这种做法，我在议会的报道中，在“福格特”这几个字上加了“空谈家”几个字，这是对法兰克福通讯员的一种言简意赅的暗示。
同年10月，福格特不仅不再在当时蛮横无礼、反动透顶的多数派面前玩弄一套把戏，——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敢在（代表施潘道要塞的） 戚美尔曼10月10日代表大约40名议员提出的反对保卫国民议会法[425]的抗议书上签名。戚美尔曼说得很对，这一法律是对三月革命所争得的各项人民权利——集会、言论和出版等自由的一种极端无耻的侵犯。甚至 艾森曼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议。但 福格特胜过了艾森曼。当他后来在建立中央三月同盟[426]期间又开始大摆架子时，他的名字终于在“新莱茵报”（1848年12月29日的一号）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这篇文章把三月同盟称做“反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把它的纲领驳得体无完肤，而把福格特描绘成一位两面派人物的一半，另一半是 芬克。十多年以后，这两位“未来的大臣”看出了他们的血缘关系，便把 瓜分德国当做他们团结的座右铭。
不仅是三月同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对它的估计是正确的。海得尔堡人民同盟、布勒斯劳民主同盟、耶拿民主同盟等等都轻蔑地拒绝了它那纠缠不休的拍马拉拢手段，而曾经加入该同盟的那些极左派代表人物于1849年4月20日发表的退盟声明，也都证明我们在1848年12月29日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然而，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的福格特却决心要用他的高尚情操使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一点可从下列一段引文中看出：
“‘新莱茵报’第243号，科伦1849年3月10日。‘所谓帝国议会’的法兰克福的所谓‘三月同盟’，竟厚颜无耻地给我们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的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编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我们支配的所有报纸的名单，并分发给和我们有联系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助下，使上述报纸优先得到有关的公告。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们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收费的公告对报纸来说是整个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意义。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1849年2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莱茵报’也被列入了随信附来的报纸名单，——据说这些报纸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三月同盟支配，三月同盟的拥护者都应当把‘有关的公告’优先供给这些报纸刊载，——并且还加了一个光荣的星标。现在我们特作如下声明：我们报纸的版面从来没有提供给这个所谓三月同盟支配……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把我们的报纸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它支配的报纸的石印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末这简直是对‘新莱茵报’的诬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对于财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们关于收费的公告对报纸来说是整个企业的收入来源的意义这个龌龊的意见，我们当然不打算回答。‘新莱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终和爱国志士们不同，而尤其和他们不同的是，它从来没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收入来源。”
[427]
在“新莱茵报”断然拒绝了福格特之流提出的收入来源之后不久，在这个中央商务同盟 ［注：这是发音近似的文字游戏：《Central-Märzverein》是“中央三月同盟”，《Central-Commerzverein》是“中央商务同盟”。——编者注］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泪流满面地说该报是“纯德国式争吵”的典范。在我们回答这种哭诉的那篇文章的结尾（“新莱茵报”第248号），我们把福格特叫做“一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饭馆中高喊的人和一名 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428]。诚然，在皇帝问题上，他当时（3月15日）还没有走上极端。可是我们一眼就看穿了福格特先生，因而能够把他未来的叛变活动——他本人对这种活动暂时也还是不清楚的，——看做既成事实。
不过，在这以后，我们就把福格特及其同伙交给那位年轻的、既有才智又有胆略的 施略费尔去摆布。施略费尔是3月初从匈牙利来到法兰克福的，从此以后就向我们报告帝国蛙池里的风波。
在这段时间里，福格特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当然，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新莱茵报”造成的，不如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以致 巴塞尔曼敢于在1849年4月25日的会议上把他斥之为“ 变节分子和叛徒”。
“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 弗·恩格斯，由于参加爱北斐特起义而不得不逃亡[429]。一再想通过法律手续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企图在陪审法庭上遭到失败，而政变内阁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430]一再揭发“‘新莱茵报’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 ［注：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译者注］”，——“同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较起来，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见“新莱茵报”第299号）[431]，——在这以后，我本人也很快被驱逐出普鲁士了。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城市里，在得胜的反革命势力企图用无耻的残暴态度来炫耀一番的时候，是完全适得其所的。
1849年5月19日，出版了“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用红色油墨印的一号）。在“新莱茵报”存在期间，福格特一直保持忍耐和沉默。一般说来，如果某个议员要表示抗议，总是用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来表示的，——大致是这样：
“阁下！我对贵报提出的尖锐批评颇为重视，因为它对所有政党和所有人都是同样严格的。”（见1849年2月11日第219号，韦森东克的抗议）
“新莱茵报”停刊一个星期以后，福格特终于认为久已等待的机会已经到了，在议会不可侵犯这一面盾牌掩护下把长期积聚在他内心深处的“物质”转变为“力”[432]的时刻已经到了。“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 威廉·沃尔弗，代替一位已故的西里西亚议员，进入“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法兰克福议会。
要了解下面叙述的在1849年5月26日议会会议上出现的情景，就不应忘记：当时德勒斯顿的起义和莱茵省其他地区的局部发动已被镇压下去，巴登和普法尔茨正面临帝国的干涉，俄国的主力部队正开往匈牙利，最后，帝国内阁简单地宣布议会的一切决议无效。议事日程上有两篇“告德国人民书”：一篇是乌朗特根据多数派的意图草拟的，另一篇则出自三十人委员会中属于中间派的成员们之手。[433]会议主席是达姆斯塔德人 雷 ［注：文字游戏：Reh〔雷〕是姓，《Reh》是“小鹿”。——编者注］，他后来成了兔子，并且也“脱离”了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议会。我不妨来引证一下记圣保罗教堂里开会情况的官方速记记录（第229、228号）。
[434]
布勒斯劳的沃尔弗：“诸位先生！我之所以报名发言反对多数派草拟的并在这里宣读过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根本不适合当前的局势，因为我觉得它太软弱无力了，只能用来当做一篇文章在起草这篇告人民书的那个党的日报上发表，但是不能把它当做告德国人民书。既然刚才还宣读了另一篇告人民书：那我就顺便指出：我要更强烈地反对这一篇，至于反对的理由，我觉得用不着在这里说明。（中间派发出叫喊声：为什么用不着？）我谈的只是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实际上，它是写得非常温和的，甚至连布斯先生都说不出很多的反对意见，而这当然是对告人民书的一种最坏的介绍。不，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想对人民多少起一点影响，那你们就不应该像在告人民书里那样对人民说话；你们不应该谈合法性、法制基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应该像各国政府那样、像俄国人那样谈非法性，而我所指的俄国人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场内骚动和笑声）我把他们全都归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俄国人——之下。（全场活跃）是的，诸位先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必须对他们说：‘正如同你们站在合法的立场上一样，我们也站在合法的立场上。’这就是暴力的立场，你们也要顺便说明，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用暴力、用组织精良的作战纵队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真的需要发表一篇告人民书，那你们就发表一篇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注：约翰大公。——编者注］这个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不受法律保护的告人民书。（喊声：守秩序！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宣布所有大臣也不受法律保护。（骚动又起）喂，别打断我的话；他是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
主席：“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违背和破坏了许可的一切界限。他不能当着这个议会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叛徒。因此，我必须叫他守秩序。同时，我最后一次要旁听席上的人不要用这种方式干涉我们的辩论。”
沃尔弗：“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我声明：我是要破坏秩序；他和他的大臣们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守秩序，真是鲁莽无礼！）
主席：“我必须剥夺你的发言权。”
沃尔弗：“好吧，那我抗议；我是想代表人民在这里讲话，讲人民所想的话。我抗议用这种精神草拟的任何告人民书。”（全场情绪非常激昂）
主席：“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诸位先生，刚才发生的意外事件，我可以说，是议会在这里开会以来的第一个事件。”（的确，它是在这个辩论俱乐部里发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事件。）“在这里，还不曾有一个发言人说过：他存心想破坏秩序，破坏本议会的根基。”（施略费尔在4月25日的会议上，在同样叫他守秩序时说道：“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而且我乐意这样做，因为我希望，完全按照另一个样子要求本议会守秩序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诸位先生，我很遗憾，刚当上议员的沃尔弗先生竟这样地初次登台〈雷是把一切事情都当做喜剧看待的〉。诸位先生！我叫他守秩序，是因为他竟敢粗暴地破坏我们对帝国摄政王大人表示必需的尊敬和关怀的责任。”
会议继续进行。哈根和察哈里埃发表了长篇演说，一个赞成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另一个反对。最后站起来的是
（吉森的）福格特：“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是不会使你们听得疲倦的。议会今天已不是去年开会时的那个样子了，先生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感谢上苍〈“盲目信仰”的福格特在感谢上苍！〉，因为议会已变成这个样子”[geworden wird]〈是的，geworden wird！［注：马克思嘲笑福格特用错了动词形态。——编者注］〉，因为那些不再相信本国人民，并在决定关头背叛人民事业的人已同议会分道扬镳了！先生们，我请求发言〈这就是说，刚才这套表示谢意的祈祷只不过是一堆废话〉，为了保护从诗人心灵中〈福格特变得富于灵感了〉涌入这篇告人民书里去的水晶般清彻的激流〈保护激流〉，反对为了堵塞它〈然而激流不是早已为告人民书所吸收了吗？〉而向它投去或向它扔去的不体面的肮脏的东西，——我这样做，为的是保护这些话〈激流就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福格特那里都变成话〉，反对在最近这次运动中聚集起来的、并威胁着要把那里的一切都淹没和弄脏的垃圾。是的，诸位先生！这〈即垃圾〉也就是垃圾和肮脏的东西〈垃圾就是肮脏的东西！〉，有人用这种方式〈哪种方式？〉把肮脏的东西向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投去，我对这类事〈什么事？〉竟能发生，表示极大的愤怒。”（极大的愤怒的福格特，quel tableau！〔多妙的一幅图画啊！〕）
他所说的——都是垃圾 ［注：这里套用了乌朗特所写的诗“歌手的诅咒”中的一行（原诗是：“他所说的——都是鞭策”）。——编者注］。
沃尔弗对 乌朗特草拟的告人民书只字未提。主席一再要求他守秩序，他之所以掀起这一场轩然大波，是因为他宣布 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所有大臣们都是人民叛徒，并且要求议会宣布他们是 人民叛徒。但是，这位“大公——帝国摄政”、这“老朽的哈布斯堡”（ 福格特“研究”第28页）和“ 他的所有大臣们”，对于福格特来说，都是“ 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他同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一齐歌唱：
des fürsten milte ûz ôsterrîchefröit dem süezen regen gelîche
beidiu liute und ouch daz lant.
［注：奥地利的君主，慷慨又好施，
就像柔和的如丝细雨，
抚摩着人们和大地。——编者注］
福格特是不是那时就已经同约翰大公有了“科学关系”，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见“主要著作”，文件，第25页。）
十年以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在他的“研究”里（第27页）说：
“无论如何，下列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首领们低估了约翰大公的才干一样，法国国民议会和它的首领们也曾低估过路易-拿破仑的才干；这两个狡猾的家伙之中的每一个，都在自己范围内使［他的低估者］因所犯的错误付出很高的代价。当然，我们决没有把这两个人等量齐观。令人惊异的恬不知耻等等〈路易·波拿巴的〉。——这一切都证明他比老朽的哈布斯堡大为优越。”
在同一次会议上， 沃尔弗曾通过济克马林根的议员维尔特转告 福格特，要同他用手枪进行决斗，可是当上述的福格特决定为了国家的福利要保下自己的人皮时 ［注：科贝斯第一在我们已经提过的雅科布·费奈迭写的抨击性小册子里叙述说：“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即在加布里埃尔·里谢尔发表了关于皇帝的演说以后受到加格恩的拥抱的那次会议上，当卡尔·福格特用一种讥笑人的慷慨激昂的神情大喊大叫地去拥抱议员戚美尔曼时，我向他喊道：‘别耍这一套顽童的鬼把戏了。’于是，福格特认为必须用挑衅性的骂人话来侮辱我一顿；可是当我要求他决斗时，他却通过一位朋友的长期斡旋，厚着脸皮收回了对我的侮辱。”（同上，第21、22页）］，沃尔弗就以体罚来威胁他。但是，当沃尔弗从圣保罗教堂走出来，看见大胆查理由两位妇人左右陪伴着的时候，他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并让他听天由命去了。虽然沃尔弗也是一只有狼牙和狼心的狼，可是他在女性面前却成了一只羔羊。他所采取的唯一的、而且是不痛不痒的报复手段，就是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4月号第73页）上的一篇题为“ 来自帝国的补充资料”的文章，该文在谈到前帝国摄政时说：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们表现得异常勤奋。他们在离开法兰克福之前，就向各地的三月同盟以及德国人民号召说：‘同胞们！敲十一点钟了！’他们又从斯图加特发布了一篇呼吁建立国民军的‘告德国人民书’，——然而，中央三月同盟时钟的指针却停在老地方，或者时钟上的刻度Ⅻ就像夫赖堡大教堂时钟上的刻度一样被弄掉了。总之，告人民书里又说：‘同胞们！敲十一点钟了！’啊，如果这个钟点早一些敲响，至少在那时，即在中央三月同盟的英雄卡尔·福格特为了满足他本人的需要和为了满足庆贺他的那个抱怨派的需要而在纽伦堡［注：福格特后来为他的纽伦堡的功绩辩解说，因为“他本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葬送法兰克尼亚革命时[435]敲响，那该多好；啊，如果它向你们敲，而且敲穿你们的脑袋，那该多好！……摄政政府在夫赖堡政府大厦内设了办公室。卡尔·福格特摄政（他同时是外交大臣和其他许多部的首脑）在这里也非常关切德国人民和幸福。在经过长时间的不分昼夜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一项非常适时的发明：‘帝国摄政政府的护照’。这些护照并不复杂，是石印的，但很漂亮，而且可以免费领取，份数随便。这些护照只有一个小缺点：它们只在福格特的办公室里才有效。也许，某一份护照以后会在某一位英国人搜集的古董堆里找到一席之地”。
沃尔弗没有学格莱纳的样。他并没有在“评论”“出版之后”“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而是又在瑞士呆了一年之久，等待州官的报复。
[424]1848年8月26日，丹麦同只是虚张声势地参加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见注354）的普鲁士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定；该协定葬送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而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那里的统治权。1848年9月1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顾坚持要对丹麦继续进行革命战争（这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斗争的一部分）的德国民主力量的反抗，以21票多数批准了停战协定。这一决定引起了德国民主力量的极大愤慨。1848年9月17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东北郊的普芬斯特魏德草地举行了很多人参加的人民集会，通过了一项决定，要求把投票批准马尔摩停战协定的那些议员宣布为卖国贼，要求左派分子退出国民议会。当许多极左派代表同意普芬斯特魏德人民集会的上述要求时，卡尔·福格特出来反对接受这些要求。由批准停战协定所引起的人民运动，9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转变为起义，结果遭到了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第492页。
[425]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10月9日通过的“保卫制宪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机关官员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侮辱国民议会议员或中央政权机关代表的人（帝国摄政、他的大臣和官员们），要处以徒刑。这个法律是国民议会多数派和帝国政府在法兰克福九月起义后采取的镇压人民群众的措施之一。——第492页。
[426]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它们的目的是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的领导人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492页。
[427]引自卡·马克思“三月同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4—396页）。——第494页。
[428]见卡·马克思“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24—425页）。——第494页。
[429]见恩格斯的著作“爱北斐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96—599页）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40—153页）。——第494页。
[430]指1848年11月—12月初普鲁士发生的政变，它以反革命势力得胜告终。普鲁士政变的结果是：成立了极端反动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解散了国民议会。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βische Zeitung》）——见注392。——第494页。
[431]见“十字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85页）。——第495页。
[432]见注389。——第495页。
[433]告德国人民书是诗人乌朗特以温和的民主派的名义草拟的；他们的意图是，使自己的政治路线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接近。在这一告人民书中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纲领，而只限于软弱无力地呼吁德国人民支持实施帝国宪法。
第二个告人民书是由国民议会三十人委员会提出的，它同样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呼吁书，其内容是：要求不承认国民议会及其决议的那些德意志邦的军队，宣誓矢忠帝国宪法。
三十人委员会是1849年4月12日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立的，以便制订使帝国宪法付诸实施的种种措施，原因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议会加在他头上的皇冠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起初表示他是否同意，要看德意志其他统治者的态度而定；1849年4月28日他声明，拒绝接受帝国宪法，放弃皇冠。——第496页。
[434]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论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地方，马克思所利用的速记记录，后来以单行本出版，题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会议速记记录”1848—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1848—1849）。——第496页。
[435]1849年5月初，位于法兰克尼亚中部地区的巴伐利亚的纽伦堡，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抗议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接受帝国宪法。1849年5月13日在纽伦堡举行的规模巨大的人民集会是运动的高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5万人。卡尔·福格特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用一套虚假的革命词句作掩饰，规劝人民抛开坚决的行动。福格特的叛卖行为以及领导运动的民主派的动摇态度使人民遭到了失败。
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期间德国民主共和派对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称呼，而后者则把前者称为煽动者（Wühler）。——第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