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612]
1859年11月7日于伦敦
我从汉堡的一位朋友寄给我的“自由射手”第132号中看出，爱德华·梅因认为他有责任以他那公认的权威干预福格特案件。他的逻辑的Horsepower〔马力〕，或者更正确些说，他的逻辑的donkeypower〔驴力〕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极妙的论断上：既然他同布林德的关系很好，而布林德却没有给他寄去匿名传单的副本，可见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的原本一定是falsum〔假货〕。由于他还有一点儿小聪明，他自然避免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他是转弯抹角地说的。
不过，我希望爱德华·梅因先生能够证明我的时间毫无价值，因此，我可以用攻击德国庸俗民主派这样的事情来把它浪费掉。
从1850年底起，我就同伦敦的德国流亡团体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个团体团结的唯一基础是同我作对，在我抽去这一基础之后，这个团体就立即瓦解了。由于像梅因这样一些代理人的努力，例如他公开鼓动支持金克尔派反对卢格派，瓦解的过程就特别加速了。那以后的9年中，我一直是“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这家报纸有20万订户，读者范围大致同“自由射手”相同。我是否有一次提到过哪一位德国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是否用片言只语回敬过对我的卑鄙攻击？虽然过去5年中，德国报刊，特别是美国的德文报刊，曾满纸是这些英雄好汉们对我的攻击。
不错，这期间我攻击过爱德华·梅因先生有责对之敬仰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我没有诽谤过他们。例如，我攻击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帕麦斯顿勋爵。由于不仅英国的派系不同的报纸——从宪章派的“人民报”到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自由新闻”都刊载了我的“诽谤”，而且伦敦、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没有我的参与就把它翻印了至少15000个单行本，我的罪过就更加不可宽恕了。此外，我在这时期还揭露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最初是在我的德文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一著作虽然在德国境内到处遭到没收，但在美国流传很广，当时伦敦的宪章派机关报刊登过它的摘要[613]。我直到今天还在“论坛报”上“诽谤”“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波拿巴，分析他的财政制度，他的外交，他的作战方法，他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路易·波拿巴给“纽约时报”寄过一封公开信，感谢它对这些“诽谤”攻击进行了反击。七年前，我在“揭露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甚至揭露了“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施梯伯，该书在巴登—瑞士边境上被毁掉了。这一点，梅因先生怎么也得谅解我的。现在这种诽谤是符合民主作风了，因为它是在“上司的恩许”下散布的。除了爱德华·梅因先生的报纸以外，约瑟夫·杜蒙先生在科伦的报纸［注：“科伦日报”。——编者注］也证明我常常弄错时间。1848年和1849年，当我敢于在“新莱茵报”上出面来维护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民族时，指摘和叫嚣得最凶的是谁呢？不正是约瑟夫·杜蒙先生在科伦的报纸吗？不错，当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没有把“自由主义的”恩惠赐予各民族。至于“新莱茵报”过去的编辑们始终未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从前的约瑟夫·杜蒙先生、现在的朱泽培·德尔·蒙特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战争初期发表的“波河与莱茵河”一书中也看出了的。对于“狭义的”爱德华·梅因式的民主，我在经过九年的不加理睬之后，只不过表示了两次(而且是最近)：一次是反对科苏特，另一次是反对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的确，我在“人民报”上对金克尔在“海尔曼”中的漂亮词句从纯粹文法观点上提出过一些意见。除了那篇标题为《Quid pro quo》的论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文章[614]以外，这就是我给“人民报”写过的全部东西。但是在爱德华·梅因看来，“善良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有权破坏句法的“专横的”规则，正如有权从共和主义阵营转向保皇主义阵营一样。
在这封信的结尾，我处于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开头时所处的正好相反的窘境。他是想从“有”到“无”，而我则想从“无”到“有”，即从爱德华·梅因到福格特案件。为了不多费笔墨，现在向卡尔·布林德提出以下问题：
(1)5月9日在乌尔卡尔特所组织的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有没有把内容同“警告”这个传单完全符合的关于福格特的一些消息告诉过我？
(2)布林德是不是在5月27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匿名文章，其内容基本上同传单“警告”的一样，只是没有提到福格特的名字？
(3)布林德有没有委托别人在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大街3号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自费印刷上指的那个传单？
不管梅因民主派怎样支吾搪塞，也不管伟大的陌生人、“卓越的法学家”约瑟夫·杜蒙先生是否乐意，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谁叫印刷“警告”这个传单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只是因为翻印这个传单而受到法庭追究。福格特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洗清的只是这个传单上对他的指控。在印发传单的人面前，正如罗伯特·皮尔说的：three courses open to himself〔摆着三条路〕。或者他是有意撒谎。我不认为卡尔·布林德会这样。或者他后来确信使他有权印刷这个传单的消息是伪造的。那他更应该进行解释。最后，或者他手中有证据，但由于个人考虑，他想暗中了结这全部事情，并且用宽宏大量的谦逊精神来忍受那些扔向我而不是扔向他的臭鸡蛋。但是，在为了弄清in partibus〔非现实的〕德国帝国摄政和de facto〔实际的〕法国皇帝之间的关系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难道不应该把一切个人考虑都置之度外吗？
卡尔·马克思
载于1859年11月19日“改革报”第139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6年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
[612]马克思的这个声明没有在“人民报”和“总汇报”上发表。——第756页。
[613]1852年12月11日和18日宪章派报纸“人民报”第32号和第33号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评论。评论中摘要引证了这一著作。——第757页。
[61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3—523页(《Quid pro quo》)和第684—695页(“报刊述评”)。——第758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