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72]
（1878年2月中—3月中）
一
去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事件，是欧洲工人阶级收获很大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发展工人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度受到小小的但活动积极的宗派[73]威胁的统一，实际上已经恢复。工人阶级运动日益走上目前政治的首要地位，而各种政治事件，不管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这是胜利日益临近的可靠征兆。
1877年一开始，就取得了一次胜利，这是工人曾经获得的多次最重大胜利中的一次胜利。1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1874年，工人候选人获得了40万票；1877年获得了60多万票。10名工人候选人在1月10日当选，还有24人在两周后举行的补选中进行选举。在这24人中，实际当选的只是少数，因为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在帝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阶级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这个事实并没有失去它的重大意义，在下次1880年的选举中，所有这些选区无疑都会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柏林、德勒斯顿、萨克森的整个整个的工厂区和佐林根都争取到了。在汉堡、布勒斯劳、纽伦堡、莱比锡、不伦瑞克，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及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茵的工厂区，所有其他政党的联盟仅以简单的多数勉强地战胜了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国内其他一切的力量，无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今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次选举造成了惊人的影响。资产阶级真正感到惊惶失措，尤其是因为资产阶级报刊过去经常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社会民主党现在已不起任何作用。工人阶级为自己本身的胜利所鼓舞，更加振奋地在一切适宜的战场上继续战斗；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正如我们就要谈到的，不仅把德国人的胜利当做自己本身的胜利来庆祝，而且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作出了许多新的努力，使他们在争取劳动解放的竞赛中不致落后。
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政府的迫害、罚款、更经常的是监禁，纷纷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早就不得不作好在狱中度过大半生的精神准备。虽然判刑多半是短期的，从两星期到三个月不等，但是，长期的监禁也决不是罕见的事。例如，为了保护萨尔布吕肯的重要工矿区免受社会民主主义毒素的传染，不久以前给两名鼓动者判处两年半徒刑，罪名都是胆敢进入这个禁地。帝国有伸缩性的法律可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提供许多理由，而在缺少这些理由的地方，法官多半都很乐意牵强附会地援引那种可以用来定罪的条文。
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促使他们也到其他选举中去碰碰运气。这样，他们使工人在帝国的两个较小的邦的议会选举时当选了，他们还进入了相当多的市政府；在萨克森的工厂区，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由于在这次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也就不用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
但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在这里，也应当跨出俾斯麦“帝国”的疆界，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活动决不仅限于此。到1877年12月31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政党服务的定期报刊，总共不下75种。其中在德意志帝国出版的有62种（包括15个工会的15种报刊），在瑞士有3种，在奥地利有3种，在匈牙利有1种，在美国有6种；共75种，比用其他各种文字出版的工人报刊加在一起还要多。
色当会战[74]以后，1870年9月，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民说，战争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877年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同时还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当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极其拜占庭式地逢迎“常胜的威廉”，把手足捆起来向俾斯麦投降，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前程的时候，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出来的措施，反而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加快和加强了。
二
德国选举在国内的影响是十分大的，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还要巨大得多。首先，这种影响恢复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致，这种一致近六年来由于一个不大的但活动非常积极的宗派的狂妄企图而遭到了破坏。
我们那些考察过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读者都会记得，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伟大的工人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造成了公开分裂，后来更造成了瓦解。造成分歧的祸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力图在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首先在瑞士生了根，以后便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有一个时期的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在“国际”内部，他们得到了比利时人的某种支持，比利时人也主张放弃政治活动，虽然是出于别的动机。分裂以后，巴枯宁派保持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组织，并且举行代表大会，而在各次大会上，老是那同样的二十来个妄图代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人，以欧洲工人阶级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信条。但是，1874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最积极的活动家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已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怀疑的因素。在西班牙，在政治事件的进程中，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在瑞士，主张进行政治斗争的并且是同德国人携手一起工作的那一派日益壮大，并且很快就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比例是300∶1。在意大利，作了一次实现“社会革命”的幼稚尝试（1874年在博洛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举动中无论是在智谋方面或勇敢方面，都表现得不好。在此以后，真正的工人分子开始寻求比较合理的斗争方法。在比利时，由于领导者采取放弃政治活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失去了进行实际活动的任何地盘，因而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实际上，当德国人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在那些以放弃政治活动为当前口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对那种没有任何结果的运动厌烦起来；他们的组织被忘却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这种对比不可能不引起这些工人当中的那部分头脑比较清楚的工人的注意。意大利和比利时一样，爆发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的反抗，人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为什么他们恰恰要放弃运用那些结果证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而去迎合愚蠢的教条主义。这就是当德国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从而打消了各种怀疑，克服了一切动摇时的情况。在这种顽强的事实面前，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赞成进行政治活动。剩下的那些拥护放弃政治活动的意大利人，由于绝望而企图在那不勒斯附近再举行一次起义[75]；三十来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社会革命”，但是警察很快就来照顾他们。他们所争得的，不过是他们本身在意大利的宗派运动完全破产而已。这样，妄图领导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又回复到它原来的萌芽状态，回复到瑞士汝拉山区的二百来人，在那里的僻静的山区避难所里，继续反对世界上其余地方的战无不胜的邪说，而保持他们现在已故的皇帝巴枯宁所建树的真正正统信仰。而去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他们自己召集的）的时候，他们面对着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伟大组织的代表，在会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次大会在坚决拒绝他们可笑的学说和狂妄的要求，并肯定它所拒绝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宗派以后，最后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样经过四年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完全恢复了，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基础已经重新恢复，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在这种基础上一起坚决地行动，相互支援，这种支援就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注：本文的英文原文此处脱漏一两行。——编者注］他们禁止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就可以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大发展，以致于这类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本身还成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的组织而继续存在于强大得多的统一团结的联盟之中，存在于行动和政策的一致之中，这种一致现在鼓舞着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且是欧洲工人阶级本身的极大成就。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要求树立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和学理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妄想了，而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它最初是由国际确定的，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是从各地的斗争中、运动的需要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史有关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但是，必须再谈一点。
西班牙在1868年和1872年间，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当时国际可以夸耀在那里有3万名以上缴纳会费的会员。但是，这一切多半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多半是国内政局不稳定所引起的一时情绪激昂的结果，而不是觉悟真正提高的结果。西班牙国际在卷入1873年联邦共和起义以后，就同起义一起被绞杀了。有一个时期，它以秘密团体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个团体的核心无疑一直保存到今天。然而，既然这个团体除了派过三个代表出席根特代表大会以外，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生机，我们也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这三个代表所能代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程度，就跟从前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代表英国人民[76]差不多。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当某种政治上的震荡使西班牙的工人可能重新起积极作用的时候，新的斗争马上就会开始，但不是由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而是由有觉悟、有毅力的工人的不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些工人在1872年依然忠于国际[77]，现在正在等待时机，而没有去搞密谋。
在葡萄牙，运动始终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传染，并且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发展。葡萄牙工人有数量很多的国际支部和工会。他们在1877年1月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代表大会，并且开始出版一个出色的周报“抗议报”[78]。但是，他们也受到针对他们而制定的那些限制出版自由、结社和公开集会权利的法律的束缚。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斗争，并且现在正在波尔图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将使他们能够向世界表明，葡萄牙的工人阶级正在对伟大的全世界争取劳动解放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意大利工人的活动也大大受到资产阶级立法的限制。借口镇压盗匪活动和分布广泛的秘密盗匪组织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别法律，赋予政府以极大的、无限制的权力，无限制地用来对付工人协会；工人协会中杰出的成员同匪徒一样地受到警察的监视，不经审判、侦讯就被放逐。然而，运动在向前发展，它具有生命力的最好标志，就是它的重心从罗曼尼亚一些受人景仰的但死气沉沉的城市转移到北方生气勃勃的工业城市和工厂城市，这个转变保证了真正的工人分子取得对一小撮混入运动的、过去掌握着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优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经常被政府查封和解散，但又以新的名称出现。无产阶级的出版物虽然其中许多报刊因出版者受到迫害、罚款和判刑而办不长久，但在每次失败后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尽管有种种障碍，还是有一些报纸办得比较久。其中有几个刊物，多半是短期出版的，还在信奉“无政府主义”学说，但是这个派别放弃了任何领导运动的妄图，并且同马志尼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逐渐地消失了。而这两个集团失去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真正的和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赢得的每一寸土地。
在比利时，工人阶级活动的重心也转移了，因而活动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75年以前，这个重心是在国内讲法语的地区，其中包括一半讲法语、一半讲佛来米语的布鲁塞尔。在这段期间，运动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强烈影响，这种学说也规定不干预政治，特别是不参加选举。因此，只举行了一些通常被军队的血腥干预镇压下去的罢工，以及经常重复老一套的空话的群众大会。工人对此感到厌烦，于是整个运动就渐渐停息了。但是，从1875年起，国内佛来米语地区的工厂城市参加了斗争，它们以较大的热情，并像后来很快就证明的那样，以新的精神进行斗争。在比利时，没有限制妇女或儿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因而根特及其郊区的工厂选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像奴隶一样每天在纱厂劳动15小时以上。蒲鲁东主义空论家认为这类小事情不值得忙于虚无缥缈的革命主义的人去注意，他们的反抗没有成功，并且逐渐被克服了。在法律上保护工厂童工的要求，成了比利时工人阶级纲领中的一项，而同时，一向把政治活动当做禁忌的那种魔法咒语也不灵了。事情由于德国人的例子而告完成，现在比利时的工人，同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工人一样，正在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并同它们相对立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的，是通过当前条件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来求得工人的解放。
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即讲德语的那部分，几年前联合成为“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到1876年年底拥有5000多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除它以外，还有另一个组织，即格留特利联盟，它最初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为了向工农传播激进主义而建立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这个分布很广的联合会，最后控制了它。1877年，这两个团体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几乎等于合并，目的是组织瑞士工人政党；它们采取了十分有力的行动，使新的瑞士工厂法在全民投票中通过了，在所有现行的工厂法中，这个工厂法对工人最为有利。现在它们组织了警惕的监督，以保证这个工厂法很好地执行，而不管厂主有多么强烈的不满。“无政府主义者”抱着超革命观点，当然疯狂地反对这全部活动，说这是真正背叛了他们所谓的“革命”。但是，既然他们充其量不过二百来人，而且在这里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所以，他们出来反对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瑞士工人党的纲领同德国的几乎是一致的，甚至是过分地一致，把后者的某些不完备的和糊涂的论点也包括进去了。但是，如果在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纲领的措词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丹麦工人约在1870年参加斗争，起初很快就取得了成就。他们同小自耕农的政党结成同盟，在小自耕农中间顺利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取得的政治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以这个农民政党为核心的“联合左派”在议会中保持了好几年的多数。但是，运动的这种迅速发展，多半是表面现象，而没有实在的基础。有一天，竟发现两个领袖把向工人募集的党的经费私自花光以后失踪了。这件事出丑到了极点，使丹麦的运动至今还没有消除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但是，不管怎样，虽然丹麦工人政党现在的行动比过去审慎，然而，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所失去的那种短暂的和虚假的对群众的控制，定会逐步被更实际的和更持久的影响所代替。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政治自由，只要涉及出版、集会和结社时，在这里也就降到了同伪宪制的君主制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缩性，因此，甚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设法给人定罪。然而运动在这里也和各地一样，正在不可遏制地发展。基本的中心是波希米亚的工厂区、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工人的报纸用德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出版。继匈牙利之后，运动也在塞尔维亚展开，战前这里有一家塞尔维亚文的周报[79]；但是战争刚一爆发，该报就干脆被封闭了。
可见，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1864年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人们，在先是反对外部敌人、后来又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年代里，一直高举着它的旗帜，直到在较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性而不是由于内部纷争，造成了分裂和表面上的退却为止。现在这些人可以骄傲地高呼：“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达到了自己的伟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
四
我们的读者一定已经发觉，前三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欧洲最重要国家之一的法国。现在来谈谈是什么原因。在以前谈到过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活动（虽然它实质上是政治活动），同总的政治，即所谓官方政治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国家中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可望成为政治力量。如果说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国家的正式政党——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或激进派不得不重视它，这只是因为从它的迅速发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相当的强大，足以使人感觉到它的影响。但是，法国的情况不同。得到外省大城市工人支持的巴黎工人，自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国家中的一种力量。几乎九十年来，他们都是进步的战斗大军。在法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危机中，他们都走上街头，用一切可以武装的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筑起街垒，投入战斗。他们的胜利或失败决定了法国以后多年的命运。从1789年到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是由巴黎工人的斗争决定的；正是他们在1848年赢得了共和国，而同时他们却误以为这个共和国就意味着劳动解放，在当年的六月失败中，他们得到了严酷的教训；他们在街垒中反抗路易－拿破仑1851年的coup d’état〔政变〕，结果再次失败；1870年9月，他们铲除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连碰也不敢碰的没落帝国。1871年3月，梯也尔企图夺去他们用来保卫巴黎免受外国进犯的武器，使得他们被迫进行巴黎公社革命和长期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他们遭到血腥的镇压。
可见，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将近一百年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的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锋，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过那种比较闭关自守的生活，而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工人目前实际上还是在这种生活范围内活动。像法国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有联系的，而且是由这种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同它得到公认的决定性战斗力量一样，是同国家总的政治发展分不开的。因此，不考察法国整个的政治，我们便无法评述法国工人阶级的活动。
不论法国工人阶级进行它本身的斗争也罢，进行自由派的、激进派的或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罢，——在它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而又长久。譬如，在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的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波拿巴帝国的18年统治，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必然的结果是：当1870年9月革命到来的时候，除了推举那些在帝国时期曾是议会中的正式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以外，工人推举不出任何别的人来，而这些人当然把工人和国家出卖了。在公社被镇压之后，许多年内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的工人阶级所直接关心的，仅仅是使这种长期的反动统治不再出现，而同时也就不必再去进行下面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争取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是为了争取那种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度。目前法国有四大政治党派：三个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各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和一个共和派。不管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登上王位，他无论如何也只能得到人民中间区区少数的支持，因而就只能依靠武力了。因此，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以便创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进行斗争了。
因此，下面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法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本能的政治觉悟：当去年5月16日所有这三个保皇派集团联合起来进行大阴谋，向共和国宣战的时候，工人们万众一心，立即宣布支持共和国是他们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毫无疑问，他们在这里是跟着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激进派走的。但是，既没有报刊和集会，又没有俱乐部和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去充当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又能怎样呢？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独立，工人阶级如果不去支持那有义务保证全体人民因而也保证工人得到建立独立组织的自由的唯一政党，它又能做什么呢？有些人硬说，在上次选举中，工人本来应当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即使在工人有希望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哪里又有在他们本阶级内相当闻名、能够得到必要支持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呢？公社失败以后，政府特别操心的，是把每个即使因进行个人鼓动而在巴黎他的本区内闻名的工人都当做起义的参加者而加以逮捕。这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共和派在上次十一月的选举中的胜利是重大的。而在随后举行的省、市镇选举和补选中取得了更加重大的胜利。保皇派的阴谋本来也许会破坏这一切；但是，军队十分明确的立场使阴谋家不能有所作为。这不仅因为在军官中，特别在下级军官中有许多共和派，而且还因为士兵群众拒绝反对共和国，后一种情况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改组军队的第一个结果——改组军队废除了雇人顶替的做法，而把军队变成了各个阶级的年轻人的真正代表 [80]。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用武力镇压阴谋，因为它已经自行破产了。而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工人阶级在1871年的血腥屠杀以后还过于虚弱，并且在没有完全恢复自己的力量以前，丝毫也不愿再次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中，滥用自己的主要财富，滥用自己的战斗力，或者卷入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之中。
但是共和派的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次胜利表明，1870年以来，农村居民前进了一大步。巴黎工人阶级以前所取得的每次胜利，都由于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阶级的反动精神而很快就化为乌有。本世纪初以来，法国农民是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巴黎工人1848年2月建立的第二共和国，被当年12月农民投给路易－拿破仑的600万张选票废除了。但是，1870年的普鲁士入侵，动摇了农民对帝国的信念，而上次的十一月选举表明，农村居民群众成为拥护共和主义的了。这一转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从此以后，任何君主复辟在法国都是毫无希望的。它还说明，城市工人同农村农民的联盟正在接近。大革命造成的小自耕农，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已经抵押给高利贷者；他们的收成要拿去付利息和诉讼费；公证人、辩护士、法警、拍卖官吏是经常出现在他们门口的威胁。他们的处境和工人的处境一样地坏，生活几乎是同样地没有保障。如果说，这些农民现在正在离开波拿巴主义而转向共和国，那他们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把改善境况的希望寄托于路易－拿破仑经常向他们许诺但从不付诸实现的帝国奇迹上面了。梯也尔对“农民皇帝”具有的神秘拯救力的信念，被第二帝国粗暴地破坏了。魔法已经失灵。法国农民终于有了充分的觉悟，要去寻找长期贫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了。而既然他们已开始思考，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同那个丝毫不希望农民处在目前这种悲惨境地的唯一阶级，即同城市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可见，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同以前敌视他们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将来的胜利由以前那种巴黎对法国的暂时胜利，变为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工人所领导的法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最后胜利。
五
剩下要考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俄国。不能说俄国有过什么值得提起的工人运动。但是，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实行了农奴解放，使极大多数俄国人民由束缚在土地上的、必须为他们的地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农奴，变成了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转变显然早就是必要的，而它的实行却无论是对从前的地主或从前的农奴都没有好处。农民公社得到了份地，这些份地今后应当归公社所有，而地主则因为把土地让给农民，部分地也因放弃在此以前属于他们的占有农民劳动的权利而应该得到赎金。由于农民显然找不到钱来付给地主，于是国家就来干预这件事情。一部分赎金的抵偿办法是把农民在此以前独自耕种的土地转交一部分给地主；其余部分的赎金则以政府的债券支付，债券先由国家垫付，而农民则应当每年一次地分期连利偿还。大多数地主都把这些债券卖光以后把钱花完了；这样一来，地主现在不仅比过去穷，而且还找不到雇工来耕种他们的领地，因为农民的确不肯去为他们工作而让自己的田地荒芜。至于说到农民，他们的份地不仅数量比从前少了，而且往往少到在俄国的条件下不足以养家活口的地步。这些份地多半是领地中最坏的土地，是沼泽地或其他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过去属于农民的和由于他们的劳动而改良了的好地，却转归了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也比以前大大恶化了；但是除此以外，他们每年还必须向政府支付国家贷给他们作赎金的债款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另外，向他们征收的赋税也在年年增加。其次，在解放以前，农民拥有公社对地主土地的某些权利：放牧自己的牲畜的权利，砍伐林木用于建筑和其他目的的权利等等。新的办法蓄意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如果他们想重新享有这些权利，就得再同他们从前的地主讲讲价钱。
因此，当改革使得大多数地主比以前更加负债累累的时候，农民也被弄到既不能死又不能活的地步。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所极力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为将来的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政府也尽了一切可能来加速这个革命。贪污之风渗透到官场各方面，并使任何可以设想的善良意图都失去作用，这种传统的贪污风气像往常一样可恶地保存了下来。而当土耳其战争爆发的时候，贪污之风在每个公共机关简直是盛极一时。在克里木战争快结束时就已混乱不堪的帝国财政，这时处于愈来愈悲惨的境地。借款一笔又一笔地签订，结果，除了签订新的借款以外，就没有别的钱来支付旧债的利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专制制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出版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建立了陪审法庭，而由贵族、城市资产者和农民按照规定选出的代议机关，准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地方和省的管理。甚至对波兰人也开始在政治上轻佻地献媚。但是，舆论对政府的善良意愿估计错了。报刊变得太直率。陪审员也开始真正替那些政府甚至想不用任何罪证就加以判罪的政治犯辩护。地方和省的会议 ［注：即县和省的地方自治会议。——编者注］一致声称：政府用它的解放法令破坏了农村，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人们甚至传说要召开国民议会，认为这是结束几乎不堪忍受的混乱状态的唯一方法。此外，波兰人再也不愿让人用诺言来款待他们，他们举行了规模十分巨大的起义 [81]，以致于只有拿出帝国的一切力量和俄国军官的全部凶残，才能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于是政府又向后转了。残酷的镇压重新提上日程。报刊的嘴被堵住；政治犯被转交给为此目的而挑选出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的会议不再理睬。但是已经晚了。由于一度表现出恐惧的样子，政府丧失了威信。对它的巩固和它有能力彻底摧毁国内任何反抗的信心已经消失。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现在已经不可能使这些力量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听从政府指使了。讨论社会问题，虽然是私下地讨论，但已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成为习惯。况且，政府尽管力图回到尼古拉统治时期的肆无忌惮的专制制度，但在欧洲面前，毕竟还是企图表面上保持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自由主义。结果是一连串的动摇和犹豫：今天作出让步，明天又收回，然后又循环反复，半准许，半收回——政策时时在变化，结果每个人都看清了这个政府的内部软弱，看清了它缺乏远见和意志，而政府如果没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办法，那它就一文不值了。人们早已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人们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政府现在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少也像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府，人们一天天地愈来愈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对俄国政府来说，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摆在任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民反抗的政府面前的道路——那就是对外战争。于是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他们向欧洲说，这次打仗是要把基督徒从土耳其人长期横行霸道之下拯救出来，而对俄国人民则说，进行战争为的是使同族的斯拉夫兄弟挣脱土耳其的羁绊，回到神圣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经过好多个月的不光彩的失败以后，现在才把土耳其的抵抗同样不光彩地镇压下去，——这部分地是靠背叛，部分地是靠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而使这次战争结束了。但是，俄国人夺得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这本身不过是全欧战争的序幕。或者是在即将召开的欧洲会议（如果这次会议真的召开）上，俄国不得不从现在夺得的地盘上大大退却，以致巨大的牺牲和微不足道的成果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一定会使人民的不满发展成极其猛烈的革命爆发；或者是俄国要在欧战中保卫它新夺得的地盘。一个力量已经消耗一半以上的国家，如果不向人民作重大的让步，它的政府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不管这种战争的最终结局如何。而在上述形势之下，这样的让步就意味着革命的开始。俄国政府即使能够使这个革命推迟一两年爆发，也无力避免这个革命。但是，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鲁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俄国政府在它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
弗·恩格斯写于1878年2月中—3月中
载于1878年3月3、10、17、24和31日“劳动旗帜”（纽约）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
[72] 本文是恩格斯为美国周刊“劳动旗帜”（《The Labor Standard》）写的。“劳动旗帜”是流亡美国的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麦克唐奈于1876—1900年出版的。1931年，本文用德文在“社会”杂志（《Die Ge-sellschaft》Jahrg．8，Bd．Ⅱ）发表，用俄文在“阶级斗争”杂志第6—7期上发表。——第135页。
[73] 指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第137页。
[74] 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次战役是在1870年9月1—2日进行的，以德军胜利和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投降而告结束。法军在色当附近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第139页。
[75] 指无政府主义者1877年占领意大利贝内万托省的小城列亭诺的那次发动；这次发动很快被警察镇压下去了。——第142页。
[76] 讽刺话，是根据这样一个传说：有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向下院提出控诉书，头一句话是：“我们，英国的人民。”——第145页。
[77] 指新马德里联合会，它是因“解放报”（《La Emancipacion》）揭露了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解放报”编辑委员于1872年7月8日组成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和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立西班牙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为它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第145页。
[78] “抗议报”（《O Protesto》）是葡萄牙社会主义周报，从1875年起开始在里斯本出版。——第146页。
[79] 指1875年10月起在斯梅德雷伏（塞尔维亚）出版的民主派报纸“民意报”。——第149页。
[80] 根据1872年的法律，法国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第153页。
[81] 指1863—1864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第157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