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在另一栏里，我们发表了约·诺布尔先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指责我们在6月18日“劳动旗帜报”社论 ［注：见本卷第287—291页。——编者注］中的一些论点的。当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社论栏变成争论历史事实或经济理论问题的场所，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对这个人作一次答复，因为他虽然站在官方政党的立场上，但显然还是真诚的。

我们说，废除谷物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粮食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诺布尔先生反驳说，这是反谷物法同盟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的“保护关税论者的谬论”，并引了理查·科布顿的演说和同盟总会一篇宣言中的一些话作证明。

我们所讨论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是一个厂主。他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同盟的正式理论的内容。把它归结为最简短和最一般公认的说法（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这样：取消谷物的关税将增加我国同外国的贸易，将直接增加我国的输入，外国主顾将购买我国的工业品作为向我国输入的交换，从而也将增加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因此，对我国工业劳动人口的劳动的需求也将增加，那末工资也一定会提高。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理论，这个同盟的正式代表们，这些浅薄的经济学家，最后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奇的论断：工资的涨落不是和利润成反比，而是和食物的价格成反比；粮食贵工资就低，粮食贱工资就高。这样，在谷物关税取消以前和以后都存在的十年一次的营业危机，就被该同盟的代言人宣布为纯粹是谷物法的影响，只要废除这些可恨的法规，它就必然会消失。他们宣称，谷物法是不列颠厂主和那些渴望他们的产品的、因缺乏不列颠布匹而衣不蔽体、冻得发抖的可怜的外国人之间的唯一巨大障碍。所以，在诺布尔先生所引证的一段话里，科布顿真的提出，1839年到1842年的营业萧条和工资下降，是这几年里粮食过于昂贵的结果，其实那不过是至今极有规则地每十年重复一次的营业萧条的一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由于歉收，由于贪婪的地主制定法律来进行愚蠢的干涉而更延长并加剧了。

这就是科布顿的正式理论，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的才智，但毕竟是一个拙劣的实业家和浅薄的经济学家，他当时无疑是笃信他的理论的，就像诺布尔先生直到今天还相信它一样。但是，同盟的大部分人是老练的实业家，他们比科布顿更加关心做生意，并且一般说来在这方面比他更成功。对这些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然，在外人面前以及在公开集会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帮手们”面前，这种正式理论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是当实业家一心想做生意时，通常是不对顾客说真话的，如果诺布尔先生抱有不同的看法，那他最好避开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只要稍微追问一下，工资因谷物自由贸易的结果而必然提高意味着什么，就足以看出，这种提高是指表现为消费品的工资的提高，很可能工资金额并不会提高。然而这实际上不是提高了工资吗？当你进一步追究一下这个问题时就往往会发现：工资金额甚至可能下降，而这个减少了的金额却能使工人生活得比未减少时更舒适。如果你对于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所期望的贸易大发展再提出几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马上会有人告诉你，那主要是指望上述后一种可能：工资金额随着粮食等等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后者的下降足以抵偿工资的这种降低并有剩余。不仅如此，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掩饰他们的意见，他们说，要求廉价的粮食，只是为了降低工资金额，从而给外国竞争以迎头痛击。这实际上就是占同盟多数的大部分厂主和商人的目的和宗旨。任何惯于同商人打交道，因而也惯于不总是把他们的话当做真话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这是我们过去讲过的话，现在再把它重复一遍。关于同盟的正式理论，我们过去只字未提过。从经济学来说，那是一种“谬论”，而实际上无非是一种达到其自私目的的借口，虽然同盟的某些领袖由于老是重复这种理论而最后自己也相信了。

很有趣的是，诺布尔先生引证了科布顿的话，说工人阶级因看到小麦价格有跌到25先令一夸特的希望而“满意地搓手”。工人阶级当时并不小看廉价的粮食；但是，他们对于科布顿及其同伙的办法是太“满意了”，以致过去几年中，他们使同盟在整个北方连召集一次真正公开的大会都不可能。在1843年，作者曾经“满意地”参加过同盟最后一次企图在索尔福市政厅召开的这样的大会，并看到只是由于提出了一项赞成人民宪章的修正案而几乎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在这以后，规定了同盟的一切会议都要“凭票入场”，而这个票就决不是每人都能得到的。从那时起，“宪章派的捣乱”停止了。工人群众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证明同盟并不像他们所假装的那样是代表工人的。

末了，再简单谈一谈同盟的工资理论。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商品的生产费用，供求的作用在于使它回到它所围绕着摆动的那个标准。如果一切商品都是这样，那末劳动（或者更确切些说，劳动力）这种商品也是这样。因此工资额是由工人日常必需消费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其他一切情况保持不变，工资是随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涨落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规律，所有的培伦涅特·汤普逊、科布顿和布莱特之流，都永远反对不了这个规律。但其他一切情况并不是始终不变的，所以这个规律的作用，实际上因其他经济规律同时发生的作用而变更；因此它看来是模糊不清的，有时甚至必须费一些力气才能探索到。反谷物法同盟时期以来的那些走向庸俗化的和庸俗的经济学家以此为借口，说什么首先是劳动，其次是一切其他的商品，都没有真正确定的价值，只有一个上下波动的价格，这种价格或多或少地受供求的调节，而同生产费用无关；并且说，要提高价格，包括提高工资在内，除增加需求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一来，就排除了工资额和食品价格之间的令人不愉快的联系，并且可以按照肤浅而可笑的理论去大胆地宣布：粮食贵工资就低；粮食贱工资就高。

也许诺布尔先生要问，在今天粮食贱的时候，工资是否一般地与1847年以前粮食因重税而昂贵时一样高，或者甚至更高呢？这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多少可以肯定的：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兴隆，同时工人有坚强的组织保卫自己，那里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没有下降，有时或许还提高了。这不过是证明从前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低了。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惨淡，或者那里的工人没有在工联中坚强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工资就一定下降，往往降到挨饿的地步。你们亲自到伦敦东头去看看吧！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7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9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