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
（1877年6月中）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利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但不久就专门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已经准备当哲学副教授讲授哲学了，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却使他终生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等人，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 [54]，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检查机关对它也没有办法 ［注：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察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伦日报》上关于斐拉雷特（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译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神圣的东西不可作戏曲”。］。《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再有十种像《莱茵报》那样有勇气的报纸，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末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无法进行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对它规定了双重检查，在它受过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封闭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 [55]，他在该刊物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指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 [56]。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大概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这个同盟存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几乎所有的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尽的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并且在实际上证明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许多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第一次发表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状况，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骚动，看来比利时就要发生革命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就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冒险。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事先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伦，在那里创办了《 新莱茵报》，这个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 [57]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圣物——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当时有8000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的行为是“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 ［注：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译者注］；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伦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了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要求科伦的检察官对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提出诉讼，——这一切都没有用，报纸在警察面前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付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最后，1849年德勒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6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或者是迁到布列塔尼，或者是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 [58]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出版；第2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发行，其后在波士顿发行，最近又在莱比锡发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伦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十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 [59]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了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激烈论文，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人民报》 [60]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主张德国保持中立，甚至表示同情。福格特有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主义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所收买。整整十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相应的字母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
[61]
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础。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定稿修琢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在大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而欧洲工人对协会仍然记忆犹新。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不能存在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要失败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他们不了解或不顾及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杜绝了任何想借国际名义进行无谓盲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而这样一个联合会的纽带在当时是会变成一种桎梏的。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做他的理论工作，因而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公社差不多所有消费品都是自己生产而几乎没有交换关系，并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流转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种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而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 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 [62]——和工业受压抑的状况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强迫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七、第八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偿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 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究方面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方面，也会受到根本变革。愿马克思有可能不久就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中
载于1878年不伦瑞克发行的《人民历书》丛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历书》丛刊
[54]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一些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该报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马克思开始为 《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具有日益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政府当局对 《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115页。
[55] 《德法年鉴》（《Deutsch Franzo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3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116页。
[56] 恩格斯指的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1845年1月16日下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第116页。
[57] 《十字报》（《Kreuz-Zeitung》）是《新普鲁士报》（《Neue Preuische Zeitung》）的别名（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是一家德国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第118页。
[58]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人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118页。
[59]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了撰稿，因为当时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了，并且报纸的编辑部也离开了进步立场。——第119页。
[60] 《人民报》（《Das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不久马克思就成了该报的事实上的编辑。在《人民报》上曾刊载过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给马克思这一著作所写的评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许多文章。该报总共出版了16期；1859年8月20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119页。
[61] 见注48。——第119页。
[62] 指1873年的席卷了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刻。——第123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