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109]
（1880年2月底）
一、关税率
在讨论那个把德国社会党人置于非法地位的臭名远扬的法律时，俾斯麦先生说，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争辩地存在的社会混乱现象，保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谋福利的这种“积极”措施的建议[110]。他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领导本国事务17年的人，有权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行。这很像一个人说，只要他吃了17年马铃薯，他就精通农学了。
不管怎样，俾斯麦先生这一次履行了诺言。他赐给了德国两大“社会措施”，而且还不止这些。
其中第一项措施是以关税率保证德国工业独霸国内市场。
在1848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蒸汽、机器很少见。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怯懦于1848年和1849年在政治舞台上遭受可耻的失败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业，从中求得安慰。德国很快就改变了面貌。1849年以后没有到过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王国、西里西亚矿山、柏林和沿海城市的人，在1864年就认不出这些地方了。蒸汽和机器到处被采用。大工厂代替了大部分小作坊。轮船先是在沿海航行中，后来又在横渡大西洋的通商中，逐渐排挤了帆船。铁路增多了；在建筑工地、煤矿和铁矿上，到处都非常活跃，这是迟缓的德国人曾经认为自己做不到的。同英国的、甚至法国的大工业发展情况相比，这一切还不算特别突出，但是毕竟有了开端。而且在做这一切事情时，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没有津贴或出口奖励金，而当时的关税率，同其他大陆国家比较起来，完全可以看做是自由贸易的税率。
顺便指出，这个工业运动也没有避免它在一切地方引起的那些社会后果。在此以前，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纪保持下来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一般说来，他们曾经还有某些机会变成小资产者、独立的工匠、几台手工织机的占有者等等。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工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因而也就开始组成一个固定的阶级，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谁说无产阶级，谁就是说社会主义。同时，工人在1848年街垒战中争得的自由还残存着一些。由于这两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只限于秘密宣传和只有人数极少的秘密组织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就能公开活动和深入群众了。于是从1863年起，拉萨尔恢复了社会主义鼓动工作。
后来就是1870年的战争，1871年的和约和几十亿赔款。如果说法国绝没有因为偿付了这些赔款而破产，那末德国却由于得到了这些赔款而差一点毁灭。暴发户的政府毫不吝惜地在全帝国（这个帝国本身也是暴发户）乱花赔款，这几十亿就落到了大金融家的手中，他们急忙通过交易所从中取得利益。在柏林，Crédit Mobilier[111]的好日子又重现了。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所谓对贸易、交通线、消费资料等等的社会需要，无非是用来掩饰交易所强盗把手头的几十亿投入周转的不可遏止的需要而已。其实，巴黎还在贝列拉利富尔德之流的黄金时代就已见过这一切了；这也就是这些交易所赌棍在柏林以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等等名字重新出现。
1867年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和纽约常常发生的事情，1873年很快地就在柏林发生了：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终造成了普遍的崩溃。成百家公司破产了。维持下来的那些公司的股票卖不出去。这是彻底的全线崩溃。但是，为了能够进行投机，就必须制造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建造工厂和铁路等等，以它们的股票作为投机的对象。到了崩溃的时候才发现，作为进行这些活动的借口的社会需要，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在4年中修建的铁路、工厂、矿场等等，比在工业正常发展时期25年中修建的还要多。
除了铁路（关于铁路下面还要谈），主要是在制铁工业中进行投机活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甚至建立了几个胜过克列索的企业。不幸，在危机的时刻发现，这样大规模的生产没有消费者。一批巨大的工业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缘。作为善良的德国爱国者，公司的董事们就请求政府帮助：他们请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便为自己保证国内市场，免受英国铁的竞争。但是，既然要求对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对其他工业部门以及农业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在整个德国，人们热烈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这就使俾斯麦先生有可能实行一种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关税率。这一在1879年夏季取得法律效力的税率就是现行的税率。
但是，不管德国工业过去的情况如何，它一直都是在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里发展的。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得不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提供大批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 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不要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这是官方意见的真正反映，欧洲科学界著名人士、德国政府的正式专员勒洛先生，对1876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展出的德国产品的见解[112]就是这样。
这种工业只有在国内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能在中立市场上维持下去。如果要使德国的织物、金属制品、机器在国外经得住竞争，那就必须使这些产品的一切原料如棉炒、亚麻或丝、未经加工的铁、金属丝能够用同外国竞争者购买它们相等的低价购买。所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继续输出织物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冒险实行自由贸易，让这个工业去利用进口原料。或者是依靠关税来保护德国的金属生产和纺织业，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不可能再输出以纱和未经加工的金属为原料的商品了。
俾斯麦先生用他的著名的税率保护纺织工业和冶金业，从而消灭了德国历来具有的向国外销售德国织物、金属制品、针、机器的最后机会。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有剩余农产品出口的德国，目前却不得不进口外国农产品以补不足。如果俾斯麦先生禁止本国工业生产出口商品，那末将用什么来支付进口上述商品以及其他商品（对这些商品的需要是世界上任何税率都取消不了的）所需的费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俾斯麦先生的天才同他的交易所朋友和顾问们的天才结合起来。请看是这样做的。
拿铁来说。投机和狂热生产的时期赏给了德国两个企业（多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劳拉冶金工厂），每个企业都能单独生产足够全国中等水平的需要的产品。此外在埃森还有克虏伯的规模巨大的企业，在波洪也有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和无数较小的企业。因此铁的产量超过全国需要量至少两倍或三倍。可以说，这种情况绝对要求实行最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这么多的过剩产品销售出去。可以这样说，有关人士的意见却不是这样。因为值得重视的、统治着其他企业的企业总共不过一打，所以就形成了美国人所说的瑞恩，即为了保持国内价格和调节输出而成立的联盟。
在通过投标订购它们工厂的钢轨或其他产品时，委员会就依次指定一个成员来接受订货，并规定该厂接受订货的价格。其他合伙人则提出较高的价格，这种价格也是预先规定的。这样一来，任何竞争都停止了，出现了绝对的垄断。在出口方面也这样做。为了保证完成这个计划，瑞恩的每一个成员都交给委员会一张125000法郎的凭票即付的票据，一旦开票人违背自己的义务，这张票据便会投入流通和要求支付。这样一来，从德国消费者那里敲诈来的垄断价格，使这些工厂能够在国外以甚至英国人也拒绝出售的那种价格推销自己的剩余产品，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德国的市侩（其实他们也是活该如此）。就这样，由于实行了保护关税，德国的出口事业又重新成为可能了，虽然在普通公众看来这种关税似乎是要断送出口事业的。
还用举例吗？去年有一家意大利铁路公司（我们能够叫出它的名称）需要三四万吨（每吨1000公斤）钢轨。经过长期商谈以后，一家英国工厂承包了1万吨；其余部分由多特蒙特联合公司以英国所拒绝的价格接受了下来。有人问一位英国竞争者为什么不提出比德国企业更优惠的条件，他回答说：世界上谁能经得起破产者的竞争呢？
苏格兰打算在爱丁堡附近的海湾上建造一座铁路桥。这座桥需要1万吨贝氏钢。谁接受了最低的价格，谁击败了他所有的竞争者，而且这都是在大规模的炼铁工业的祖国英国？——是一个德国人，是在很多方面受俾斯麦庇护的“枪炮大王”、埃森的克虏伯先生。
铁的情况就是这样。不用说，这个美妙的制度只能把这些制造阴谋的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几年而已。一旦其他生产部门也仿效它们，它们就会使本国破产，而不是使外国竞争者破产。这好像是生活在疯人国里。但是上述一切事实都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报纸上引来的。在保护德国工业的名义下组织破坏这个工业——一些德国社会党人老早就一再地说，俾斯麦先生好像得到了报酬似地为社会主义效劳，他们不是说得很对吗？
二、国有铁路
从1869年到1873年，柏林的投机活动大肆泛滥的时候，两个有时敌对有时联合的企业，即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银行，分掌了交易所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柏林的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投机活动的对象首先是铁路，而这两家银行就想间接地成为大多数现有的和还在建设的大铁路线的主人。只要购买和掌握每条铁路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就能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取得优势；而以这些股票作保证又可获得借款去购买新的股票，如此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简单地重复一个小小的巧妙勾当，这种勾当起初给贝列拉兄弟带来了令人目眩的成就，而最终，大家知道，却是Crédit Mobilier的破产。柏林的贝列拉之流起初也得到了这样的成就。
1873年发生危机。我国这两家银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们积压着大批铁路股票，但再也不能从中抽回被这些股票吞掉的几百万了。控制铁路公司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改变方针，想把股票卖给国家。把全部铁路集中在帝国政府手中这一方案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而是为了拯救两家没有支付能力的银行。
实现这个方案不是太困难的。使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对新的公司“发生兴趣”，这样就完全支配了民族自由党和温和保守党，即大多数。帝国的大官们、普鲁士的大臣们曾经参与了这些公司赖以成立的诡计。要知道，布莱希勒德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俾斯麦先生的金融事务方面的经纪人。因此，钱是够多的。
同时，为了补偿向帝国出售铁路时所费的力气，必须提高股票价格。为此，于1873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局长是一个有名的投机者，他立刻把德国所有铁路的运费提高了20％，这样就能增加纯收入，从而也使股票价格大约提高35％。这是这位先生所采取的唯一措施，只是为了这一点他才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无怪乎他不久就推掉了这个职务。
首先，这个方案迷住了俾斯麦。但是那些小王国却反对这个方案，联邦会议断然拒绝了这个方案。因此又改变方针：决定由普鲁士先购买所有的普鲁士铁路，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些铁路转让给帝国。
而帝国政府还有一个迫使它想购买铁路的秘密动机。这个动机是同法国的几十亿相联系的。
在这几十亿中留下了很大一个数目来建立三项“帝国基金”：一项用来修建帝国国会大厦，第二项用于要塞，最后，第三项用于最近三次战争中的残废者。三项基金共为92600万法郎。
在这三项基金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奇怪的一项是残废者基金。这项基金是预定要自行取消的。这就是说，随着这些残废者中间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基金本身，无论是资本或资本的收入，也就要消灭。这种自行消耗的基金，可以重说一次，是只有疯子才会想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发明这种基金的是贴现公司的那些投机者，——而且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难怪要花几乎一年的时间才说服政府接受这一主张。
但是我们的交易所赌棍们觉得基金的自行消灭还不够快。不仅如此，他们认为也需要赋予其他两项基金这种自行消灭的优点。办法很简单。在法律还没有确定这些基金所要投入的证券的性质以前，一个属于普鲁士政府管辖的商业企业奉命购买相当的有价证券。这一企业去找贴现公司，公司就为三项帝国基金出售了3亿法郎的铁路股票，这些股票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都是当时卖不出去的。
在这些股票中有马格德堡—哈耳伯施塔特铁路（以及与该铁路联合的各线）的股票12000万，这条铁路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它预期要保证骗子们得到大量的利润，但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让股东们得到丝毫的收入。如果我们注意到下述事实，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事实就是，董事会发行了1600万股票来抵补建造三条铁路支线的开支，但是，这些支线的修建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这笔钱已经不知去向了。而残废者基金却以握有相当多的这种并不存在的铁路的股票而感到骄傲。
由普鲁士政府购买这几条铁路线，立刻就会使帝国购买这些铁路的股票合法化，并会使这些股票具有某些实际价值。这就是这件事情对帝国政府的好处。无怪乎这里谈到的购买这条铁路的交易，是普鲁士政府提出并为两院批准的首批交易之一。
国家付给股东们的价格，大大高于甚至好的铁路线的实际价值。购买这些铁路的决定为人们知道以后它们的股票不断上涨，而且特别是出售的条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两条大铁路线的股票在1878年12月是按103和108的行情出售的，后来这两条线被国家买下了。现在它们的股票的市价分别为148和158。正因为这样，在出售的时候，股东们很难隐藏自己的高兴心情。
不言而喻，这一次涨价首先给那些获悉政府的秘密意图的柏林大交易所经纪人带来了好处。在1879年春天还是相当沉闷的交易所重新活跃起来了。投机者在最后放弃自己的宝贵的股票以前，利用它们又掀起一次投机热潮。
人们看到：德意志帝国和当年法兰西帝国同样地处于交易所的影响之下。正是交易所经纪人准备各种方案——对他们填满腰包有利的方案，政府则必须加以实行。但是德国还有一个为波拿巴帝国所缺少的长处：当帝国政府受到各小邦君主反对的时候，它便变成普鲁士政府，这个政府当然不会遭到它的两院的反对，因为两院就是交易所的真正的分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国际总委员会在1870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不是就说过：俾斯麦先生，你推翻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只是 为了在本国恢复这一制度！
[113]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2月底
载于1880年3月3日和24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7号和第1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109]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写于1880年2月底，在“平等报”（《éｇａｌｉｔé》）上分两号发表。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1877年莱比锡出版的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Leipzig，1877）一书中的事实。
“平等报”（《L’égalité》）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于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号），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应当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只在1886年出过一号。每一专刊都有它的副标题。——第191页。
[110]指俾斯麦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报告”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会议，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70、125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Ⅰ．Session 1878，Bd．Ⅰ，Berlin，1878，S．70，125）。——第191页。
[111]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1852年。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同第二帝国的政界人士有密切的关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仿效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建立了类似的机关。马克思专门写了几篇文章来分析Crédit Mobilier的活动和评价股份联合公司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页）。——第193页。
[112]指勒洛在他的1877年不伦瑞克出版的“费拉得尔菲亚来信”（《Briefe aus Philadelphia》．Braunschweig，1877）一书中的见解。——第194页。
[113]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285—294页）。——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