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
[27]
一
2月4日，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就英国和意大利对德国“酒精”课以重税一事向帝国政府提出质问。他提请议员先生们注意（见“科伦日报”[28]报道）以下一点：
“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几个省，广袤无垠的大片土地，数百平方英里相当贫瘠的土地，由于普遍栽种马铃薯，达到了较高的肥力和栽种水平，而栽种马铃薯又是由于这些地区分布着许多酿酒厂，它们以生产酒精作为农村副业。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1000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3000人，由于马铃薯的体积大，运输困难，在严冬季节则根本无法运输，酿酒厂就成为马铃薯的必要的销售市场。其次，酿酒厂使马铃薯变成价格昂贵而易于运输的酒精。最后，有了大量作饲料的残渣，土地变得更肥沃。每个人只要注意到，尽管德国的酒精税比起世界各国是最低的，例如比俄国低五分之四，但是我们国家每年从酒精税得到的收入大约为3600万马克，由此就会明白，从这项事业中得到的收入有多么大。”
近来，普鲁士的容克们想必是十分大胆的了，他们居然敢让全世界注意自己的“酒精工业”，或vulgo〔俗称〕酿酒业。
在上一世纪，德国只酿造少量的烧酒，而且都是用粮食酿造的。诚然，那时人们还不会分离出这种烧酒中含的杂醇油（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因为当时杂醇油这种东西还根本无人知晓；但是人们凭着经验知道，烧酒存放久了，质量会大大提高，烈性会消失，不那么样使人酒醉和损害健康。当时生产烧酒的小资产者条件，以及更多注意质量而不大注意数量的尚未发展起来的需求，使得几乎各地年复一年地将粮食酒藏于地窖，这样，烧酒中最有害的成分经过逐渐的化学变化，危害性较小了。例如，在上一世纪末，我们只在为数不多的城市——闵斯德、乌尔利希施坦、诺特豪森等地看到比较发达的酿酒业，而这些地方的产品通常总要注明是“陈酒”。
到本世纪初，农村中酿酒厂的数目增加了，酿酒业开始成为较大的土地占有主和租佃者的副业，特别是在汉诺威和不伦瑞克两地。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顾客，一方面是由于烧酒的消费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增加和经常作战的军队的需要，而军队又使喝烧酒的嗜好广为传播。于是，在1814年缔结和约以后，酿酒业越来越普遍，在下莱茵，在普鲁士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鲁日伊策深深地扎了根，并以上述完全不同于旧城市酿酒业的形式，即作为大农业主的副业出现了。
然而，成为酿酒业转折点的是，人们发现不仅可以用粮食而且可以用马铃薯来酿酒取利。于是，整个行业实行了革命。一方面，酿酒业的重心现已最终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而生产上等陈酒的小资产者日益被生产马铃薯劣等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另一方面（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更重要），酿造粮食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被酿造马铃薯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酿酒业日益从富饶的粮食产区转移到贫瘠的马铃薯产区，即从德国的西北部转移到东北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
这一转折点是在1816年发生歉收和饥荒时出现的。尽管以后连续两年取得了较大的丰收，然而由于粮食无法遏止地向英国和其他国家输出，粮价仍然很贵，以致几乎不可能用粮食来酿酒了。在1813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注：德国的旧液量单位，平均等于225升。——编者注］烧酒只值39塔勒，而到1817年则卖70塔勒。马铃薯代替粮食之后，到1823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烧酒只值14到17塔勒了！
但是那些曾经因战争和为国捐献而似乎弄得倾家荡产的易北河以东的穷容克们，从哪里取得一笔资金使他们所负担的抵押债务变成有利可图的烧酒厂呢？诚然，1816—1819年的有利行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笔收入，由于地价普遍提高，给他们的信贷增加了；但是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爱国的容克们得到的比这更多：首先，得到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援助，其次，这里还要补充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大家知道，1811年在普鲁士，农民赋役的赎免以及农民和庄园主之间的各种纠纷，由法律作了这样的调节，即实物贡赋变成了货币贡赋，而货币贡赋又资本化了，赎免的办法或者是用现金分期支付，或者是把农民的部分土地割让给庄园主，或者是一部分支付现金，一部分割让土地。1816—1819年的高昂的粮价使农民不能尽快地赎免，因此这项法律一直是一纸空文。从1819年起，办理赎免手续在勃兰登堡进展得很快，在波美拉尼亚进行得较慢，在波兹南和普鲁士则进行得更慢。用这种办法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诚然是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权利（因为赋役是违背权利而强加给农民的）——没有按照贵族的旧习惯立即挥霍掉，而主要用来建立酿酒企业。在上述其余三省中，酿酒业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农民缴的赎金有多少用于这项事业。可见，普鲁士容克们的烧酒工业完全是靠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建立的。烧酒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从1825年开始。过了两年，到1827年，普鲁士生产的烧酒为12500万夸脱，即平均每人10．5夸脱，总值为1500万塔勒；相反地，15年前曾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烧酒之邦的汉诺威，只生产了1800万夸脱。
显然，从那时以来，由于某些邦或某些邦的关税同盟没有用关税壁垒保护自己，整个德国简直淹没在普鲁士马铃薯的劣等烧酒的洪流之中。按照批发价格，一奥姆［注：德国的旧液量单位，平均等于150升。——编者注］（180夸脱）的售价为14塔勒，就是说，一夸脱为2格罗申4分尼！从前痛饮一次要花两三倍的钱，现在只要花15银格罗申就可以整整一个星期喝得酩酊大醉，这样一来，连最没有钱的人每天都可以酗酒了。
这种空前便宜的烧酒价格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间不同，但是在各地几乎都是迅如闪电，它的作用是前所未闻的。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年代末，低廉的烧酒价格突然遍及下莱茵的工业区。例如在贝尔格区，特别是在爱北斐特—巴门，许多工人都耽于酗酒。“醉汉们”一群一群地，手挽着手，拥塞街头，吵吵嚷嚷，自晚上9时起，从这家酒馆逛到那家酒馆，最后各自蹒跚回家。从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来看，从他们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来看，这是毫不奇怪的，特别是在幸福之乡的乌培河谷，那里六十年来一直是一种生产排挤着另一种生产，因此，一部分工人经常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根本无法糊口，而另一部分工人（当时的染色工人）却得到在当时说来较高的报酬。既然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乌培河谷的工人们只能在酒馆里的尘世烧酒和虔诚的教士那里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选择，那末无论尘世烧酒多么糟糕，他们还是偏要选择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烧酒是很糟糕的。它一冷凝，就不再继续进行净化，带着它所含的全部杂醇油分送各地，并立即被喝掉。用葡萄渣、甜菜、粮食或马铃薯酿造的一切酒类都含有这种杂醇油，即由高级醇（一种成分与普通醇类似、但含有更多碳和氧的液体）所构成的混合物（如伯丙醇，异丁醇，而首先是戊醇）。所有这些醇类比普通酒精（乙醇）更有害，前者能引起中毒的饮用量比后者小得多。不久以前，波恩的宾茨教授经过多次试验后证明，我国酒精饮料的发醉作用，正如人所共知的醉后不舒服或较严重的症候和中毒现象等不良后果一样，与其说应当归咎于普通酒精，即乙醇，不如说主要应当归咎于高级醇，即杂醇油。这些高级醇不仅有较大的发醉作用和有害作用，而且决定发醉的特性。每个人即使不是根据经验，而是根据亲自的观察也会知道，葡萄酒（甚至不同品种的葡萄酒）、啤酒或烧酒对大脑的沉醉作用是多么不同。饮料中的杂醇油越多，这种杂醇油的成分越有害，使人醉得就越厉害，越猛烈。大家知道，同其他烈性饮料相比，新酿造的、未净化过的马铃薯烧酒含的杂醇油最多，有害的成分最大。不言而喻，这种饮料如果饮得非常多，它对于贝尔格区那样易于激动、血气刚盛的居民所起的作用，也就会异常大。发醉的特性完全变了。以往每逢过节，最后总是喜气洋洋的，只是偶尔发生一些冲突，诚然这时也常常动起《Kneif》（刀子，英语是knife），现在每逢过节，人们就纵酒狂饮，结果总是发生殴斗，闹得非动刀子不可，因刀伤致死的事件越来越多了。教士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日益流行的无神论，法学家和其他庸夫俗子把这种现象归咎于酒馆里的狂饮。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突然泛滥的普鲁士劣等烧酒，这种烧酒产生了自然的生理作用，并将成百上千的穷人驱入暗牢。
廉价烧酒的这种剧烈作用持续了许多年，以后或多或少地逐渐缓和了一些。然而它对风尚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烧酒比起以往来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需要，而烧酒的质量虽然有所改进，仍然比过去用粮食酿造的陈酒差很多。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同贝尔格区一样。庸夫俗子们对工人中间日益发展的纵酒狂饮的现象发出的怨言，从来没有像1825—1835年那样普遍、一致和公开。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北部工人们在1830年事件期间也没有激发起积极性，这种冷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否由于烧酒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支配着他们。一些重大的、特别顺利的起义只发生在葡萄酒产地或德国那些用关税多多少少保护了自己免受普鲁士烧酒危害的邦内。这并不是烧酒拯救普鲁士邦的唯一事例。
唯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的一个部门，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
当时，烧酒生产急速发展，日益扩大到东部地区，使德国东北部荒漠的沙地和沼泽地一摩尔根一摩尔根［注：普鲁士的旧面积单位，约等于1/4公顷。——译者注］地种起了马铃薯。这一生产部门不以造福祖国为满足，还力图使旧普鲁士的美好的劣等烧酒行销国外。普通烧酒经过再一次加工，去掉其中一部分水分，人们把用这种办法取得的含水的、未净化的酒精叫做《Sprit》，这是从拉丁语Spiritus译成的普鲁士语。高级醇具有比乙醇更高的沸点。乙醇到了百分温度计的78．5°就沸腾，而伯丙醇的沸点相当于97°，异丁醇的沸点相当于109°，戊醇的沸点相当于132°。所以应当说，即使经过细心的蒸馏，至少大部分戊醇，即杂醇油的主要成分，以及部分异丁醇，仍然保留下来，蒸馏时所去掉的，最多只是戊醇和异丁醇的一部分和伯丙醇的大部分，而后者在杂醇油中的含量是很少的。然而就是科学的化学也不能用蒸馏法把上述三种低级酵分离出来，而杂醇油中的戊醇只能用酿酒业中不适用的分馏法才能脱去。加之农村烧酒企业中的蒸馏法相当简陋。因此，毫不奇怪，四十年代初生产的酒精还有大量杂醇油，根据气味很容易判断出来，因为纯粹的或只含水份的酒精几乎没有气味。
这种酒精主要是运往汉堡。以后又怎么样呢？一部分运往那些没有进口税挡路的国家；连施特廷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出口；然而在汉堡和不来梅，绝大部分酒精用来伪造糖酒。这种烧酒在西印度有一部分是用含糖份量最多的甘蔗酿造的，而绝大部分是用制糖时剩下的残渣酿造的，由于它的成本低廉，作为群众的一种上好的饮料，是当时能与马铃薯烧酒相竞争的唯一酒类。为了制造“精美”而又廉价的糖酒，人们把大约一桶真正精美的牙买加糖酒、三四桶廉价而粗劣的勃比斯糖酒和两三桶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掺和在一起，这样混合或按类似的比例混合，一般说来是能造出所需要的酒的。这种“毒药”——我亲自听到过伪造这种糖酒的商人们把这种混合酒称为“毒药”——经过海路运往丹麦、瑞典、挪威和俄国；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又沿着易北河南运或经过施特廷运回原来出产上等酒精的地区，一部分在那里被当做糖酒喝掉，一部分则用走私的办法从那里运到奥地利和波兰。
汉堡的商人不限于伪造糖酒。他们以其秉赋的天才立即发现普鲁士马铃薯烧酒有着十分惊人的前途。他们竭尽全力试制其他各种饮料，于是到了三十年代末，在非普鲁士的德国北部稍微懂得一些葡萄酒门径的人，都不愿从汉堡买法国的白葡萄酒，因为谁都知道，这种酒在那里是用铅糖加甜的，因而具有毒性。不管怎样，马铃薯酒精成了日益发展的伪造各种饮料的基础。继糖酒之后又出现了白兰地，这种酒需要比较精细地加工。不久，葡萄酒里开始掺了酒精，最后甚至根本不用葡萄酒，而只用酒精、水和植物汁（植物汁又常常用化学制剂来代替）制成波尔特温酒和西班牙葡萄酒……在许多国家里，这类做法或者是根本禁止，或者是违犯刑法的，因而人们不敢问津，这就更加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汉堡却是无限自由的贸易巢穴，“为造福汉堡”而伪造酒类的做法极其风行。
然而伪造酒类的垄断权没有持续多久。1848年革命以后，当法国的大金融家和一小撮知名的大工业家的绝对统治被整个资产阶级的短暂统治取代时，法国的工业家和商人开始懂得，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的酒桶里潜藏着异常神奇的力量。他们开始在本国伪造白兰地，而不再把真货运往国外；尤其是人们用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的烈性混合物改善了专供国内消费的白兰地（为了简便起见，我把用葡萄渣做的各种酒都叫做白兰地）。因此，在法国广泛消费的唯一酒类——白兰地大为便宜了。第二帝国庇护这类做法，自然是为了苦难大众的利益，结果到拿破仑王朝崩溃时，我们看到，在法国早先几乎没有酗酒现象，由于普鲁士陈烧酒的德行，现在这种现象大为流行了。
几年来葡萄的收成空前不好，1860年的通商条约又为法国打开向英国输出葡萄酒的门户，这对事业的新进展起了推动作用。歉收年份的淡葡萄酒，即使加糖也去不掉酸味，需要加上酒精来提高浓度。因此，人们将这种酒同普鲁士酒精混合起来。此外，英国人习惯于喝浓葡萄酒，现在大量出口的纯真的法国葡萄酒，对于英国人说来太淡而无味了。世界上能不能找到比普鲁士酒精更好的一种东西，来使法国葡萄酒变得既浓又烈呢？波尔多日益成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的伪造中心（这类葡萄酒在该地变成“精美的波尔多酒”），同时也成为利用普鲁士酒精……的中心。
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自从法国红葡萄酒的消费（任何一个资产者都不愿喝别的酒）在英国、南北美洲和各殖民地达到十分巨大的规模以后，甚至法国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葡萄酒资源都显得不够用了。西班牙北部几乎全部合格的葡萄，其中包括埃布罗河谷地盛产葡萄的里奥哈的全部收成，都送到波尔多。热那亚、利伏诺和那不勒斯也把整船整船的葡萄酒运往那里。这些葡萄酒因掺有普鲁士酒精而能够经受海上运输，另一方面，葡萄酒的输出又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葡萄酒价格大大提高，从前广大劳动居民每天都可以喝的葡萄酒，现在对于他们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现在他们不喝葡萄酒而喝烧酒，这种烧酒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然而，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在帝国国会中抱怨说，在意大利这种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
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鲁士酒精。普鲁士酒精比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手伸得还无比远。在我们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种酒精首先是用来……伪造。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海上运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创伤[29]一样，普鲁士酒精使工人阶级失去了葡萄酒而得到伪造的烧酒！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品。因此，社会主义最时髦的信徒以及复兴者欧根·杜林先生赞扬酿酒业“首先是……（工业）同农业活动的自然联系”，并郑重其事地宣称：
“酒精生产的意义如此巨大，与其说对它可能估计过高，不如说可能估计不足！”
[30]
不言而喻，anch' io son'pittore（正如科累卓说的，我也是写生画家[31]），普鲁士语的意思就是：“我也是酿酒者。”
然而，普鲁士马铃薯烧酒的奇妙功绩还远不止于此。
冯·卡尔多尔夫先生说：“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1000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3000人。”
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所说的每平方英里有居民1000人是指的什么时候。过去大概有过这样的时候。但是，如果不算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省（那里酿酒业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起的作用不甚显著），也不算波兹南（尽管政府百般努力，波兹南的大部分仍然一心想留归波兰），那末我国有三个省，即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这三个省占的面积为2415平方英里。1817年总人口为3479825人，即每平方英里1441人；1871年总人口为7432407人，即每平方英里3078人。我们完全同意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的说法：居民的这种增长主要是酿酒业的直接结果或间接结果。如果我们这里也算上阿耳特马尔克、经营农业的下西里西亚北部以及主要是德属波兹南的那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也同样增加了），那末我们面前呈现的是真正的烧酒区，同时也是普鲁士君主制的核心。而这里呈现的完全是另一个前景。目前，酿酒业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的姿态出现的。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容克们就会灭亡；他们的一部分领地就会被土地大王所收买，成为俄国式的少数贵族，另一部分就会被分散，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级的基础。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核心就会是每平方英里只有2000人的地区，在资产阶级工业发展到足以在这方面取得社会领导权也许还有政治领导权以前，这个地区将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起任何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酿酒业提供了另一个发展方向。在只能大量生产马铃薯和土容克而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土地上，酿酒业居然能够经受得住世界的竞争。从日益增长的需求（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的普鲁士，竟能达到全世界中心烧酒厂的地步。在现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只意味着：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容克们寿命的又一种延长；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大量“基干团队”。从冯·德·哥尔茨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劳动群众的状况，他们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大都完全遭受地主的年契、实物租、住宅条件以及领地上的警察权力（新的专区法颁布后，这种权力只是改变了形式[32]）的奴役。简单说来，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1815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在1848年镇压柏林革命，在1849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在1866年对奥地利作战，在1871年使整个小德意志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酿酒业。
二
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帝国国会。参加讨论的主要有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冯·德尔布吕克先生以及汉堡联盟的代表克品格尔。这次讨论使人觉得，我们对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所持的态度是十分不公正的。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鲁士酒精，而在于俄国酒精。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抱怨说，汉堡工业家将俄国烧酒（正如克吕格尔先生明确强调指出的，这种烧酒不是用马铃薯而是用粮食酿造的）加工成酒精，“冒充德国酒精分运各地，从而使普鲁士酒精的声誉受到损害”。人们向德尔布吕克先生指出，“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会遇到很大困难，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像用德国烧酒那样，用俄国烧酒制造出没有气味的酒精”，然而他对此预先说明：“先生们，当然，这一点我是无从知道的。”
总之，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鲁士马铃薯酒精，而在于俄国粮食酒精。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没有气味”，即不含杂醇油；而俄国粮食酒精又无法做得没有气味，可见它含有杂醇油，当它冒充普鲁士酒精出卖的时候，就使普鲁士酒精不含杂醇油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由此看来，我们是以欺骗手法和对帝国明显的敌意来诽谤普鲁士的“不含杂醇油的”酒精。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的确，用灼烧的木炭加工可以使烧酒脱去杂醇油。因此，近来出卖的酒精一般说来含的杂醇油较少。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两种酒精之间的差别在于：用粮食酿造的酒精可以毫不费力地 完全脱去杂醇油，用马铃薯酿造的酒精要脱去杂醇油则困难得多，而在大规模生产中实际上根本办不到，就是用马铃薯烧酒做的最纯净的酒精涂在手上也总会留下一股杂醇油气味。由此形成一个通例，药房里用的和做精良甜酒用的酒精，往往是或者至少应当是（因为这方面也有伪制品！）粮食酒精，而决不是马铃薯酒精。
“科伦日报”公布了上述有关烧酒的讨论，几天以后，又在新闻栏里（2月8日第一版）引述了莱茵区一位爱喝酒的人的一段很刺耳的怨言：
“最好能有办法发现精美的葡萄酒里面也掺有的马铃薯酒精。诚然，酒后令人讨厌的头痛可以证明含有这种酒精，但这已经太晚了。马铃薯酒精含有杂醇油，它那种难闻的气味被葡萄酒的特殊气味盖住了。这是最流行的一种伪造。”
最后，为了安慰旧普鲁士的酿酒者，克吕格尔先生公布了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实，即俄国粮食酒精在汉堡市场上比普鲁士马铃薯酒精 贵4个马克。2月7日，后者的价格在汉堡每100升为35马克；因此，俄国酒精的价格比似乎被它破坏了声誉的普鲁士酒精贵12％！
了解了所有这些事实，请再看一看这种被诽谤的、“没有气味的”、唯恐自己的声望被破坏的、“不含杂醇油的”、高贵的普鲁士酒精，这种在批发贸易中每升只值35分尼（比啤酒还便宜）的酒精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吧！如果把讨论和事实对照一下，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里把谁当成傻瓜呢？
普鲁士杂醇油的良好影响是包罗甚广的，因为它同马铃薯酒精一起掺入各种饮料。从摩塞尔和莱茵区的味酸而淡的劣等葡萄酒（这种酒加上马铃薯糖和马铃薯酒精就能奇妙地变成勃劳恩别尔葡萄酒和尼尔施坦葡萄酒），从格莱斯顿通商条约签订以来充斥英国并在那里被称为“格莱斯顿”的劣等红葡萄酒，到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所喝的沙托－拉斐特酒和香槟酒、波尔特温酒和马德腊酒，没有一种饮料不掺有普鲁士的杂醇油。凡是栽种葡萄以及仓库里存有大量葡萄酒的地方，这些饮料的生产就日益繁荣，那里的生产者就对马铃薯酒精高唱赞歌。可是消费者呢？消费者根据“令人讨厌的头痛”知道普鲁士劣等烧酒的功德何在，并竭力避免领教。正如冯·卡尔多尔夫所说的，在意大利，通商条约是这样实施的：对普鲁士酒精课以过高的关税。由于关税高，就不可能向比利时、美国、英国输出酒精了。在法国，海关官员在酒精桶上贴上红色签条，以表明这是普鲁士出品的，——法国海关官员确实第一次做了一件有益于公众的事情！一句话，事态的发展竟使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绝望地大声疾呼：
“先生们，如果你们想像一下德国酒精工业的状况，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各国都在战战兢兢地规避我国的酒精！”
当然罗！全世界都已逐渐知道这种酒精的良好影响，而摆脱“令人讨厌的头痛”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本不让这种劣等烧酒进口。
此外，来自东方的令人沉重而郁悒的阴霾正在侵袭受到排挤的烧酒容克们。在俄国的伟大盟友，即维护一切旧制度反对现时的破坏要求的最后堡垒和最后屏障，现在也开始生产和出口烧酒，恰恰是粮食烧酒，而且他们的售价同普鲁士容克们的马铃薯烧酒一样便宜。这种俄国烧酒的生产和出口逐年在增加，如果说在此以前，俄国烧酒在汉堡被酿成酒精，那末现在，正如德尔布吕克先生告诉我们的，“在俄国的许多港口……目前已在建设几个装备有最优等的机器、对俄国烧酒进行加工的企业”，于是他向容克先生们提出警告：俄国的竞争将一年比一年厉害。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要求政府坚决禁止俄国酒精在德国过境。
然而，冯·卡尔多尔夫先生作为自由保守派的议员，本应更正确地确定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俄国的立场。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被兼并，以及50亿空前浩大的军事赔款，使法国变成了德国任何一个敌人的必然同盟者，加以所奉行的政策又是希望人家尊重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害怕自己，而不是爱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二者取其一：或者是也把俄国迅速击溃，或者是……充当俄国外交的忠顺奴仆，保证与俄国结成同盟（既然可以指望它）。由于不能下决心采取前一种做法，结果势必采取后一种做法。普鲁士，随之还有整个帝国，又像1815年和1850年以后那样依附于俄国，而神圣同盟正像1815年以后一样，只是这种依附关系的掩饰物。这些荣耀体面的胜利的结果是，德国依然是欧洲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而俾斯麦竟表示惊讶，德国公众怎么还像过去那样，更多地注意国外（那里是真正的决策中心所在地）发生的事件，而更少地注意帝国政府（它在欧洲是无足轻重的）做的事情或帝国国会（它在德国是无足轻重的）里的演说呢！禁止俄国酒精过境！我倒想看看帝国首相会不会口袋里没有对俄国的宣战书就敢于这样做！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向帝国政府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时，可以认为，不仅饮酒，而且连做酒都使他神志不清了。要知道，连那些比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更有名的酿酒者最近也开始作出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根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的事情了。
不过，十分明显，俄国的竞争使我国烧酒容克们万分恐惧。在俄罗斯中部有大片广袤无垠的土地，那里可以像普鲁士得到马铃薯一样廉价地得到粮食。加之俄国的燃料大都比我国酿酒区的燃料便宜。一切物质前提都具备。因此，如果俄国一部分贵族也像普鲁士容克们一样，把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农民赎免徭役的钱投资于酿酒企业，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有不断增加的市场，既然粮食烧酒在同等价格或稍高价格的情况下总是比马铃薯烧酒优越，这些酿酒企业已经迅速普及起来，目前就可以预见到，总有一天这些企业的产品会从市场上把普鲁士马铃薯酒精完全排挤出去，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里任何抱怨，任何叫喊都无济于事。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它的规律对容克们来说，也像对犹太人一样，是铁面无情的。由于俄国的竞争，神圣同盟崩溃的日子，光荣的普鲁士烧酒工业从世界市场上消失的日子，以及在最好的情况下劣等烧酒充斥国内市场的日子即将到来。当普鲁士容克们失去烧酒盔，只剩下世系纹章盔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只剩下军盔的时候，普鲁士的末日就来临了。即便撇开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不谈，撇开新战争或变革的可能性、或然性或必然性不谈，单是俄国烧酒的竞争就必然使普鲁士破产，因为这种竞争会摧毁使东部各省农业得以维持在目前发展水平的工业。而那样一来，这种竞争也就会摧毁易北河以东每平方英里有3000个农奴的容克们的生存条件；也就会摧毁普鲁士国家的基础——招募军官、军士和绝对服从命令的士兵的材料以及形成官僚基本核心的材料，使现时的普鲁士具有特殊性质的材料。随着酿酒业的衰落，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制度也将崩溃，而没有军国主义制度，普鲁士就等于零。那时，东部各省由于人口稀少，由于工业隶属于农业，由于半封建状态以及城市文化和普及教育不发达，在德国将占其应有的地位。那时，德意志帝国的其余地区由于摆脱了这种半中世纪式国家的压迫，而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并由于它们的工业发展和教育水平较高，也将占其应有的地位。而东部各省将为自己选择较少依赖农业和较少容许封建生产方式的其他工业部门，到那时，就会将自己的军队不交给普鲁士邦，而交给社会民主派。整个世界将欢庆普鲁士的杂醇毒一劳永逸地最终消灭。而普鲁士容克们和“最终溶化在德国里面的”普鲁士邦只好用一位诗人的诗句来聊以自慰：
歌曲里不朽的一切，生活中必然毁灭［注：席勒“希腊之神”。——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2月
载于1876年2月25、27日和3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23、24和2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27]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写于1876年2月。恩格斯的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以单页发表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斯的著作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33年。——第41页。
[28]“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与民族自由党有联系。——第43页。
[29]根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在进军特洛伊城时，错误地同自己的盟友、海格文斯的儿子泰列夫的军队交战起来。在战斗中，阿基里斯击伤了泰列夫，后者只是在伤口敷上从阿基里斯的矛枪上刮下的铁屑以后才痊愈。——第51页。
[30]欧·杜林“国民—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柏林版第263、264页（E．Dühring．《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Berlin，1873，S．263，264）。——第52页。
[31]据传说，科累卓是在拉斐尔的画幅“圣·契奇利娅”前面说这句话的。——第52页。
[32]是指1872年普鲁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废除了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的世袭领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公社选举社长、在地方行政长官下面设立按等级选举的专区议会，等等。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阶级。同时，容克地主们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职务，实际上保持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