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
巴黎
［草稿］
［1878年11月10日左右于伦敦］
我出面给你写信，是为了谈谈10月6日《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反对巴里先生的信[402]。
当这一号《马赛曲报》完全是偶然地——这一点我可以证明——终于落到巴里先生手中时，他立即 用英文写了回答并请求我把它翻译成法文。我一天一天地拖延着不完成这项委托，至于原因，你读完这封信以后就会明白。巴里先生无法既说明全部事实而又做到：
（1）不损害尚未决定命运的希尔施的名誉；
（2）不损害希尔施的还在巴黎的内兄弟 ［注：考布。——编者注］的名誉；
（3）不在这里引用我的话，以免因此把我卷入同你的公开论战；
（4）不涉及你在信中提到的某些人；
（5）不暴露《马赛曲报》的不诚实。
我认为，现在不是进行这类争吵而使反动派高兴的“适当”时机。另一方面，巴里先生拥有辩护的合法权利。这就要作出抉择。我曾认为要摆脱困难，只有一个办法：希尔施到伦敦来（他曾告诉我，他如果被驱逐出法国就到这里来）。那时，由他在《马赛曲报》上发表几行不损害任何人的名誉的文字，就能使巴里先生满意了。可惜，他自被驱逐以来就杳无音讯。巴里先生终于不耐烦了，由于他清楚地知道，我反对发表他的回答（这个回答在必要时可以在某一家瑞士报纸上发表），所以我们商定：
（1）他的回答暂由我保存；
（2）由我给你写信，做调解此事的尝试。
现在来谈实质性问题。
事实
（1） 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它在 国际存在时是这个组织的支部），设在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由德国和英国两个支部组成。前者选举了埃尔哈特先生为自己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后者选举了巴里先生。伦敦曾传出消息说，由于警察禁止，代表大会将在洛桑举行，因此代表资格证就开到洛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去了。
[146]
现将巴里先生的代表资格证照抄如下，原件保存在我手里：
“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俱乐部。英国支部。1878年8月31日于伦敦。
公民们：本代表资格证持有人马耳特曼·巴里公民是伦敦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的代表。
此致瑞士洛桑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书记弗·基茨。”
其次，巴里先生回来后，书记 基茨曾写信要求他向俱乐部报告完成自己所受委托的情况。这封信也保存在我手里。
因此，完全可以证明，派遣巴里先生为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而不是象你有些“轻率地”散布的那样，是“国际警察”。
你是根据哪些有份量的事实，来“ 散布如此骇人听闻的指责”，说巴里先生“是这些人〈即国际警察〉派遣的”呢？
这些事实是毫无根据的，就是说，是以一个叫作 舒曼的十分可疑的人物的造谣中伤为根据的，而这些造谣中伤是背着巴里先生偷偷告诉你的。这样，巴里先生没有公开答复暗中对他提出的指责，你难道觉得奇怪吗？ ［注：这句话在手稿上被删去。——编者注］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舒曼。他回到伦敦后，觉得最迫切的事莫过于向《 旗帜报》这家“托利党的和波拿巴派的报纸”报告自己的平安获释。
然后这个我以前根本不认识的人，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来见我。当我针对你在信中转述的他的造谣中伤，对他痛加斥责时，他说：“但是塔朗迪埃先生是不对的，我曾明确地对他说过，我只是重复一些传闻，我个人对巴里一无所知”等等。 ［注：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关于巴里先生的造谣中伤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你们的所谓国际工人同盟[403]中的某些阴谋家散布的，其实这既不是‘国际的’，也不是‘工人的同盟’。他们之所以痛恨巴里，是因为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257]上他赞同了总委员会大多数反对这班先生们的意见，等等。”——编者注］
然后舒曼先生 自己主动向我询问巴里的地址，以便去向他道歉。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秘密地告诉一个流亡者（他不知道这个人同我有联系），似乎马克思在同他的谈话中也把巴里当作间谍来谈论。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关于你的委托人和保证人的 诚实的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后来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材料，并将把它寄往哥本哈根。
你在你的信中问道，“马耳特曼·巴里先生是怎样……给《马赛曲报》写信的”。事情很简单：我交给巴里先生一封致希尔施的介绍信，希尔施带他去《马赛曲报》社并且介绍给马雷先生。回到伦敦后，巴里给希尔施的内兄弟寄去了 用英文写的信；而这封信在《马赛曲报》上发表是否适宜，则应由后者决定。希尔施的内兄弟认为这封信对希尔施有利，便把它译成法文并 亲自交给了《马赛曲报》编辑部。
[404]
该报纸不加任何评论地发表你的揭露，这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这只能用同一天报纸上刊登的你给昂利·马雷先生的信来解释。如果注意到，你是布莱德洛先生的朋友和记者[405]，又同巴里先生和逝去的 国际有私仇，这就尤其不能容许。
（2）你接着说，巴里在给《马赛曲报》的信中申辩说，“法国警察没有逮捕过他”，你还补充说，“希尔施公民并未申辩说没有逮捕过他”云云，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你是在代表希尔施说话。但是希尔施公民在10月14日给我的信中说你的信是“卑鄙行为”，并且证实他只是在自己获释后才知道这封信的。同时，你还忘了巴里并不是唯一作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英国人，他们至少有十二个人，而且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被法国警察逮捕。德国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它现在被封闭）清楚地理解了巴里信中这句话的意思，它指出“法国政府想向俾斯麦先生讨好，逮捕了希尔施等，但是它没敢殷勤到触犯 英国人”。[406]不过，巴里先生一直同希尔施的内兄弟一致行动，他曾直截了当地向吉果先生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因为后者吩咐过对这些谈话要做记录，所以你可以从官方打听到关于巴里先生同法国警察的暧昧关系的情况。
然而，我还忘记了一点：为了给“你们的上司”增添声誉，你看来想把法国警察说成“国际警察”的牺牲品，而不是它的成员。共和政权当局对事情的理解则不同，它向希尔施的内兄弟道歉时说，“我们的上司”应该尊重“邻国当局”。
你提出的另一项控告（这也应归咎于舒曼先生的好心肠）是，巴里先生在巴黎作为“英国托利党的和…… 波拿巴派的报纸……《旗帜报》的记者”进行活动。
把《旗帜报》称作“波拿巴派的”报纸，这简直是开玩笑。当路易·波拿巴还是英国可以利用的有益的同盟者时，《旗帜报》曾奉承他，但不象《泰晤士报》那样恶劣，也不象当时的英国激进党领袖布莱特和科布顿先生那样天真，《旗帜报》从来没有象自由党的《每日电讯》那样卖身于波拿巴。现在——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旗帜报》如同几乎所有的英国报刊一样，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已变为“温和的”甚至“机会主义的”[407]共和国的拥护者了。
这样一来，只剩下“托利党的”这个修饰语了。请注意，这家托利党的报纸，对新神圣同盟[255]及其领袖 俾斯麦先生，没有停止抨击，而《泰晤士报》却成了俾斯麦的 半官方刊物，他自己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就这样说过。而舒曼和布莱德洛先生所属的那个所谓“ 国际工人同盟”的代表之一埃卡留斯先生，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则正是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进行活动的。为什么巴里先生不可以当《旗帜报》的记者呢？你在英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你应该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不掌握任何一家报纸，因此在举行工人代表大会等时候，就不得不借助于自己雇主的，即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的报纸来发消息，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无论是前者或后者的见解，它是不能承担责任的。你在英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你不应该给英国的政治关系贴上从法国政党的辞汇里搬来的标签。要不然的话，我确信，你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充任英国国家官员的。
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你仿效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法兰西共和国报》的记者卡尔歇的先例，把书献给剑桥公爵殿下，那才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最后谈谈你的愤慨指责中的最后一点。好大的罪名！原来是巴里先生对布莱德洛先生在他的《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一篇毫无意义的文章[408]竟然没有在一星期之内予以答复！……但这是情有可原的。 ［注：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首先，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国民改革者》没有对英国舆论产生任何影响。其次，巴里先生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时，总委员会曾公开揭露布莱德洛先生是‘波拿巴主义者’：他（在伦敦）同普隆—普隆的交往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他同波拿巴党的某位穿裙子的外交家（在伦敦）[409]的亲密关系，拉布朗公民可以向你提供情况；最后，关于他在巴黎同波拿巴主义者的会见，我曾经在一家伦敦报纸上讲过[410]；那时龙格、赛拉叶和其他法国流亡者就公开痛斥了这个家伙，因为他胆敢重复波拿巴派的和下流的报纸的卑鄙行径，攻击流亡的公社社员，同时由于他攻击国际，甚至象现在已和他同流合污，参加了所谓的‘国际工人同盟’的黑尔斯、荣克等这些人也曾公开痛骂过他。由于巴里先生还记得这些事，所以他完全可以不去理睬布莱德洛在他的《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下流文章。”——编者注］
巴里先生对布莱德洛先生9月22日和29日的文章之所以不大放在心上，是因为他早在 7月13日就在《旁观者》发表了自己署名的文章，详尽地阐述了他在东方战争引起英国各政党之间斗争时所采取的行动方针。他关心的是把这篇文章翻印成传单，加以“传播”。
判断巴里先生同布莱德洛先生之间的是非，是他们的“同胞们”的事情，因为，请注意，9月22日和29日《国民改革者》上面的文章不过是重新“温习”这段往事。“同胞们”在 7月22日就已作出了判断。这一天，伦敦举行了一次由 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召集的，声援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俾斯麦的大规模公开集会。各家报纸都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报道，并且丝毫不向读者隐瞒，这次集会的主席是 马耳特曼·巴里先生。
我完全没有涉及各个政党在东方战争时期的立场。如果一切不按照布莱德洛先生指定的道路走的人（甚至《 自由人报》），都被怀疑为同什么警察有关系的话，那末我非常担心，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社会党人都将遭到巴里先生所遭到的命运。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个法庭的资格表示异议，在我们看来，它是建立新神圣同盟的罪犯。巴里先生毫不理睬布莱德洛先生的无耻行径，还有特别的理由。这就是前 国际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其中包括巴里先生）1871年通过的决定，规定不理睬布莱德洛先生，除非他能 推翻总委员会所作的公开揭露：（1）《国民改革者》的编辑同普隆—普隆及其他男女波拿巴主义者有亲密关系；（2）他发表了反对 国际的虚伪谰言；（3）他根据肮脏的来源——波拿巴派的和下流的报纸，诬蔑住在伦敦的公社社员。
你至少现在知道，你反对巴里先生的信是毫无根据的。对你的要求只有一点：在《马赛曲报》上发表几行声明，说明由于得到了必要的解释，你收回你的揭露。
祝好。
忠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146]根据1878年1月28日至2月8日在里昂召开的法国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78年9月在巴黎举行国际博览会期间要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它的主要发起人是茹·盖得。法国政府禁止开这次代表大会。尽管如此（由于代表大会的会址已不可能由巴黎迁往洛桑），1878年9月4日，聚集到巴黎的代表们决定秘密集会。但是警察占领了会场，驱散了会议参加者，并逮捕了组织者。10月24日，以盖得为首的三十八名社会党人被提交法庭审判。
以观察员身分去参加会议的卡·希尔施于9月5日被捕，监禁到10月9日，释放后被驱逐出法国。——第80、326页。
[255]马克思指的是所谓的“三帝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国皇帝于1872年9月在柏林会晤时建立的，当时是试图恢复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15年建立的反动的神圣同盟。三帝同盟纠集了欧洲的反动势力，其目的是加强统治阶级在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中的阵地。——第166、296、309、329页。
[257]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是在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遣责，他们的首领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168、196、197、219、239、265、327页。
[402]阿·塔朗迪埃给《马赛曲报》（《Marseillaise》）编辑的信里面含有对马·巴里的污蔑性的言论，这封信刊登在1878年10月6日《马赛曲报》第202号“工人代表大会”栏内，信的日期注明为1878年10月2日。——第325页。
[403]国际工人同盟（International Labour Union）是第一国际过去的一些活动家（约·格·埃卡留斯、海·荣克、约·韦斯顿、约·黑尔斯）1878年1月在伦敦建立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他们因为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而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38页）。改良主义分子建立自己的国际组织的这种企图很快就宣告破产了。——第327页。
[404]马·巴里的信以《社会党人与政府》为题发表在1878年10月2日《马赛曲报》第198号上，注明：1878年9月19日于伦敦。参看马克思1878年9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80—81页）。——第328页。
[405]塔朗迪埃是查·布莱德洛的《国民改革者》（《National Reformer》）杂志的常驻巴黎记者。——第328页。
[406]参看1878年9月15日和10月4日《前进报》第109和117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刊登的短评《巴黎的逮捕》和《卑鄙的伪造》。——第328页。
[407]在法国，人们把追随莱昂·甘必大、格雷维等人的温和的共和派分子称为机会主义者。——第329页。
[408]1878年9月22日在查·布莱德洛的《国民改革者》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不长的短评，对马·巴里进行了卑鄙的诽谤。——第330页。
[409]指拿破仑第三的妻子欧仁妮·蒙蒂霍。1870年9月4日第二帝国崩溃后，她逃出法国，住在伦敦附近。1873年路易—拿破仑死后，她领导了波拿巴党。——第330页。
[410]马克思指的是他给《东邮报》（《Eastern Post》）编辑的信，这封信刊登在1871年12月23日《东邮报》第169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页）。
就在这一号报纸上刊登了关于1871年12月19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的工作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曾发言揭露布莱德洛。——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