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之寒

我从小生活在得克萨斯州的拉伯克，它位于得克萨斯州西北部所谓的“锅柄”地带。在那里人们常常习惯于用时间来指称地理距离。比如，我们会说拉伯克和邻近小镇布朗菲尔德相距近45分钟，而不是说50英里。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人要在这段路上走就得开车，绝大多数开车的人都会把时速控制在60英里左右。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距离与时间之间虽然粗糙，但也还说得过去的换算方式。

对于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来说，距离也经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最早，人们会根据行走所需的时间来描述两点之间的距离。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坐在东安格利亚的一座房子里，这里离萨德伯里不远，但是如果我要向一位石器时代的祖先描述这段距离，我可能会说它距离伦敦大概需要走3天时间。同样，我们那些生活在几万年前的先祖一定是根据穿越所需要的时间和努力来描述他们的活动区域的。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和考古学家阿尔伯特·安默曼（Albert Ammerman）曾经计算过，农业人口向一个新区域挺进的速度基本是每年1千米。狩猎—采集者的移动性更强，速度会翻上几番。当然，这是指实实在在的扩张行动本身，因为任何一年内人类行走的总里程数肯定远远大于这个。不过采集者们每年数英里的平均推进速度是个较为合理的推测，这主要参照了那些生活方式和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比较接近的现代狩猎—采集者向新区域进军的平均速度。

基于这种行动速率，从非洲东北部到地处欧亚大陆最远端的白令海峡的穿越之旅需要人类花费好几千年，而今天想要完成这样的旅行只需要一趟航班。从吉布提出发（从阿拉伯半岛穿越亚丁湾），然后在俄罗斯的普罗维杰尼亚着陆，只需要再来一段短途飞行就能到达阿拉斯加。但是在差不多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启他们的大陆穿越之旅时，没人可以想到一次简单的迁徙会造成如此大的跨越。穿越欧亚大陆的旅程应该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所经历的时间需要用不同的时间尺度——代际距离来衡量。这个埋藏于历史深处的钟，随着独立的族群一次次迁徙而滴答作响，也许是为了追逐动物，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和植物，也许是为了寻找用来制作工具的石头，还有一些迁移行动是由与其他人类群体的冲突引发的。总而言之，向新版图进发或许是以上种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我们今天难以了然的原因。无论导致这被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称为“出非洲记”的驱动力为何，这次旅行肯定没法被视为一次穿越大陆的持续努力，而更有可能是逐步扩张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被许多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地方性决策推动着。这与把牙刷塞进管道的举动无异，在那种情形下，气候兼具胡萝卜和大棒两种角色。留在家里生计多艰，人们不得不外出发展，但是气候变迁也有可能导致在那些遥远地区出现生存所需的新的资源。人类群体就是这样在种种驱力的逼迫下一点点挤过地理“管道”，在成百上千年的推拉角力中，散布到离他们最初的起源地遥不可及的地域。

在我们对驱使早期人类横跨欧亚大陆的原因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我们也有兴趣用遗传数据去推导这一过程的详尽细节。遗传学已经回答了是何人（非洲人）在何时（5万年前）开启了旅程，对于究竟是为何开启旅程我们也给出了一些解释（环境变迁），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祖先在5万多年前究竟是如何实现了进入欧亚大陆的飞跃——他们的迁移路线究竟是什么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古气候学研究，以弄清楚5万年前的非洲东北部到底是什么样子。

将近7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时代加速进入深度冻结阶段，全球寒冷异常。这有可能就是这次大跃进的催化剂。气候日益恶劣，生活艰难异常，拥有高智商和复杂社会结构的群体更容易生存下来。在东部非洲，森林面积日渐缩减，取而代之的是树木稀少的大草原或干草原，有蹄类动物资源极为丰富。正是在这些草原地带，人们学会了追踪和打猎，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工具制造技巧和社会技巧。生活变得难以置信地积极主动起来，因为人们需要全力以赴去狩猎或采集以得到足够人们存活下来的食物。线粒体DNA钟形曲线的错配分布显示出当时的人们适应得相当之好，以至于在全球变得更冷，生活更难以应付的情况下，人类群体仍然处于扩张状态。

毫无疑问，正是内陆生活的竞争和艰难，以及逐渐减少的水资源和日益增大的捕猎难度，使得一些群体选择生活在海岸线周围。这些人应该是今天的澳大利亚人的祖先，几乎可以肯定，一旦气候条件创造了一个通向欧亚大陆的方便出口，他们就开始沿着南部海岸线离开非洲。在吉布提和今天的也门之间，应该有一条连接东非大峡谷和亚洲南部无尽的海岸线的捷径。

这些在海边生活的人的生活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因为他们主要依靠从海洋里采集到的食物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生计主要依赖于潮涨潮落之间遗留在潮汐地带的丰富的贝类和其他资源。尽管他们有可能也会打猎，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近海地带的话，他们宁愿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海边谋生上。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遗传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出他们在早期阶段并未向内陆深入太多。内陆更多地留给了那些更为骁勇积极的猎人，为了存活下去，猎人们不得不扩大其活动范围，以获得生存必需的资源——动物、植物和水。于是，他们成功地摆脱了海滩，深入欧亚大陆内陆腹地那片未知的蛮荒地带，从而成为实现发展飞跃的那个群体。

生物学上有一个未解之谜：为何温带地区生存着最大型的动物。生态学里存在着被称为伯格曼法则（Bergmann’s rule）的观察结论，即动物的大小会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加。尽管这个法则不能适用于一切生物，但是仍然不失为一个好的总结性概括。多毛猛犸象是过去数千年中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它们正是生活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遥远北端的冻原地带。就海洋而言，寒冷地带的海洋中事实上生活着比温暖地带海洋里多得多的生物体。尽管珊瑚礁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是，这些有机体群落的总体规模和在地球两极地区发现的相比而言不值一提。例如南北极的海洋拥有这个世界上密集程度最高的浮游生物。这些微不足道的植物和动物却供养着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体型最大的动物——长着行使过滤器功能的鲸须的须鲸（蓝鲸、长须鲸、大须鲸），经过漫长的进化，它们已经完全依赖于这些不同寻常的食物来源。数千万年前它们还都生活在陆地上，而今你几乎无法从它们身上看出曾在陆地生活的痕迹。

同样，虽然热带雨林哺育着规模巨大的物种群落，但是细究到任何单一物种上，无论是就规模还是密度而言，事实上都非常小和低。不仅如此，正因为所有的营养物质都会被吸附到生物体内，土壤里含的矿物质和有机质事实上相当稀少。实际上，在一片成熟的热带雨林里，丛生的灌木并不会阻塞通道，当然这对好莱坞电影里那些千篇一律拿着砍刀开路的探险者另当别论。滥伐森林的悲剧在于，人们只需要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变成满目萧然的荒漠。热带环境总是在丰产和死亡的边缘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状态，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这种平衡。

另一方面，这个星球更为温和的地带被赋予了更多的自我修复力。在热带雨林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物种多样性只是一个小的碎片。可是在这些温带地区，有机体更有能力去应付那些灾难性的环境剧变。这主要归结于温带地区生命体所要经历的兴衰变迁。千万年来，在一种几近无变化的环境条件下，热带气候的稳定性滋养着物种进化（只有地理范围内的多元性）。而在同样的时间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曾阶段性地被冰雪覆盖或是退化成为沙漠。这种长时段的气温循环变化事实上也反映在年度天气变化里，并且造就了温带地区的季节变换：蒙古高原干热的夏天在一年中会有几个月让位给裹挟着暴风雪的冬天。正是这种巨大的环境反差使生活在温带地区的动物不得不倚重两个关键的适应方法——储存和迁移。

这种做法和我们的一些生活经历相仿：你或我都会选择舍弃在无休止的购物狂欢中花掉我们辛苦挣来的每一分钱时拥有的瞬间快感，而选择更冷静地考虑把这些钱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是未来养老。习惯于应付艰难时光的动物也会在资源丰足的日子里把部分资源储存起来。与其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不如说是一种进化的本能行为——对气象跷跷板的适应。例如，在每一个春天和夏天，北极冻原地带猛然间一派生长和繁殖的狂欢节奏。植物繁荣生长，在将近10个月之后冻土层上首次长出嫩芽。蚊子成群移动，像一团嗡嗡作响的吸血的云，吸食着一切可以吸食的东西。生活在北极的哺乳动物，像驯鹿和海象，正经历繁殖的季节。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气温陡然上升，比冬天最低温度要高出100摄氏度，即便你误以为这遥远的北国是地球上最多产的区域之一也不足为奇——无数的生命，在严冬的北极再度回归万物凋零之前做出最后的拼命一搏。然而，这些生活在北部地带的生物体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确有逻辑可循。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北极所有的物种都在为狂欢的结束做积极准备。这个结束的日子往往会在9月上旬如期而至，温度再度跌落零点。没有任何一种热带哺乳动物进化出这种行为：储存脂肪以应付饥荒时日。但是绝大多数的温带物种都会按部就班地储存脂肪或食物。在北极的夏天，驯鹿会增加将近它原体重三分之一的资源储藏，以熬过漫长黑暗的冬天。这使得它们能够在占全年时间将近70%的资源稀缺状态下生存下来，也使得它们成为食肉动物垂涎的猎物。

人类在适应东非草原生活的同时，也日渐擅长捕猎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大型哺乳动物。其中就包括一些特定种类的羚羊，这些羚羊被称为上旧石器时代的“外卖比萨”。在即将步入上旧石器时代之际，人类行为发生的变化之一，是人类群体在捕猎这件事上变得更为专业化，以预先适应来调整捕猎方法和捕猎用的武器。举例说，放倒一只瞪羚的狩猎技巧，和杀死一头猛犸象或犀牛的技巧全然不同。专业化发展使得有效利用特定区域内的动物资源成为可能，但也可能导致更多的迁徙，当一个区域内的动物群落被赶尽杀绝后，人们不得不向更远的区域移动以寻找新的猎物。人类季节性的游猎行为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有证据显示早期的人类群体追逐着食草动物的群落——主要是羚羊，从地中海和红海周围环绕的小山丘上的夏季牧场，到冬季更为温暖的近海地区。正是这成百上千年来的日益演进的动物们的兴衰起伏，在4.5万年前把这些已经“现代化”了的人类和他们制作的上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带到了中东。

现代人类早在至少11万年前就已经在黎凡特一带出现。但是人口始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增长，而且也只局限在几个有限地点。在最后一次冰期的早期阶段，地中海东部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非洲北部的延展，有着类似的气候条件和动物群落。今天以色列的卡夫扎和斯虎尔洞穴遗址，还保存着当时人们捕获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埃塞俄比亚动物。然后，在8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的这个时间段里，现代人类突然从这些地点消失，再无迹可寻。在某些地区他们被四肢发达、头脑迟钝的尼安德特人取代了。这也给我们一个线索去探究当时在黎凡特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距今8万年开始，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温度呈直线下降之势。有可能当时全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差不多10摄氏度，这对地球上动植物的分布造成致命的影响。这些在更为潮湿温暖的时间段里经由埃及和黎凡特地区迁移出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类，发现自己再没法依赖过去几千年来猎食的动物为生了。他们有可能死光了，或者也许只是重新回到了非洲，但是看上去他们在往欧亚大陆的腹地深入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进展。这些早期的现代人类的活动顶多被视为人类活动在非洲之外的世界的试验性行为——因为根本就进展无多。

接下来，在4.5万年前左右，现代人类又一次出现在了黎凡特地区。而这次和上次有着质的区别。再早4万年的人类还在使用和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相差无几的工具，但这些新来的征服者自带“杀手级应用”。这些人是大跃进最新的继承者和获益者，他们有着和大跃进绑定的先进技术和复杂文化。他们所打造的上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和群体狩猎行为，还有被证实了的季节性迁移和捕猎专业化，赋予他们早期现代人所缺乏的锋芒。一旦他们登上历史的舞台，便会在冲向大陆其他地区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既然现代人类闪电般征服欧亚大陆的轨迹已经得到基因图谱的揭示，那么，在这段旅程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作为老古董的石头和骨头暂时搁置一边，回到我们的DNA挖掘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