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故乡

如果我们认可威廉·琼斯的这种说法，即所有印欧语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一定会有一群人说着这种形式古老的印欧语。因而，寻找第一批印欧人的身份及其分布的地理位置，成为过去200年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它变成了某种类型的任务，目的是好，但多少有点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成分。这种探索，试图解开长久以来围绕在“印欧人”故乡的自相矛盾的证据之网。理解历史也成了遗传学振奋人心的新适用领域。

戈登·蔡尔德，“新石器时代革命”这个专有名词的创造者，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提出，印欧语的故乡应该是黑海以北的某种文化，这种文化有着独特的“绳纹”陶器，上有类似细绳或是麻线留下的痕迹。考古学家玛丽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重申了这一理论。金布塔斯认为，俄罗斯南部大草原游牧骑手留下的这些遗址，可追溯到大约6000年前，属于一种可以被识别为原印欧人（proto-Indo-European，PIE）文化的最早迹象，而这其中就包括蔡尔德的绳纹陶器使用者（Corded Ware People）。金布塔斯所命名的库尔干文化留下了巨大的墓葬遗址（kurgan，意为坟堆），星星点点遍布整个欧亚大草原，从蒙古到乌克兰，南至阿富汗。20世纪从库尔干挖掘出土的黄金宝藏，证实了希罗多德所说的“斯基泰人”（Scythians）的存在，他们曾经是亚洲草原上让人闻风丧胆的骑兵。而这之前许多学者都认为他们只是传说而已。

库尔干人使用原印欧语的结论是基于对印欧语系语言通用词汇的分析得出的。如果几个词能够显示出源于某一共同词根，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虽然不确定）承袭自某一共同源头。例如，英语单词“ox”在梵语中表达为“uksan”，在吐火罗语（中国西部早期的印欧语）中是“okso”。同样，许多动物和植物的单词在印欧语系中都很常见，工具和武器也是如此。最有趣的是，这些语言中都有丰富的描述马匹和有轮的交通工具的词汇，这表明说古印欧语的人已经驯养了马作为牲畜。再加上考古遗迹表明，马是在南部俄罗斯草原上最先得到驯化的，这就指明了库尔干文化的建设者是原印欧人。

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原印欧人是库尔干人，但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证明他们的文化曾经扩展到欧洲西部。他们在马背生活的文化说明他们最理想的生活区域是干草原带，而非欧洲的森林和山脉，因此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草原骑手能够征服欧洲，并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当地居民。为此，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考古学与语言》（Archaeology and Language）中提出，库尔干文化并不是印欧语的起源，反而是印欧语向东方扩展的结果。在伦弗鲁看来，原印欧语曾经是一种中东语言，最早在9000年前开始使用，之后随着农业的“进步浪潮”传入欧洲。他认为安纳托利亚是印欧人的故乡，因为它大致是印欧语系现代分布的中心，同时，这里也是其他几种业已灭绝的语言的发源地。

他提出的假设是，这些早期的农民在扩散他们人口的同时也携带着他们的语言，因此欧洲语言的泛滥成灾应该也伴随着基因迁移的浪潮。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最初并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支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进步浪潮”实际上对现代欧洲人的基因库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其影响力似乎基本局限于地中海地区。举例来说，生活在爱尔兰的操印欧语的人实际上没有新石器时代的Y染色体标记，而希腊人拥有大量新石器时代的Y染色体标记成分。这表明，如果是农业推动了印欧语在整个欧洲的扩散，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真正的农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扩散的，这削弱了伦弗鲁的论点的说服力。

当然，顾名思义，印欧语系不仅在欧洲被使用，现代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说印欧语。他们是怎么学会说一种和几千英里外的爱尔兰盖尔语（Irish Gaelic）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语言的呢？对此，学界同样有着很多彼此冲突的假设。第一个是由蔡尔德、金布塔斯和其他人提出的，早期的草原骑兵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入侵印度时，把他们的语言从中亚带进了印度。印度早期的宗教文献《梨俱吠陀》（Rig Veda）记载了来自北方的骑兵对印度的征服。20世纪20年代，约翰·马歇尔爵士和他的同事们在印度河谷（Indns Valley）挖掘了莫亨佐·达罗（Mohenjo Daro）和哈拉帕（Harappa）遗址，这一史料得到了证实。这些巨大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它们已经被建设成为庞大无比的定居点，拥有数以千计的房屋、广布的农业用地和众多的人口。然后，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他们进入了衰落时期，到公元1000年，哈拉帕文化已经解体，城市也被抛弃。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文化的突然崩溃？在考古学家看来，这完全是来自干草原带的雅利安人的入侵造成的。考古学似乎加强了蔡尔德的论点，同时证实了《梨俱吠陀》所载内容。

更多的最新研究表明，哈拉帕文明的崩溃可能另有其内在原因。也许是河流改道，也许是社会开始堕落（想想2000年后的罗马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入侵的雅利安人并不一定像早期考古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全能征服者。在后续的重新阐释中，伦弗鲁紧跟着提出了印欧语如何来到印度的两种模型。

伦弗鲁的第一个模型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来自中东的移民模式，定居者们携带他们的原印欧语。在这种模式中，哈拉帕人本身就已经是印欧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推断是雅利安人的入侵造成了今天印度的语言状况。第二种模型认为《梨俱吠陀》的记载属实，说印欧语的游牧民从中亚入侵印度河地区，但是入侵的规模不大。因此除了植入一种语言和文化之外，入侵对南亚次大陆的人口几乎没有影响。无论是上述哪种模式，印度的遗传数据都显示出来自北部干草原带的影响微乎其微。

要对蔡尔德-金布塔斯和伦弗鲁提出的假说进行测试，就需要等到基因标记的开发达到能够区分草原种群基因库和印度原住民种群基因库的水平。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M20定义了约3万年前从中东向印度迁移的第一波大潮。它在印度南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这些人说达罗毗荼语。这是一种与印欧语系完全无关的语族。在一些南部人群中，M20的出现频率超过50%，而在印度以外的地区仅有零星发现。因此，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它是印度原住民的标志。要完成全部分析，我们还需要研究一个草原标记，用来了解它（曾经有可能）对当前的印度遗传多样性做出的贡献。

M17标记和发现解决了上文的问题，它以高频率（40%以上）出现在从捷克共和国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并向南贯穿整个中亚的地区中。绝对年代测量法表明，这一标记有1万至1.5万年的历史，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微卫星标记的多样性非常集中，这表明它源自那里。M17是M173的后裔，和欧洲血统相一致。M17的起源、分布和年代都强烈地表明，它是在库尔干人在欧亚大草原大肆扩张的过程中扩散开来的。解决我们语言难题的关键是看看它在印度和中东各是什么样子的。

答案是印度的M17在那些说印欧语系的人群中拥有相当高的出现频率。例如，在德里讲印地语的人口中，约有35%的男子拥有这种标记。来自南方的印欧语系使用人群也表现出类似的高频率，而在邻近的达罗毗荼语使用者中，M17的出现频率相当之低，只在10%左右或更少。这有力表明了M17是印欧语系标记，同时也显示了在过去1万年的时间里，有大量的基因从干草原带流入印度。结合考古学资料，我们可以说，有关人类从干草原带入侵的旧假设似乎是正确的，这种入侵不仅是语言上的。

那么中东的情况又如何呢？有趣的是，M17在中东地区的出现频率并不高，只有5%～10%的中东男性携带M17。甚至具体到说波斯语的伊朗人也是如此，而波斯语是一种主要的印欧语。生活在伊朗西部的人群的M17出现频率较低，而在更遥远的东部地区，M17的出现频率则更类似印度。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了解到的，横亘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是荒凉的伊朗大沙漠。这片沙漠构成了印欧人迁徙过程中的巨大障碍，就像它曾是上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的巨大障碍。

来自伊朗和中东的Y染色体检测结果都表明，早期中东的农耕者在进入印度河谷时并没有向东扩展印欧语系。与农业扩展相关的标记M172在整个印度地区都有发现。这与早期农业从中东地区引进的情况相一致，时间很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但在说印欧语和达罗毗荼语的人群中，这种不相上下的频率分布表明了农业的引进早于印欧语的引进。具体到实际行为上，许多新石器时代农耕者的印度后裔学会了说印欧语，而少数使用印欧语的M17携带者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语言，转而使用达罗毗荼语。

在伊朗西部，M17的低出现频率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伦弗鲁在他的第二个模型中所设想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很有可能的是，少数入侵的印欧语使用者能够通过一个被伦弗鲁称为精英统治的过程，将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当地的伊朗人。在这种模式中，某种类似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或者也许是组织能力的相对优势，使得这些来自干草原带的印欧人能够对伊朗西部古老的定居文明实现文化霸权。这种“相对优势”的内容之一是他们在战争中使用了马匹，或者用马来拉战车，或者将马作为坐骑。骑兵和战车，都是草原游牧民的发明，它们为这些早期游牧印欧人带来显而易见的优势，使他们明显强于敌对方的步兵。在接下来的3000年里，对于军事装备来说，马匹的使用成为一个主要的技术优势。不难想象，欧亚大草原的人们正是依靠它取得了早期的征服优势。

因而，在我们看到能证明印欧移民源自俄罗斯南部干草原带的持续不断的基因和考古学证据的同时，从中东到欧洲，我们很难找到曾经有过大规模印欧移民的证据。一种可能是，在更早的移民过程中（和之前讨论的4000年前相对比而言，也许是在8000年之前），那些使用印欧语的早期农民携带的遗传信号早就散失在岁月中。正如卡瓦利-斯福尔扎和他的同事们所阐述的那样，显然会有一些来自中东的迁移的遗传证据，但是这个信号不太强，还不足以让我们追踪新石器时代血缘谱系在所有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欧洲国家的分布。卡瓦利-斯福尔扎认为，最初在新石器时代从中东地区迁移过来的、说着比原印欧语还早的语言的移民，可能已经向欧洲输入了一种语言，包括后来成为“原印欧人”的库尔干人。尽管遗传模式没能提供明确的证据支撑，但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反驳这种模式。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来自那些在中东和欧洲已然灭绝的语言的分布状况和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如果第一批农耕者的语言不是印欧语，而是另一种语言呢？居住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巴斯克人说着一种与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都不相干的语言。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第三种黑猩猩》（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Chimpanzee）中指出，这有可能是来自中东的农业“进步浪潮”的遗留物。有趣的是，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巴斯克语与高加索地区的语言有关，而另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巴斯克语与位于巴基斯坦偏远地区的一种孤立语言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有相似之处。类似情况在地中海周边地区比比皆是，比如西班牙东南部的塔尔提斯语和伊比利亚语、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语和莱曼语，还有撒丁岛语，这类语言如今已所剩无几。在萨丁岛，很多地名都源自非印欧语。法国南部的一些地名也同样表明，过去使用巴斯克语的区域比今天广得多，希腊的一些地名也表明那里存在着很多前印欧语的元素。总的来说，有恰当的证据表明，一度在地中海地区密集分布的前印欧语，后来逐渐为扩张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所取代。

从表面上看，我们有一套曾经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广泛使用的语言，甚至向东影响到了巴基斯坦。这正是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农耕者在1万年前至7000年前殖民的领土。一种可能是，这些早期的农耕者在扩大人口的同时也传播着“地中海”语言。即便不存在任何基因的流入，欧洲还处于旧石器时代的人口都开始使用这种农耕语言及其文化，巴斯克就是个例子。这些语言也向东部传播，将农业引入中亚的所有河谷地带和巴基斯坦。后来的移民，比如巴基斯坦使用德拉维迪亚语和印欧语的人，以及欧洲的印欧语使用者，合力把仍然在使用地中海语言的人挤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孤立地区。

当然，这纯属推测，但它可能是在伦弗鲁的印欧语农夫和卡瓦利-斯福尔扎的原印欧人农耕者之外的第三种合理推测。此外，遗传数据还显示出一些相关性：从地中海到高加索再到巴基斯坦，在我们提及的绝大多数地区，M172这个我们认定的新石器时代基因标记高频出现。对于高加索群体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其中一些群体中，M172出现的频率超过90%。在高加索人群和中东人群之间，整体来说高度接近的基因相似性表明，新石器时代曾有大量人口涌入这里，他们甚至可能已经把某种与苏美尔语（Sumerian）相关的语言引入了该地区。当然，这样的情境假定所有的地中海语言之间都存在着联系，不过就算存在，这联系最多也是微弱的。然而，一些语言学家的确发现了这种语言“超级家族”存在的证据，从而揭示了看似无关的语言所共有的深层结构。我们接下来就要寻找这些语言的超级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