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关闭的窗

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人口大爆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基因景观。5万多年前人类开始分化，分化过程呈现出的彼此区别的多样性拼图，而今正在重新排列组合，彼此连接，融合为一体，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遗传标记本身不会丢失，但是它们得以产生的场景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尽管我们可以从纽约夜总会或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孤立群体样本中很容易地追踪到血缘谱系之间的遗传关系，但是这一结果却没有太多意义。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基因分析与特定地理位置相关联。例如，我们前往澳大利亚的海滩之旅，依赖于最古老的M130染色体的分布，而这些染色体仅能在欧亚大陆南部地带找到，中东几乎无迹可寻。理想状况当然是这些地方的原住民一直在那里生活了5万年，因为只有对长期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原住民人群进行抽样，我们才有希望推断出他们祖先的基因构成。古老的当地人口是关键，血缘混杂越少越好。如果以语言作为衡量标准，类似的孤立社区被吞没的速度越来越快。此外，现代工业生活的性质决定了这些社区的成员越来越多地迁往城市，在那里他们身上所有的标记都将汇入到巨大的、旋转的大都市多样性熔炉。不幸的是，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只有它们才能讲述的独特故事也将消失。

一些少数族群正在重新找回认同感，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文化浪潮进行殊死斗争。欧洲的激进主义者，如巴斯克埃塔组织，往麦当劳餐厅投炸弹的法国农民，以及出现在经济峰会上的反全球化的抗议者，都标志着人们日益认识到传统的文化认同正在大规模地丧失。然而，最终他们因方法太过极端而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对于大多数原住民来说，成为地球村的一部分所带来的回报实在太具诱惑性，难以拒绝。离开古村落的决定通常出自个人的选择，感觉其他地方的机会更好，又或是感觉在家乡已经没有希望。最终，由于激进主义者没法干预原住民的个人选择，他们的战斗注定失败。

这本书里的故事只能讲述到现在。然而，它还仅仅是一个更为详尽的表述的大致轮廓，整个旅程需要经年累月的研究才能被彻底破译。我们也许能够看到森林的风景，但对于树木仍然知之甚少。尽管人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认同受到外在侵蚀，许多原住民现在拒绝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来。由于殖民历史中出现过相关事件，例如20世纪中叶对澳大利亚原住民进行的可怕的医学实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原住民对科学家保持警惕。激进主义者还重申了有关先祖遗骸的古老禁忌，要求学界归还这些考古材料以便妥善埋葬。这些文化禁忌能够，并且也确实延展到为基因研究提供样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是试图从生活在当下的人的血液中挖掘过去，这种活动可以被解读为偷窥（甚至更糟）。出于保护文化隐私的愿望，再加上怀疑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与自己的信仰不一致，越来越多的原住民群体选择不参与相关研究。科学家们有责任解释清楚他们的工作与他们希望研究的人之间的相关性，这样才能让原住民参与从而成就一项真正的合作性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获得失去的信任。

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依然是旧石器时代的物种，有着同样的欲望和弱点，距离走出非洲也不过2000代人的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次大爆炸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好让我们阅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书稿，即那些隐藏在我们DNA中的重要篇章；另一方面它同时创造了一种文化场景，在这种场景中我们越来越难以开展这项工作。我们能够瞥见的遗传数据清楚地表明，我们这一物种有着单一的共享的历史。我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其中独一无二的篇章，这些篇章锁在我们的基因组里，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应该去探索它。自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我们就利用我们的智慧向外探索并走向未来。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永恒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地位。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其引发的文化连锁反应，我们获得了选择我们自身进化轨迹的力量。然而，随着这股力量的增强，我们的责任也在与日俱增。我们所忽视的责任之一就是自我发现。一旦这段旅程的记忆丢失了，就会像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殖民全球时留下的足迹一样，永不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