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所有的大城市，总存在着一些彼此独立互无沟通的小圈子，一个大世界里包含着许多小世界，人们在一个个小世界里生活着，同一小圈子里的人彼此依赖相互陪伴，仿佛他们居住在一个个孤岛上，彼此隔着无法逾越的海峡。从我的经验来看，巴黎更是这样子。法国名流只认识上流社会人士，政客们生活在腐败的政治圈，大小资本家只承认资本家，作家只和作家来往(在安德烈·纪德的日记里，有一点很突出：他好像除跟那些从事一样职业的人以外，很少和其他人接近的)，画家只喜欢画家，音乐家只青睐音乐家。伦敦也是如此，只是法国尤甚，在伦敦同样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是程度逊色于巴黎，而且有这么十几家人家的宴会席上，偶尔还会碰到公爵夫人、演员、画家、议员、律师、服装师和作家齐聚一堂之时。

我在生活上的遭遇，让我在不同的时期里，在巴黎差不多所有这些小世界里都待过一段短暂的时间，甚至在圣日耳曼大街那个封闭社会也进去过(通过艾略特)；但是，比起现在叫作福煦大道的那个甄别很严的小圈子，还有常去拉吕饭店和巴黎咖啡馆的那一批不管国别的人士，抑或蒙马特尔区那群嘈杂而破烂的寻欢作乐的人，我最喜欢的却是以蒙帕纳司大街为干线的那个小社会。在我年轻时，我曾经在贝尔福狮子咖啡馆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住过一年，公寓在六层楼，从上面可以看到那片公墓，眼界很是开阔。蒙帕纳司在我眼中依然还具有当初它特有的那种外省乡镇的静谧气息。当我经过阴暗而狭窄的奥德萨街时，我内心会忧郁惆怅，会想起当初我们经常聚餐的那家寒酸的饭店。我们中有画家、雕刻家、插图家。除掉阿诺德·班内特偶尔来来外，我是唯一的作家；我们会待在一起直到很晚，我们讨论绘画和文学时，会很兴奋、荒唐，甚至有些愤怒。现在沿着蒙帕纳司大街走去，望着那些和我当年一样的青年人，并且替自己杜撰些关于他们的故事，对我仍不失乐趣。每逢我无事可做，百无聊赖时，我就叫一辆汽车去老多姆咖啡馆坐会儿。它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模样，为落拓不羁的艺术家包下来的集会场所；附近的小商小贩常到这儿来；塞纳河对岸的生人也会过来，试图看看那个消散殆尽的世界。当然了，学生们仍旧来这里，画家和作家也是如此，但多半却是外国人；当你坐在咖啡馆里听周围的人谈论时，你听到的其他语言，比如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和你听到的法语一样多。然而，我依然觉得，他们谈论的东西跟我们四十年前谈论的东西没多少不同，只是他们现在谈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马奈，是安德烈·布雷东而不是纪尧姆·阿波利内尔而已。我真切地羡慕他们。

在巴黎约两周后，一天去老多姆咖啡馆小坐，露台上人满为患，我只好坐在前排的一张桌子上。那晚天朗气清，温暖如春，法国梧桐刚刚长出绿叶，空气中流动着闲适、愉快和巴黎特有的轻松感。我内心平静，不是因为昏沉疲惫，而是心情畅快所致。突然一个男人经过我时停了下来，冲我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说道：“你好!”我茫然地看着他，眼前这个人又高又瘦，顶着一头急须修剪乱蓬蓬的深棕色头发，上唇和下巴掩盖在浓密的棕色胡须下，前额和脖颈被晒得黝黑，穿着破破烂烂的衬衫，没系领带，一件穿得很旧的棕色大衣和灰色长裤也是破烂不堪。看上去是个流浪汉，我确信自己从未见过他。我视他为一无是处之辈，准备听他杜撰一些落难的故事，然后骗我给他几法郎供他吃晚饭和住旅馆。他站在我面前，手插在口袋里，露着一口白牙，乌黑的眼睛里有笑意。

“你不记得我了？”他说。

“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你。”

我打算给他二十法郎，但不打算让他装成我的老相识蒙混过关。

“拉里。”他说。

“天呐!快坐下。”他咯咯笑着，向前走了几步，在我桌旁的空位上坐下了。“喝杯酒吧。”我示意侍者过来。“你胡子拉碴的，脸都被盖住了，让我怎么能认出来你呢？”

侍者来了后，他点了一杯橘子水。现在我再看着他，想起了他独特的眼睛，瞳孔和虹膜一样黑，使那双眼睛既炯炯有神又扑朔迷离。

“你来巴黎多久了？”我问道。

“一个月了。”

“还要再待一阵吗？”

“再待一阵。”

问这些问题时我的大脑也在飞快运转。我注意到他衣衫褴褛，裤边破得参差不齐，大衣的胳膊肘处有好几个破洞。他和我在东部港口见过的所有流浪者一样，一贫如洗。在那段时间里，人们是很容易想到大萧条的，我寻思着在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中他损失了全部财产。想到这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不是个喜欢拐弯抹角的人，我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你贫困潦倒了吗？”

“没啊。我很好。你怎么会这么想？”

“哦，你看起来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样子。”

“有那么糟糕吗？我从未那么想过。事实上，我最近一直想给自己置办一些零碎东西，但是，好像从来没能兑现过。”

我想他很害羞或者放不下架子，不过我也认为根本用不着说那些无稽之谈。

“别傻了，拉里。我不是百万富翁，但我也不穷。你如果缺钱，我可以借给你几千法郎。我能承受得了。”

他痛快地笑了。

“多谢了，不过我真不缺钱，我的钱够花。”

“大崩溃之后还这样？”

“大崩溃影响不了我。我所有的资产都买了政府债券。我不知道政府债券是否贬值了，我从不过问，但我知道美元还很坚挺，事实上，过去几年我的支出很少，手头应该还有不少钱。”

“你从哪儿来到巴黎的？”

“印度。”

“噢，我听说你去印度了。伊莎贝尔告诉我的，她认识你的芝加哥银行的经理。”

“伊莎贝尔？你何时见她的？”

“昨天。”

“她不该在巴黎吧？”

“她在巴黎。她住在艾略特的公寓里。”

“太有趣了。我想见她。”

在进行上述交谈时，我非常认真地观察着他的眼睛，但是，我能看出来，那里除了一份自然的惊喜之情外，别无其他复杂的感情。

“格雷也在那里。你知道他们结婚了吧？”

“知道。鲍勃大叔，也就是我的监护人纳尔逊医生写信告诉我的，但他几年前去世了。”

我想起这可能是他和芝加哥以及芝加哥的一些朋友之间唯一的联系，现在它断掉了，他可能对这几年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告诉他伊莎贝尔生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路易莎·布雷德利都去世了；格雷破产了；以及艾略特慷慨地帮助伊莎贝尔渡过了难关。

“艾略特也在巴黎吗？”

“没。”

四十多年来，这是艾略特第一次没在巴黎过春天。虽然看上去还年轻，但他已经七十岁了，这个年纪的人通常都精力大减、老疾缠身。渐渐地他放弃了所有锻炼，只是还在坚持步行锻炼。他很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他的医生每周探望他两次，在两边臀部轮流注射当时流行的药品和营养剂。无论身处何地，每顿饭前，他必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金盒子，从中取出一粒药片，虔诚地吞下，就好像是履行宗教仪式一样认真。医生建议他去意大利北部温泉小城蒙特卡蒂尼疗养，这以后他建议去威尼斯寻找一个适合放在他的罗马式教堂里的圣水盘。他对巴黎没有过去那般留恋了。原因是他觉得巴黎的社交生活世风日下，一年不如一年。他不喜欢老人，并且非常痛恨别人请客时碰到的都是和他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他认识的那几个年轻人在他看来又都无聊至极。现在，装修他自建的教堂成了他的主要人生乐趣；在这上面，他可以放开手买艺术品，来满足自己深植内心的热爱，同时心安理得，觉得这是歌颂上帝之举。他曾在罗马发现了一个早期的黄褐色石头祭坛，并在佛罗伦萨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讨价还价，买下一块锡耶纳派的三联雕刻放在祭坛上面。

接着拉里又问我格雷是否喜欢巴黎。

“恐怕他在这里很迷茫。”

我试着向他描述格雷给我留下的印象。他认真地听着，双眼盯着我的脸，一眨不眨，呈若有所思之状，不知为何，这让我觉得——连我也搞不清他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内在的、更敏感的一个器官在听，让人觉得奇怪又不舒服。

“你会亲眼看到的。”讲完了以后，我说。

“是的，我很是乐意回去看他们。我想我能在电话簿上找到他们的住址。”

“你若不想把他们吓坏，吓得孩子歇斯底里地乱叫，你得先理发，刮胡子。”

他大笑起来。

“我正想着这么做呢。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引人注目。”

“既然你这样说的话，你还可以换身新衣服。”

“我想我真有点寒酸，快要离开印度时，除了身上所穿的这套衣服，其他衣物都没有了。”

他看了看我穿的衣服，问我的裁缝是谁。我告诉了他，又说我的裁缝在伦敦，即使介绍给他也没用。然后我换了话题又开始谈起格雷和伊莎贝尔。

“我时常和他们见面，”我说，“他们在一起很幸福。我还没有机会和格雷单独聊过，不过我敢说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跟我聊伊莎贝尔，但我知道他一心一意爱她。他静下心来时常面带阴郁，眼神倦怠，但当他的目光落到伊莎贝尔身上时，眼睛里便只剩下万种柔情，真让人动容。我想，在他们破产出事的那些日子里，伊莎贝尔从头到尾就像岩石一样和他站在一起，因而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对他的好。与伊莎贝尔见面后你就会知道她变了不少。”我没告诉他，伊莎贝尔现在美若天仙，不确定他是否能察觉到当年那个胖胖壮壮的漂亮姑娘已经蜕变成优雅精致的窈窕淑女了。有的男人对于艺术给女性美的加工是痛恨的。“她对格雷很好，想尽办法帮他重塑自信。”

但是天色向晚，我问拉里是否愿意和我漫步林荫大道，然后共进晚餐。

“不了，我不想吃，谢谢。”他回答，“我该走了。”

他站起来，友好地点点头，然后阔步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