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半年后，在四月的一天早晨，我正在费拉角自家屋顶的书房里忙着写作，这时一个用人进来说隔壁圣让村的警察在楼下，希望见我。我对警察的到来颇感困惑，想象不出他们要做什么。我良心并无不安，而且早已经上交了慈善基金的认购。作为回报，我收到了一张卡片。我把它放在车里，以防超速被警察拦下或者违规停车被警察抓住，在出示我的驾驶执照时，把这张卡片也拿出来，警察就会反复叮嘱，以后要谨慎，并免于对我的处罚。当时，我想很可能是我的某一个用人被匿名告发(这在法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她的身份证还未办妥。但是我和当地的警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每次登门，我总要以酒招待，然后再打发他们走，因此，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但是，这次一同来了两个警察，想必他们为不同的事务而来。

我们握手问候，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两人中年长的一位是警察队长[1]，留着威风的胡髭，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用很脏的大拇指翻着。

“索菲·麦克唐纳，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他问道。

“我知道有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们刚刚与土伦的警察局进行了电话沟通，那儿的总督察请你马上亲自去一趟，不能耽搁。”

“为什么呢？”我问，“我和麦克唐纳夫人只是认识而已。”

我立即得出结论，索菲·麦克唐纳陷入麻烦了，可能与鸦片有关。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竟把我牵连进去。

“那不关我的事。你和这个女人有交往是毫无疑问的。她好像已经从她的住所失踪五天了，后来，一具尸体从海港打捞出来，警察认为可能是她的尸体，他们想让你去识别一下。”

我打了一个寒战。但是我并不特别吃惊。她过的那种及时行乐的生活，总会有想不开的时刻，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意料之中的。

“但是从她的衣服和她的信件也可以认出她来。”

“她被发现时，赤身露体，喉咙被割开。”

“老天爷!”我毛骨悚然。我思考了片刻，觉得与其让警察强制我去，还不如我优雅地顺从，于是，我说道：“好的，我立刻去乘坐火车。”

我抬头看了看火车时刻表，发现我可以坐五点到六点之间去土伦的那班车。警察队长说他会给总督察打个电话，把大体情况报告一下，让我到了土伦直接去警察局。那天早晨我没再做什么，把几件必需的衣物装进手提箱，午餐后驱车去了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