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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大城市当中，都存在着许多独立自足的小团体，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和交往，它们是一个大世界里的许多个小世界，各自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其中的成员彼此依靠、相互为伴，就仿佛居住在一个个孤岛之上，中间隔着无法通航的海峡。以我的经验，仅就这方面而言，再没有一个城市比巴黎表现得更极端的了。巴黎的上流社会很少接纳外人进入其中；政客们生活在他自己的那个腐化的圈子里；布尔乔亚，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只局限于自己那个小圈子的交往；作家只跟作家聚集在一起（在安德烈·纪德的《日记》里[5]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除了与他从事相同职业的人之外，他似乎绝少再跟别的任何人有比较亲密的交往）；画家只跟画家、音乐家也只跟音乐家厮混。伦敦也有同样的情形，不过表现的程度没那么极端；在那儿，长着相同羽毛的鸟儿倒并不一定全聚在一起，而且在那么十几户人家的宴会餐桌上，你能同时见到一位公爵夫人、一位女演员、一位画家、一个议员、一个律师、一个服装设计师以及一个作家。

我因为生活中的际遇，在先后不同的时间里在巴黎几乎所有这些不同的世界中都短暂地停留过，甚至连圣日耳曼大街那个最为封闭的世界也（经由艾略特）踏入过；不过，相比较而言我最喜欢的，并非以现在叫作福煦大街为中心的那个谨言慎行的小圈子，并非经常光顾拉鲁饭店和巴黎咖啡馆的那个国际化的团体，也并非蒙马特尔那个闹闹哄哄、贪得无厌的只知寻欢作乐的人群，而是以蒙帕纳斯大街为主干的那个小世界。年轻时代，我曾在贝尔福的石狮子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住过一年的时间，公寓位于六楼，从上头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墓[6]，视野开阔得很。蒙帕纳斯在我眼中仍旧具有当初它那种特有的外省小镇的宁静气息。每当我经过那条昏暗而又湫隘的敖德萨路时，就会猛然一阵心悸地想起我们当时经常去聚餐的那家寒酸的小饭馆，一大帮画家、插画家和雕塑家，除了阿诺德·本涅特[7]偶尔参加外，我算是唯一的作家，我们一直待到很晚，兴奋地、荒唐地、愤怒地讨论着绘画和文学。如今沿着蒙帕纳斯大街随便溜达溜达，在我仍旧是一种乐趣，我会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跟我当年一样年轻的年轻人，为自己杜撰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当我没有任何更好的事情可做时，我会叫辆出租车专门到老圆顶咖啡馆去坐坐。它已经不复当年专为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聚会之地的旧貌，附近街区的小商贩常会来这儿坐坐，塞纳河右岸的游客也会专门跑过来，希望能看到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学生们当然仍旧还来，还有画家和作家们，但大半都是外国人；当你在咖啡馆里落座后，周围听到的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就跟法语一样多。不过我仍有个感觉，那就是他们谈论的内容就跟四十年前的我们相差无几，只不过他们现在谈的是毕加索而不再是马奈[8]，是安德烈·布雷东[9]而不再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0]了。

我在巴黎待了大约有两周之后，有天晚上，我闲来无事又来到“圆顶”，因为露台上都坐满了人，只得在外头的前排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天气晴朗而又温暖。悬铃木正开始绽出新叶，空气中洋溢着巴黎所特有的那种闲散、畅意而又轻快的感觉。我感觉心境很平和宁静，并非源自懒散，更多的倒是因为愉快。突然有个男人从我身边走过，停下脚步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说了句：“哈啰！”我茫然地看着他。此人又高又瘦，没戴帽子，一头乱蓬蓬的深棕色头发，亟需要修剪；上唇和下颏全被厚厚的棕色胡须遮盖了起来；前额和后颈被晒得很黑；穿一件破旧的衬衫，没打领带，外头一件磨损得经纬毕露的棕色外套，下面是一条寒酸的灰色休闲裤。他看起来像是个流浪汉，我有十足的把握此前从没有见过他。我断定此人是那种在巴黎染上恶习、彻底堕落的废物，我等着他编一套倒霉落难的故事，从我身上骗几个法郎的食宿钱。他就这么站在我面前，双手插在口袋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深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戏谑的神情。

“您不记得我了？”他道。

“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您。”

我准备给他个二十法郎，却不准备让他到处胡说我们是旧相识。

“拉里。”他说。

“老天爷！快坐下。”他扑哧一笑，跨前一步，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了下来。“喝一杯。”我招呼侍应，“你就这么满脸胡子眉毛的，怎么能指望我认得出你？”

侍应走过来，他点了一杯橘子水。等我再看了看他之后，我想起他那双眼睛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虹膜和瞳仁的颜色一样深，所以看上去既热情似火，同时又晦暗无光。

“你在巴黎待了多久？”我问。

“一个月了。”

“还打算待下去吗？”

“再待一段时间。”

我问这几句闲话的时候脑子里可没闲着。我注意到他那条休闲裤的裤管已经褴褛不堪，外套的肘部也磨出了窟窿。他那副样子就跟我在某个东方港口见过的那些捡破烂的流浪汉一样贫苦无依。在那些日子里，你很难忘记刚刚过去的大萧条，所以我很怀疑二九年的经济崩溃很可能已经使他变得一贫如洗了。这念头让我觉得很不愉快，我又不是那种喜欢转弯抹角的人，于是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穷困潦倒了？”

“没有，我挺好的。您怎么会这么想的？”

“噢，你看起来急需好好吃一顿的样子，而且你身上这套行头也只配扔进垃圾箱里了。”

“竟有这么糟吗？我倒是从来都没想到过。事实上，我一直都打算给自己置办点零碎用品的，可又一直都没实际去操办。”

我以为他这么说纯是因为害臊或是磨不开面子，我觉得没必要理会他这套胡说八道。

“别傻了，拉里。我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可我也不穷。你要是缺钱用的话，就让我借给你几千法郎应急，这不会让我破产的。”

他坦率地哈哈大笑。

“非常感谢，不过我真的不缺钱。我的钱绝对够用。”

“大崩溃以后还是如此？”

“哦，那对我没什么影响。我的钱都买了政府公债。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跌价了，从来也没问过，不过我知道山姆大叔[11]仍旧一如既往规规矩矩地照付我息票。事实上，我过去这几年的用度极少，手头倒是应该积下来不少的盈余。”

“那你这是刚从哪儿回来？”

“印度。”

“哦，我听说你去过那儿。伊莎贝尔告诉我的。她看来认识你在芝加哥那家银行的经理。”

“伊莎贝尔？您什么时候见过她？”

“就昨天。”

“她不会就在巴黎吧？”

“她确实就在巴黎。她住在艾略特·坦普尔顿的公寓里。”

“那太好了。我很想去看看她。”

在这几句话的对答中，我密切关注着他的眼神，但除了很自然的惊讶和高兴之外，并未窥测到任何更加复杂的感情。

“格雷也在这儿。你知道他们结婚了吧？”

“知道，鲍勃叔叔——纳尔逊医生，我的监护人——写信告诉我了，可是他几年前去世了。”

我突然想到，纳尔逊医生应该就是他跟芝加哥以及那边那些朋友们之间唯一的纽带了，现在这根纽带也断了，他很可能对伊莎贝尔夫妇这几年的遭际还一无所知。于是我告诉他伊莎贝尔生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和路易莎·布拉德利太太都已经去世，格雷的公司完全破产以及艾略特对他们的慷慨相助。

“艾略特也在这儿吗？”

“不在。”

这是四十年来，艾略特头一次没在巴黎度过春季。他尽管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如今也是七十岁的人了，到了这把年纪，总会有些天感觉莫名的疲惫和不适的。除了散散步之外，别的锻炼他渐渐都放弃了。他对自己的健康很不放心，他的医生每周两次上门诊视，在两边屁股上轮流给他注射一种当时流行的针剂。每次吃饭，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会从口袋里掏出个小金盒子，取出一粒药片吞下去，就像履行一项宗教仪式一样郑重其事。他的医生推荐他前往蒙特卡蒂尼去疗养，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矿泉疗养地。完了之后他打算前往威尼斯，为他那所罗马式教堂找寻一个设计风格适合的洗礼池。他对于过巴黎而不入并不感到有多大的遗憾，因为他感觉巴黎的社交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他不喜欢年纪大的人，对于人家请客时只能见到跟他同样岁数的人，他满心怨愤，年轻人吧，他又觉得索然乏味。精心装饰他建造的那所小教堂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主要的兴趣所在，在这上头，他可以放开手脚纵情享受购买艺术品的热情，同时又绝对心安理得，因为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上帝的荣光。他曾在罗马物色到一座蜜黄色的石质早期祭坛，并在佛罗伦萨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讨价还价，购入一套锡耶纳画派的三联画，摆放在那座祭坛之上。

然后拉里问我格雷是否喜欢巴黎。

“恐怕他在这儿感觉有些丧魂失魄的。”

我尝试向他解释格雷给我的印象究竟如何。他静静地听着，同时一双眼睛出神地凝视着我的脸，沉思默想，目不转睛；让我觉得——我也说不好是为什么——他不是用耳朵而是用某种内在的、更加敏感的器官在倾听。这感觉颇有些古怪，而且叫人很不舒服。

“不过，你到时候亲眼去看看就是了。”我就此把话头打住。

“是呀，我很想去看看他们。我想在电话簿上就能找到他们的地址。”

“不过，如果你不想把他们给吓出个好歹，把那两个孩子吓得大呼小叫地撒癔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把头发剪一下，把胡子刮一下。”

他呵呵一笑。

“我也一直都想这么干来着。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标新立异的。”

“你在这么做的同时，最好也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

“我想我是有点衣衫褴褛了。我在就要离开印度的时候，发现除了身上这身衣裳之外真是什么都没剩下。”

他看了看我身上穿的那套西装，就问我是找哪位裁缝做的。我告诉了他，不过补充说这位裁缝身在伦敦，实在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话题丢下之后，他又开始说起了格雷和伊莎贝尔。

“近来我倒是经常跟他们见面，”我说，“他们俩在一起很幸福。我虽然从没有机会单独跟格雷讨论过这个话题，而且再怎么说，我想他也不会跟我说起伊莎贝尔，不过我知道他对她可真是一往情深。他的脸在安静下来时显得相当阴沉郁闷，一双眼睛也显得疲惫而且厌烦，可当他看着伊莎贝尔的时候，却会突然充满一种温柔、体贴的神情，真是非常动人。我有种感觉，就仿佛在他们历尽的所有磨难当中，伊莎贝尔一直都像块磐石挺立在他身旁，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亏欠了伊莎贝尔多少。你会发现伊莎贝尔真是变了。”我并没有告诉他伊莎贝尔变得从未有过的美丽迷人。我不确定他是否有这样的洞察力，能看出当初那个漂亮、健美的女孩儿如何化茧成蝶，已经蜕变成一位优雅、美妙、精致的完美女人。有些男人对于艺术能为女性的天性所施加的助益是相当轻蔑的。“她对格雷非常好，正不惜一切代价让他重新赢得自信。”

不过天已经不早了，我问拉里是否愿意跟我沿着大街走走，一起吃个晚饭。

“不了，我想还是算了，多谢您，”他回答道，“我得走了。”

他站起来，冲我友好地颔首致意，走上了人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