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碰到拉里纯属偶然。我曾向伊莎贝尔问起过他，她跟我说，自从他们从拉鲍尔回来以后，就很少见到他了。她跟格雷这时也已经结交了一些跟他们年龄相仿的朋友，跟我们四个经常混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日子相比，他们现在是忙多了。有天傍晚，我前往法兰西剧院观看《贝蕾妮丝》。剧本我当然读过，但从没看过演出，而且由于此剧难得上演，我雅不欲错过观赏的机会。这并非拉辛最好的剧作之一，因为题材太过单薄，似乎撑不起五幕的大戏，可是却又非常感人，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桥段，而且名副其实。故事以塔西佗[4]著作中短短的一段记载为基础敷演而成：提图斯[5]充满激情地爱上了巴勒斯坦的女王贝蕾妮丝，并且已经顺理成章地许诺要跟她结婚，可是却为了国家的利益，在他刚刚登基没几天的时候就违背自己以及贝蕾妮丝的意愿，将其遣送出罗马。原因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强烈反对他们的皇帝与一个外国的女王缔结秦晋之好。这出戏描写的就是爱情与责任在他内心中的斗争，就在他痛苦挣扎、摇摆不定时，最后是贝蕾妮丝在确认他真心爱她之后，支持他为国尽忠的使命，主动地永远离他而去。

我想，只有法国人才能充分欣赏拉辛的全副优美与伟大，以及他的诗篇的音乐性；不过即便是个外国人，只要习惯了他那种头戴假发、一本正经的风格之后，也很难不被他那激越的柔情和高贵的情感深深打动。很少有剧作家像拉辛那般深知人类的嗓音中蕴含着多么大的戏剧效果。反正在我看来，他那些流畅悦耳的亚历山大体诗句铿锵有力而又抑扬顿挫的念诵，足以成为行动和情节的替代，而且我发现那些长长的念白，以卓绝的技巧逐渐攀上那预期中的高潮，其惊心动魄的程度无论从任何一点衡量，都不啻于电影中那些令人毛发倒竖的惊险情节。

第三幕结束后是中场休息，我出去到门厅里抽根烟，上方是乌东[6]的伏尔泰雕像，咧着一张没牙的嘴在讥讽地冷笑。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转过身，也许带点着恼的动作，因为我想独自一人尽情享受一下那些铿锵有力的台词在我心中充溢的激越之情，结果发现是拉里。跟平常一样，我总是很高兴见到他。我们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提议看完戏后一起找个地方去喝杯啤酒。拉里说他很饿，因为没有吃晚饭，建议一起去蒙马特尔。我们按照约定会齐，一同走出剧院。法兰西剧院里有一种它所特有的霉味儿，其中浸透了一代又一代那些被称为ouvreuses[7]的女人身上的体味儿，她们从来不洗澡，酸着一张苦瓜脸把你领到座位上，然后就盛气凌人地等着你付小费。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觉真好，而且由于晚上天气很好，我们就一路走了过去。歌剧院大街上的弧光灯挑衅地闪耀着，天上的星星仿佛不屑于与之争辉，将自己的光华敛迹于无限遥远的黑暗中。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起刚刚看过的演出。拉里表示失望。他更喜欢能演得自然一点，台词念得能更接近日常的说话，表演的姿态也不要那么戏剧化。我觉得他的观点不对。这出戏以辞藻胜，而且是华丽无比的辞藻，所以我觉得台词念起来是该更加夸饰一些。我喜欢那些韵脚所造成的有节奏的重击；而那些风格化的表演姿态，则在一个悠久的传统中一脉相承，在我看来也正适合那种高度正式的表演的火候。我忍不住觉得拉辛本人也会希望他的戏剧以这样的方式来演出。我一直都很赞赏这些演员在束缚他们的重重限制之下竭力演得激情、真实而又人性化的努力。艺术在能运用传统手法达至自己目的的时候，那就是艺术的胜利。

我们来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布拉西里·格拉夫咖啡馆。刚过午夜时分，里面满满登登的都是人，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个空桌，为自己点了鸡蛋和培根。我告诉拉里，我见到伊莎贝尔了。

“格雷会很高兴能回到美国的，”他道，“他在这儿就像是条离开了水的鱼儿。他除非重新开始工作，否则是绝对不会快活的。我敢说他肯定能赚一大笔钱的。”

“若是他真能赚到钱，那也都是多亏了你。你不仅治好了他身体上的病，还医好了他的心病。你使他重新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我做的非常有限。我只不过展示给他看该如何治好自己。”

“这点‘有限’你到底是怎么学到的？”

“事出偶然。那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我一直备受失眠之苦，于是碰巧跟一位我认识的老瑜伽修行师提起了这事儿，他说他马上就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所做的就跟你上次见我对格雷做的一模一样，结果那天夜里我睡得无比沉酣，就像几个月都没睡觉了一般。而后来，应该是在一年之后，我跟一位印度朋友在喜马拉雅山上，他把脚踝给扭伤了。当时完全不可能找到医生，而他又痛得难以忍受，我就想，不如就试试那位老瑜伽修行师的办法，结果居然奏效了。信不信由你，他真是完全都不痛了。”拉里呵呵一笑，“我可以向你保证，没人比我更觉得诧异的了。其实也真的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你只要把那种观念植入患者的意识即可。”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在没有任何意志控制的情况下，你的胳膊从桌子上抬了起来，你会觉得诧异吗？”

“会非常诧异。”

“它会的。等我们回到文明世界以后，我那位印度朋友把我对他做到的事情告诉了别人，而且还领着别人来求助于我。我很不愿意做这种事，因为我自己都还没有完全懂得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坚持要我帮他们治病。没承想，竟然还都能奏效。我发现我不光能为人们止痛，还能帮他们祛除恐惧。奇怪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饱受恐惧之苦。我说的并非恐惧封闭的空间或是恐高之类的，我说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而且更糟糕的，是对生命的恐惧。他们经常都是些看起来非常健康、非常富有、没有任何烦恼忧愁的人，可是却深受这种恐惧的折磨。有时候我也想，这真是人类最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倾向，有时候我不禁自问，这是否应归因于人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本能，而这种本能正是人类从第一次感到生命的战栗的原始物种身上继承下来的。”

我满怀期待地倾听着拉里的讲述，因为他很少把话说得这么长，而我有种感觉，至少这一次他是感到与人交流沟通的愿望了。也许是我们刚刚看过的那出戏使他内心的某种抑制作用得到了纾解，那种铿锵的节奏、抑扬顿挫的韵律就像音乐能起到的作用一样，克服了他沉默寡言的天性。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有点儿不对头。我对刚才拉里那个半开玩笑的问题并没有深究，可现在感觉到我的手已经不再搁在桌子上，而是在我毫无意愿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抬离了桌面一英寸。我大吃一惊。我看着它，发现它微微有些抖动。我感到我手臂的神经中有种奇怪的麻刺感，微微抽搐一下之后，手和前臂就自己抬了起来，而就我所知，我既没有推动也没有抵制，一直到它们抬离桌面足有几英寸的位置。然后我感觉我的胳膊从肩膀开始整个儿被抬了起来。

“太奇怪了。”我道。

拉里呵呵一笑。我运用了一丁点最最轻微的意志力，我的手重又落回到了桌面上。

“这没什么，”他道，“别觉得它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

“这是你刚从印度回来时跟我们说起的那个瑜伽修行师教给你的吗？”

“哦，不是。他对这类东西是根本瞧不上眼的。我都不知道他是否相信他拥有某些瑜伽修行师号称拥有的那类能力，可是他认为运用这类能力是幼稚可笑的。”

煎蛋和培根端上来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同时喝着啤酒，谁都没有再说话。拉里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则正在想着他。吃完之后，我点了根纸烟，拉里点燃了烟斗。

“首先，你是怎么起意要去印度的呢？”我唐突地问道。

“事出偶然。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则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在欧洲待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对我有巨大影响的人，都好像是偶然遇上的，然而现在回顾过去，却又似乎是必然要跟他们相遇似的。就好像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我在需要的时候去拜访他们。当初我去印度，是想着要休息一下。之前我一直在非常勤奋地读书求索，希望能把自己的思想理出个头绪来。我在一条环游世界的豪华游轮上找了个甲板水手的工作。船要开往东方，中间会通过巴拿马运河先到纽约。我已经有五年时间没回美国了，乡愁正浓，情绪也很低落。你知道我们多年以前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有多么无知。这些年来我在欧洲读了许许多多的书，也见了许许多多的事，可我现在距离我一直都在追寻的目标仍旧像一开始一样遥远。”

我想问问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可是觉得他只会笑一笑，耸耸肩，说这实在无关紧要。

“可你干吗要去当一名水手呢？”我临时换了个问题，“你又不是没有钱。”

“我想要那样的体验。一旦我在精神上达到了饱和点，一旦我把当时能吸收的一切全都吸收后，都会发现去干点这类事情会大有用处。那年冬天，在伊莎贝尔和我解除婚约后，我就在朗斯附近的一个煤矿上干了六个月的矿工。”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讲述的他的那些遭际，也正是他在那时告诉我的。

“伊莎贝尔把你抛弃的时候，你觉得恼怒吗？”

在回答之前，他用他那双黑得出奇的眼睛凝视了我良久，那感觉与其说是往外看，倒不如说是在审视自己的内心。

“是的。我那时候还非常年轻。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跟她结婚了。我已经制订好了我们俩要一起去实现的种种人生计划。我原本期望那会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他淡然一笑，“可是婚姻要有两个人才行，就像吵架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奉献给伊莎贝尔的生活竟会让她感到惊慌失措。如果事先我有任何一点感觉的话，我也绝不会向她提出的。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能责怪她。但我也没办法妥协。”

说到这里，读者有可能会想起，他在跟农场主守寡的儿媳发生过那次荒唐的艳遇后，他逃离那个农场后去了波恩。我很想听他讲讲后事如何，可又知道必须万分小心，尽可能不要向他提出一些更直露的问题。

“我从来都没去过波恩，”我拐弯抹角地道，“我小时候在海德堡上过一段时间的学。我觉得，那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我很喜欢波恩，在那儿待了一年时间。我在波恩大学一位教授家里租了一个房间，教授已经亡故，他的遗孀接收几个房客贴补家用。她跟两个已经中年的女儿负责做饭和其他家务。她们的另一位房客是个法国人，起先我还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讲德语；不过那是个阿尔萨斯人，德语讲得即便并不比法语更流利，至少发音要比他的法语更好[8]。他的衣着打扮就像个德国牧师，几天之后我才有些吃惊地发现，他原来是个本笃会[9]修士。他是经修院批准前来波恩大学的图书馆做些研究工作的。他是个饱学之士，可是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正如他跟我想象中的修士一点都不像一样。他身材高大结实，沙黄色的头发，一双湛蓝的眼睛，一张红润润的圆脸。他很腼腆、内敛，看上去像是不想跟我有任何交集似的，可他同时又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为人非常周到，总是客客气气地参与我们在餐桌上的闲谈；我也只能在吃饭时见到他，一吃完正餐他就回到图书馆里继续工作，晚饭后，当我在客厅里一坐，跟随便哪位不用洗碗的女儿聊天以提高我的德语水平时，他总是退回到自己的房间。

“有天下午，那至少是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月之后了，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散个步，这让我大感意外。他说，他想指给我看看周围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他觉得单靠我自己是不大会发现的。我算是很能走路的，可他随随便便就能把我甩在后头。这第一次散步，我们肯定至少走了十五英里的距离。他问我在波恩干什么，我说我是来学习德语并熟悉点德国文学的。他的谈吐非常博学。他说他很高兴尽可能地帮助我。打那以后，我们每星期总要出去散步两三回。我发现他之前教过好几年哲学。我在巴黎的时候也读了不少哲学书，斯宾诺莎、柏拉图以及笛卡儿等等，可德国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我却一个都没读过，能听他谈论这些哲学家，在我正是求之不得的美事。有一天，我们做了次短途旅行，在越过莱茵河，坐在一家露天啤酒店里喝着啤酒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我想算是吧。’我说。

“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在他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他开始谈论起埃斯库罗斯[10]来，我是学过希腊语的，你知道，可是他对那几位悲剧大师简直如数家珍，我绝对难以望其项背。听他的讲解真是大受启发。我很纳闷他为什么突然间问了我刚才的那个问题。我的监护人鲍勃·纳尔逊叔叔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为了不让他的病人感觉不安，他还是定期去教堂的，而且为了同样的原因送我去上主日学校。我们的帮佣玛莎是个严格的浸礼宗[11]教友，在我小时候经常吓唬我，一直跟我念叨那些罪人将如何被罚永世在地狱的烈火中经受煎熬。村子里各色不同的人等，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惹她嫌恶的，她都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他们将在地狱里遭受的各种苦楚，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到了冬天，我已经跟恩舍姆神父处得很熟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从没见他着恼过。他为人温厚和善，远比我预料的要心胸开阔得多，而且极为宽容。他学识惊人的渊博，而且他肯定也知道我有多么无知，可他跟我谈话的态度就好像我跟他一样博学。他待我非常有耐心。仿佛除了随时愿意为我效劳之外别无所求。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突然犯了腰痛病，我的房东格拉鲍夫人坚持要我敷着几个热水袋躺到床上去。恩舍姆神父听说我病倒了，晚饭后就到我的房间来看我。除了腰痛得挺厉害以外，我没感到有任何问题。你知道那些书呆子的为人，他们对书本总是充满了好奇，我见他进来就把正在读的书放在一边，他马上拿起来看了看书名。那是本讲埃克哈特大师的书，我在城里一家书铺里买到的。他问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我就告诉他，我涉猎过不少神秘主义文学的作品，并跟他说了考斯蒂以及他是如何激起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的。他用那双湛蓝的眼睛审视着我，眼神中有一种我只能形容为觉得很好玩的温柔神情。我感觉他发现我相当好笑，但因为对我过于爱重仁慈，所以他对我的喜爱并不会因此而有丝毫减弱。反正，就算人家觉得我有点傻乎乎的，我也从来都不怎么在乎。

“‘你在这些书里面寻找什么呢？’他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回答，‘至少就已经在发现它的路上了。’

“‘你还记得我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吗？你说应该是的。那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被当作新教徒抚养大的。’我说。

“‘你信上帝吗？’他问我。

“我不喜欢这种个人化的问题，所以第一反应是想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可是他的态度中充满了善意，我实在不好意思当面冒犯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既不想回答信，也不想回答不信。也许是我正在犯的腰痛促使我想跟他倾诉一下，也许是他对我的态度对我有所触动。反正我跟他讲了我自己的经历。”

拉里迟疑了片刻，当他继续讲下去时，我知道他并不是面对我，而是在对那位本笃会修士说话。他已经把我给忘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或地点的因素促使他打破了沉默寡言的天性，不经我的任何催促就把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种种隐情都讲了出来。

“鲍勃叔叔非常民主，他送我进的是马文的公立中学。只是因为路易莎·布拉德利伯母不断地跟他唠叨，他才在我十四岁的时候让我进了圣保罗私立中学。我不论是功课还是体育都不是很在行，不过还都对付得过去。我想当时的我是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子。我对飞行特别着迷。那还是飞行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鲍勃叔叔对飞行的兴致跟我一样高。他认识几位飞行员，当我说我想学习飞行时，他说他会帮我想办法。我的身高比同龄的孩子要高一截，十六岁时我能轻易地冒充十八岁。鲍勃叔叔叮嘱我务必保守秘密，因为他知道人家要是知道了的话，肯定会骂死他的，可事实上，正是他帮助我溜到加拿大，并且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要我去见他的一位熟人，结果就是，我年满十七的时候，已经在法国当飞行员了。

“我们当时开的都是些华而不实、蹩脚透顶的烂飞机，每次升空实实在在等于是在搏命。照现在的标准判断，我们当时飞行的高度是很可笑的，可那时候我们也不懂，都还觉得真了不起。我热爱飞行。我没办法描述它给予我的感受，只知道我感觉既骄傲又快活。在天上，高高在上，感觉我成了某种非常伟大而又非常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知道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我虽然是独自一人，身处在两千英尺之上，但感觉找到了归属。如果这话听起来有点傻，我也没有办法。当我飞到云层之上，云团就像大群大群的绵羊铺展在我脚下的时候，我感觉无比自在，就仿佛跟无限合为了一体。”

拉里稍作沉吟。从眼眶深处用他那双令人费解的眼睛盯着我，但我都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我。

“我知道有成百上千的飞行员已经死去，但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是怎么死的。这对我并没有多大的意味。后来我亲眼看到一个人死去。那个场景使我内心充满了羞愧。”

“羞愧？”我不由自主地叫道。

“是羞愧，因为那个男孩儿，他也就只比我大三四岁，他是那么生龙活虎、无所畏惧，一分钟之前还是活蹦乱跳的，那么好的一个人，转瞬间就只剩下一团模糊的血肉，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生命一样。”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在读医科的时候就见过死人，在战争期间见到的死人更要多得多。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无足轻重。在他们身上一点尊严都没有。简直就是被牵线人弃置不用的牵线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合眼。我痛哭失声。不是为我自己感到害怕，我感到愤愤不平；是这其中所蕴含的邪恶令我绝望不已。战争结束后，我返回家乡。我一直热衷于摆弄各种机械，要是在飞机制造业中没什么可做的话，我就打算进一家汽车制造厂了。我受过伤，只能无所事事地休养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想让我尽快开始工作。我不能去做他们想要我干的那种工作。那实在是庸庸碌碌，琐碎无聊。我曾有很多的时间用来思考。我不断地问自己，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毕竟我只是靠了运气才活下来的；我想活得有点意义，但又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太多地想过上帝的问题。现在我开始思考起他来。我无法理解世间为什么会存在邪恶。我知道我非常无知；我不认识任何可以请益的人，所以就开始漫无目标地读起书来。

“当我把这一切都告诉恩舍姆神父后，他问我：‘这么说你已经读了四年的书了？你有什么所得没有？’

“‘一无所得。’我说。

“他那么望着我，脸上洋溢着慈祥的温情，弄得我一头雾水。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竟在他身上唤起了这么深厚的感情。他的手指轻敲着桌面，好像脑子里正转着什么念头。

“‘我们大智大慧的古老教会，’然后他说，‘已经发现，只要你的一举一动好像有信仰，你就会真正得到信仰；只要你诚心祈祷，哪怕祈祷时心存怀疑，你的怀疑也会烟消云散；只要你愿意放下身段，诚心感受那圣餐仪式之美，你就会得到心灵的安宁，因那礼拜仪式对人类精神所起的作用已为世世代代的经验所证实。过不多久我就要返回我的修道院了。你何不去跟我们一起住上几个礼拜呢？你可以跟我们的庶务修士一起在田里劳动；可以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阅读研修。这种经历不见得比你在煤矿或农场做工更加无趣。’

“‘您为什么会有此建议？’我问他。

“‘我冷眼观察你已经有三个月了，’他道，‘也许我对你的理解比你自己还更清楚些。你跟信仰之间也就只隔一层窗户纸，一捅即破。’

“对此我一言未发。他那番话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感觉，就仿佛有人扣住了我的心弦，而且重重地弹拨了一下。最后我说我会考虑一下，他也就丢开了这个话题。在恩舍姆神父逗留波恩的剩余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谈起任何跟信仰有关的话题，不过，他在离开之前，把他们修道院的地址留给了我，并告诉我，一旦我决定要去，只需写一行字告诉他一声，他自会为我安排。他走后，我没料到我竟会那么想念他。时光荏苒，转眼已到仲夏。我在波恩的日子过得非常开心。我阅读歌德、席勒和海涅。我阅读荷尔德林[12]和里尔克[13]。对于人生的意义我仍旧一无所得。我经常琢磨恩舍姆神父对我讲的那番话，终于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他到车站来接我。修道院位于阿尔萨斯，那里的乡野景色美极了。恩舍姆神父带我面见了院长，然后领我去看拨给我住的那个小单间。里面有张窄窄的铁床，墙上挂了个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家具方面只有最简单的必需品。正餐的铃声响了，我向餐厅走去。那是个巨大的圆顶大厅。院长和两位修士站在门口，一个手里端着水盆，另一个手里拿着毛巾，院长往外客的手上滴几滴水，权当是洗手，然后用修士递上的毛巾把他们的手擦干。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位外客：两位路过的教士到这里来吃饭，一位上了年纪、满腹牢骚的法国人来这里隐修。

“院长和两位副院长，第一和第二副院长，在餐厅的上首就座，各占一张独立的餐桌；神父们沿墙坐成两排，见习修士、庶务修士和外客们则在中间的桌边就座。做过感恩祷告后，我们开始用餐。一位见习修士站在餐厅大门附近，声音单调地念诵一本劝善书。饭毕，再做一次感恩祷告。院长、恩舍姆神父、几位外客以及负责招待外客的修士来到一个小房间，我们在里面边喝咖啡边随意地聊聊天。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小单间。

“我在那儿待了三个月。我非常开心。那里的生活完全适合我的口味。图书馆收藏颇富，我读了大量的书。没有一位神父试图以任何方式来影响我，不过他们都乐于跟我谈心。我深为他们的学识、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超尘脱俗所折服。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过的是一种无所事事的闲散生活。他们经常忙得很。他们自种自收，很高兴我能帮他们一把。我很喜欢他们那种种威严壮观的礼拜仪式，而其中最喜欢的是他们的晨祷。清晨四点钟举行。在四周的一片夜色当中，坐在教堂里，身着全套僧衣僧袍的修士们显得极为神秘，连衣的风帽拉上来遮住头，用他们雄壮的男声齐声唱响礼拜仪式的素歌。这种周而复始、日以为常的活动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尽管有那么多耗费体力的劳动，尽管有那么活跃的思维活动，你却有一种持久的平和宁静之感。”

拉里略带抱憾地微微一笑。

“正如罗拉[14]一样，我出生太晚，这世界又太老。我应该生在中世纪，那时候信仰是件理所应当的事；那样的话，我对自己要走的路就会一清二楚，也就会理所当然地谋求一份圣职。现在我则无法相信了。我很想相信，可就是没办法相信一个并不比一个正派的普通人好多少的上帝。修士们告诉我，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这个世界。这在我看来却并非多么可敬的目的。贝多芬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作他的交响曲的吗？我不相信。我相信他创造它们是因为他灵魂中的音乐要求被表达出来，而他所要做的无非是尽其可能将它们表达得尽量完美罢了。

“我常听修士们反复地念诵主祷文；真想不通他们怎么能不断地祈祷天父赐与他们每日的面包而不产生怀疑。孩子们会乞求他们尘世的父亲给他们吃的吗？他们指望父亲抚养他们，对此他们既不会也不需要感激涕零；如果一个人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却不能或是不肯养活他们，我们只会责备他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在我看来，如果一位全能的造物主不准备为他的创造物提供生存的必需品，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那他最好还是干脆不要创造他们算了。”

“亲爱的拉里，”我说，“我想你还是不要生在中世纪的好。不然的话，你肯定会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的。”

他微微一笑。

“你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他继续道，“你希望大家当面恭维你吗？”

“这只会让我觉得难堪的。”

“我正是这么想的。我无法相信上帝也会有这样的希望。在我们空军里面，谁要是靠巴结指挥官骗到一份美差，肯定会被我们瞧不起的。我很难相信上帝会看重一个通过阿谀奉承从他手中骗得拯救的人。我总觉得最能让上帝感到欢喜的崇拜方式，就是本着自己的良心、依着自己的本分尽力而为，做到最好。

“不过，最让我想不通的还不是这个：我怎么也没办法心甘情愿地接受人生而有罪的观念，而就我所知，那些修士们的头脑里多多少少都带有这样的成见。我在空军里认识不少小伙子，他们当然只要逮到机会就喝个大醉，只要有可能就跟姑娘们睡觉，说起话来嘴里都还不干不净的；我们还有一两个真正的坏东西：有个家伙因为使用空头支票而被捕，还蹲了六个月的牢；这也并不完全是他的错，他从来就没有钱，当他能得到做梦都不敢想的那么多钱时，他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了。我在巴黎也认识一些坏人，等我回到芝加哥后，认识的就更多了，但他们大部分的恶行要么是因为遗传——他们无法自控，要么是迫于环境——他们别无选择：我不确定，对于他们犯下的罪行，社会是不是该负更大的责任。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实在没办法下定决心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坏的一个罚入地狱，永受沉沦之苦。恩舍姆神父胸怀宽广；他认为所谓地狱，就是失去了上帝的护持，可是，即便这样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惩罚有理由成为地狱的话，你能想象一个善良的上帝会实施这样的惩罚吗？归根到底，是他创造了人类：如果由他创造的人类有可能犯罪，那就只能是因为他希望他们犯罪。如果我把我的狗训练得只要一看见生人走进我的后院，就扑上去咬他的脖子，而当狗这么做的时候我再去打它，那就有失公道了。

“如果创造这个世界的是一位至善和万能的上帝，那他为什么又会创造恶呢？修士们说，那是为了使人通过战胜自己内心的邪恶，通过抵制住诱惑，通过将痛苦、悲伤和不幸当作上帝用以净化他们的考验来接受，从而最终或许配得上承受他的恩典。在我看来，这就好比你派一个人到某个地方去送信，然后只是为了让他这一路走得更加艰难，就故意造出一个迷阵让他穿过，又挖一条壕沟让他游过，最后再建一道高墙让他爬过。我不准备相信一位全智的上帝竟连常识都不具备。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上帝：世界并非由他所创造，他面对世上的各种不完美不得不尽力而为，他比人类要善良、聪明并且伟大得多，他在竭尽全力和并未由他所创造的恶作斗争，而我们都希望他最终能够战而胜之。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也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应该信仰这样一个上帝了。

“对于困扰我的这些问题，那些善良的神父并没有能够满足我的头脑或心灵的答案。我的位置并非跟他们在一起。当我前去跟恩舍姆神父道别时，他并没有问我是否已从这一段人生经验中获得教益，而对此他原本是极有把握的。他以难以形容的慈爱神情望着我。

“‘恐怕我辜负了您的美意，神父。’我说。

“‘不，’他回答，‘你是个不信上帝却具有信仰的慧根的人。上帝终会将你择选出来。你会回来的。究竟是回到这里还是去往别处，只有上帝能够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