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所有大城市都有一些对外封闭的团体，互不往来，它们是一个大世界里的许多小世界，团体内的成员相互依赖为伴，好像他们居住在由无法通航的海峡所隔离的海岛上。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现象在巴黎比任何城市都要明显。这里的上流社会很少容许局外人插足其中，政客生活在他们自己腐败的圈子里，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互相交往，作家跟作家聚会（在安德烈·纪德的日记里，可以明显地看到，除去跟自己职业相同的人外，他很少与别人有密切的交往），画家和画家对酌，音乐家和音乐家共饮。同样的情形在伦敦也存在，但不如在巴黎显著；这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少得多，而且有这么十几家人家的宴会席上，你可以同时遇见公爵夫人、女演员、画家、议员、律师、裁缝和作家。

我的生活经历，使我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巴黎差不多所有的这些小世界里，都待过一段短暂的时间，甚至（通过埃略特）进入过圣日耳曼街这个封闭的世界；但我最喜欢的是以蒙帕纳斯大街为干线的那个小社会，它胜过以现名为福煦大道的那条路为中心的那个拘谨的圈子，胜过惠顾拉律饭店和巴黎咖啡馆的那帮四海为家的船员，也胜过蒙马特尔那群喧闹肮脏的寻欢作乐的人。我年轻时曾在利翁·德·贝尔福附近一套小公寓房里住过一年，是在第五层，从那里可以一眼望尽公墓。蒙帕纳斯现在对我来说仍然有外省城镇静谧的氛围，那是它当时的特点。当我穿过幽暗狭窄的奥德萨路时，我痛苦地记起了我们常常邂逅并一起进餐的那家寒酸的餐馆，我们当中有油画家、插图画家和雕刻家，除了阿诺德·本涅特偶尔出现以外，我是唯一的作家；我们在那儿坐到很晚，兴奋地、荒谬地、愤怒地讨论绘画与文学。沿着那条林荫大道散步，看着那些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人，为我自己构思有关他们的故事，对我而言仍然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当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时，我便乘出租车去古老的圆顶咖啡馆坐一坐。这里已是今非昔比，不再是清一色放荡不羁文化人的天下；附近的小商贩常来这里，塞纳河对岸的外地人也来这里，企图看一看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

大学生仍然到这里来，当然还有画家和作家，但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当你坐在那里时，你会听到周围讲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一样多。但我觉得他们谈的事情和我们四十年前谈的大致一样，只是他们现在谈的是毕加索而不是莫奈，是安德烈·布雷东而不是纪尧姆·阿波里耐。我真向往他们啊。

来到巴黎两个星期以后，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圆顶咖啡馆，由于露台上挤满了人，我不得不在前排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天气晴朗而暖和，法国梧桐新叶初长，空气中散发着巴黎所特有的那种悠闲爽快、自由自在的气息。我感到安详自若，但并非昏昏欲睡，倒还有点儿兴奋。突然一个人走过我身边，停下，咧着嘴冲我直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说：“你好！”我茫然地看着他。他又高又瘦，没戴帽子，一头蓬松的深棕色头发，早就该剪了；他的上唇和下巴被浓密的棕色胡须遮住了；额头和脖子晒得很黑；他身穿一件领口磨损了的衬衣，没打领带，棕色的上衣也已磨得露了线，下身穿一条破旧的灰色宽腿裤。他像个流浪汉，我完全肯定自己从未见过他。我估计他是个失败者，在巴黎堕落了，猜想他会编出一段命运不济的故事，骗取我的几个法郎去吃顿饭、租张床。他站在我的面前，两手插在口袋里，露出洁白的牙，深色的眼睛里显出顽皮的神色。

他说：“你不记得我了？”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

我已准备给他二十法郎，但我不允许他冒充和我相互认识。

“莱雷。”他说。

“老天爷！快坐下！”他嘿嘿地笑着走向前来，在我桌旁的那个空位上坐下。“喝点什么吧。”我招呼侍者过来，“你长了这满脸胡子，叫我怎么能认出你来？”

侍者来了，莱雷点了一杯橘子水。现在我看着他，便记起他两眼的特点是眼珠与瞳孔一样黑，因此色彩既强烈又不透明。

“你到巴黎多久了？”我问。

“一个月。”

“打算住下去吗？”

“住一阵。”

我问这些问题时，脑子飞快地运转。我留意到他裤腿的翻边已经破了，上衣的两肘部位穿了洞。他显得和我在东方码头上见到的流浪汉一样贫穷。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经济萧条，我猜想是不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他一无所有了。想到这里，我很不好受，可是，我不喜欢旁敲侧击，便直接问他。

“你潦倒了吗？”

“不，我很好。你怎么会这样想？”

“瞧，你看起来好像吃不上一顿饱饭，身上穿的那些东西只能扔到垃圾桶里去。”

“有这么糟糕吗？这我可没想到。其实我一直想给自己买些零碎的东西，却好像总是闲不下来去置办。”

我认为他是不好意思，或者是出于自尊，但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要忍受这种胡说八道。

“别傻了，莱雷。我不是百万富翁，可我并不穷。你要是没钱用，我可以借给你几千法郎，那不会让我破产。”

他大笑起来，说道：“非常感谢你，可我并不缺钱。我的钱花不完。”

“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

“噢，那对我没有影响。我的钱都买了政府公债。不知道那些债券是否已经贬值，我没打听过，只知道山姆大叔仍像老派的体面人一样继续按支票如数付款。其实我在过去几年极少花钱，一定攒了不少。”

“那你是从哪里来的？”

“印度。”

“噢，我听说你到过那里。伊莎贝尔告诉我的。听说她认识你在芝加哥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

“伊莎贝尔？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昨天呀。”

“她不会是在巴黎吧？”

“就在巴黎。她住在埃略特·坦普尔顿的公寓里。”

“太好了！我真想去看她。”

虽然在我们说这些话时，我密切地观察他的眼睛，但只看到一种自然流露出的惊讶和高兴，没有觉察出什么更复杂的感情。

“格雷也在那里呢。他们结婚你知道吧？”

“知道，鲍勃叔叔——尼尔森博士，我的监护人，写信告诉我了，可他在几年前去世了。”

我突然想到，这样一来，他和芝加哥以及那里的朋友之间的仅有的联系就断了，大概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告诉他伊莎贝尔生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和路易莎·布莱德雷去世了，告诉他格雷破产了和埃略特的慷慨相助。

“埃略特也在这里？”

“不在。”

四十年来，埃略特第一次没在巴黎过春天。尽管他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但毕竟是已经七十岁的人了，和这个年纪的人常有的情况一样，有些时候总会感到疲惫和不适。他逐渐地放弃了各种运动，只剩下散步。他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他的医生每星期来看他两次，在两个屁股上轮流打针，皮下注射一种当时流行的针剂。每次吃饭时，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他总要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金盒，从里面取出一片药，如同举行宗教仪式一般，先吸一口气，再把药咽下去。他的医生曾建议他去蒙特卡提尼疗养，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矿泉疗养地。后来他提出去威尼斯找一个在设计上适合他那罗马式教堂的圣洗池。他对巴黎的兴趣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因为觉得巴黎的社交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他不喜欢老年人，如果应邀赴宴时见到的都是和他年纪相仿的人，他就会生气，而年轻人他又觉得乏味。装修他建造的那座教堂现在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兴趣。在这里，他能充分发挥自己根深蒂固的热情去购买艺术品，而且确信这么做是为了上帝的荣光。他已在罗马物色到一座用蜂蜜色石头砌成的早期祭坛，又在佛罗伦萨花了半年时间的讨价还价，买下锡耶尼斯画派的三幅套画，放在祭坛之上。

接着莱雷又问我格雷是否喜欢巴黎。

“恐怕他在这里会有点儿失落感。”

我试图向他解释格雷给我的印象。他听我讲的时候，眼睛盯着我的脸，陷入沉思，那种一动不动的凝视，使我不知为何会觉得他不是用耳朵听我讲话，而是用内在的某种更敏感的听觉器官倾听。这很古怪，而且令人不很舒服。

“不过你会亲眼见到的。”我说。

“是的，我很想见他们。我想我会从电话簿里找到住址。”

“不过，如果你不想把他们吓得灵魂出窍，不想把孩子吓得大哭大叫，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去剪剪头发，把胡子刮掉。”

他笑着说：“我想到了这一点。没必要让我自己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你也得买套新衣。”

“我想我的穿着是有点儿破旧了。离开印度时我发现只剩下身上穿的这套衣服了。”

他望着我身上的服装，问我是谁做的。我告诉了他，但又补充说，此人在伦敦，所以对他没多大用处。我们放下这个问题，他又开始谈到格雷和伊莎贝尔。

“我见他们很多次了，”我说，“他们在一起很快活。我还没机会跟格雷单独交谈，反正我敢说他不会跟我谈伊莎贝尔，但我知道他对伊莎贝尔倾注了全部感情。平静时他的脸色有点儿阴沉，眼光疲惫，但当他望着伊莎贝尔的时候，眼里就有一种非常温柔体贴的神情，有点儿令人感动。我觉得在整个困难时期，伊莎贝尔都像巨石一样站在他身边，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欠了伊莎贝尔多大的恩情。你会发现伊莎贝尔变了。”我没有告诉莱雷，伊莎贝尔变得前所未有的漂亮了。我不确定他是否具有这种洞察力，看得出从前那个高大结实的漂亮女孩，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极为优雅、贤淑而精致的妇人。有些男人认为艺术对女人天性提供的帮助是一种冒犯。“她对格雷很好。她煞费苦心地帮助格雷恢复自信心。”

可是天色渐渐黑下来，我问莱雷愿不愿和我沿着那条大道走一走，并和我共进晚餐。

“不，我想还是不去了，谢谢！”他答道，“我得走了。”

他站起身来，友好地点了点头，走出去上了人行道。